鲁迅的贵族精神与胡适的平民精神——从现代性审视的文学思潮

启蒙主义有平民文化传统和贵族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五四"启蒙主义也有平民精神和贵族精神的分野.鲁迅是贵族精神的代表,而胡适是平民精神的代表.鲁迅突出了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诉求,他注重国民性的批判和灵魂的觉醒.胡适突出了社会平等的精神,他注重平民文化和民主制度的建设."五四"启蒙主义的主流是平民精神,贵族精神弱小,但它们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崎岖的启蒙之路 --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以启蒙作为自身的标志之一,1980年代,一些作家回到了五四启蒙之路。但是,启蒙之路荒芜已久,重新开拓并非易事;启蒙精神丢失已久,重新获得也非易事。在新时期之初,作家在大众面前往往是忏悔者而不是启蒙者。最先的启蒙者来自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历史逼迫一些人成了真正的知识分子。觉醒者面对苦难和蒙昧走上了启蒙之路,自我反省是1980年代启蒙文学的重要特点。文化批判在1980年代中期形成大潮,它是启蒙文学受挫几十年之后的一次复兴。人们做出了一个选择:回归五四。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历史上启蒙运动的夭折;二是现代化呼唤一场更加广泛的启蒙。1990年代以来,启蒙文学受到种种指控,但只要人类历史还没有走到尽头,文学承担启蒙的使命就绝非耻辱。     

启蒙的复调：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思想的三种向度

启蒙是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极其重要的思想指向.它主要有三种向度:一是胡风等"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继续遵循五四和鲁迅文学传统之路进行思想启蒙,这是行进中的思想探险;二是延安诗派等现实主义诗学以毛泽东的《讲话》为精神源头,更多地关注于政治层面,尤其强调对知识分子作家、诗人进行"逆向"思想启蒙,即由启蒙的"主体"转变为"客体",以满足时代发展和政治形势的需要;三是袁可嘉等"九叶"现代主义诗学关注的视点是艺术的审美启蒙,这是"诗言体"艺术自律的文化呈现.这三种不同向度的启蒙构成了多维的思想空间,使40年代的诗学思想显现得更加丰富、厚重和深邃.     

鲁迅国民性批判与当代国民叙事——关于鲁迅经典及其现实意义的一种思考

鲁迅启蒙思想在其小说和杂文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而在更具文学经典性的启蒙主义小说中,指向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国民性批判体现了独树一帜的文化反思.鲁迅小说在五四时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国民性批判,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国民叙事”具有深刻影响.作为当代启蒙文学中反思国民精神的叙事,国民叙事的相关思考与鲁迅小说有颇多相通处.这种历史循环既说明民族精神改变是个漫长过程,也证明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深远意义.     

书写"内心的战斗历史"——论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

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以人性视角、个性立场和批判精神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真实地书写了自我"内心的战斗历史".它赓续"五四"个性传统,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切和对特定文化环境的批判,坚守并张扬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陕北前期丁玲的个性化写作.具有双重的文学史价值:一方面,它与"政治化写作"的并列,维系了其创作最初转型以来所形成的二元并置的基本格局,使丁玲此期创作仍然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另一方面.丁玲以此与其他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一起,共同开启了延安文学的启蒙潮流,共同谱写了延安文学的启蒙篇章.     

西方“他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探询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汲取了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等现代知识分子言说和身体建构的资源,但另一个方面则直接继承了传统"士"的教化者身份资源,借道德思想文化的正当性召唤来寻求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他们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等理解为一种道德精神,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现代知识生产一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对"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蒙"设定,也就主要不是勇敢使用理性的知识论启蒙,而是教化式的道德启蒙,将"致良知"凌驾于理性知识之上.危及中国现代"启蒙"的并非"救亡",而是其内在的"教化"理路.20世纪中国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与西方文化言说者的身份之问的差异,实际上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话语竞争主要是"牧师话语"与"立法者话语"之间的竞争.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自身言说长久地笼罩于西方"话语霸权"的辖制之中.     

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

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之一，鲁迅在五四高潮过后一直处于各种矛盾和冲突之中。他有过彷徨，也曾经游移，但鲁迅的思想无论怎样发展变化，都始终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考察鲁迅在五四之后面对的矛盾和介入的论争，每一次都与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面临的危机有关。从鲁迅走过的路，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艰难，同时也可以看到现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顽强持守。正因为这样，鲁迅才在２０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目中树起了坚不可摧的雕像。他的光辉不属于跻身于庙堂之侧的文人，也不属于走向民间的鼓动家或隐居者，而是属于获得了独立人格并意识到自己的先驱者使命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丁帆"学者随笔"论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随笔,是当代散文创作中一个值得特别予以关注的现象.针对百年来中国历史上诸多的文化症结、悖论现象以及当下学者的"精神休克",丁帆"学者随笔"通过解读中国明清与现代学者的精神世界及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其著其人,呈现了类似"巴金式"的文化焦虑.他以学者自我精神启蒙为理想,以悖论思维为论说考释的方法,在随笔写作中建树了人格审美的核心理念和文化批判精神的基本品格.     

陈西滢：意态从容，“闲话”天下

作为鲁迅的主要论敌之一,陈西滢一直以"反面"形象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应该看到,身为五四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陈西滢以"不主附和"的"独立的"写作,"管闲事"的现实关怀精神,"意态从容"的"闲话"形式,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批评、政治批评、文化批评、文艺批评,表现出鲜明的批判意识,有独到的文学与思想文化价值,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     

“新民”与“立人”:梁启超与鲁迅启蒙思想之比较

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奴性批判的思想与梁启超"新民"和反奴性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把奴性归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进而批判造成奴性之根源的专制主义。但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与批判知识分子鲁迅的启蒙思想又不无分歧:梁启超的"新民"以英国式公民为典范,旨在以中等阶级为基础而陶铸公民;鲁迅的"立人"则以尼采的"超人"式审美乌托邦为理想,旨在以"天才大士"为桢干而达致个性解放的"人国"。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之拥抱民主的启蒙主义相比,无政府个人主义者鲁迅对民主之以多数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和平庸化的批判,则使其启蒙思想具有"反启蒙的启蒙"色彩。梁启超追寻之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性"与鲁迅崇尚之精神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表征着一个现代化改革者与一个现代性批判者、一个启蒙政治家与一个启蒙文人深刻的思想分歧。梁启超之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与鲁迅之浪漫主义的精神启蒙,相映成趣。     

上博简《邦风》"其声善"解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云:《邦风》“其声善”。“其声善”是对宗周“典乐”演礼流程的特征性总结。《邦风》以兴言礼义,以乐奏象礼,歌于君臣燕飨“典乐”,弦于乡人举贤序齿,“文而谲谏”,“广乐成教”,是获得上下认同的有效政治途径,广泛切实地履行宗周“典乐”温柔敦厚的《诗》教使命。     

谁知圣人意,不尽书籍中——苏轼诗歌用典研究

苏轼用典比前人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为灵活多态,能够从典故来源处汲取创作灵感,转换体物视角,借鉴创作经验,进而推陈出新.尤其是在语典使用中,转益多师,取长补短,形成多样化的创作风格.同时,还不断改进和拓展用典方法,既影响到诗歌的修辞,又影响到命意谋篇,为诗歌带来多义性、情节化等特点,体现出“有为而作”、“辞达而已”、“无中生有以追求神似”的诗学主张.     

论王国维对"中国哲学"的建构

王国维"建构‘中国哲学’"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初创"中国哲学"的系统、厘定"中国哲学"的性质、开掘"中国哲学"的价值、谋划"中国哲学"的规范。王国维建构"中国哲学"的工作及所表现出的诸多主张和观点,不仅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对于理解、解决当今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中国有无哲学"、"中国哲学研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如何促进中国哲学发达"等问题,都富有启示意义。     

余华小说中的文革记忆

在某种程度上记忆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余华的童年记忆--文革记忆无疑也深刻地影响着余华的创作,但是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他80年代的作品中,文革记忆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暴力叙述主题的内因;90年代,文革记忆直接进入余华作品中,但对现实政治作了很大程度的过滤。     

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新论－－从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谈开去

在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等语词置于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矛盾中,在作品中反复出现,鲁迅借此赞颂反抗压迫的复仇精神.     

黄药眠的“生活实践”文艺论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黄药眠冲破了前苏联文论的教条化倾向,提出了"生活实践"论的文艺观.他认为美的对象是"从人类生活实践中的立场去显现出来的".每个人的生活实践不同,对统一各个对象的美的判断也就不同.黄药眠在谈到自然美的时候,并不承认有单纯的自然美,认为文学描写自然形象的时候,常常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的是人的境界,人的感觉和理想.民族传统也是客观存在,是美与艺术的第二根源,是使美成为美的深层原因.在注重文艺的客观性同时,他强调"作家个人的具体感受"、作家的"主观世界"、作家的"创作心理",认为时代的和阶级的东西是不能直接宣讲出来的,必须通过作家个人的全部的经验和体验以及全部的智慧才能进行创造.他意识到单一的认识论,即"存在-意识"的二项关系式,不能解决全部文学问题,而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论和价值论对于文学艺术问题更具有阐释力,这是很了不起的见解.     

近代小说叙事中的"有我”与"无我”

王国维论诗有"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之说.在诗歌中,"有我”易于抒情,所谓"以我观物”,带有明显的作者主观色彩;"无我”则纯为写景,所谓"以物观物”,作者不介入,却有利于读者身临其境,实现物我交融.小说亦与此相类.近代小说中"有我”之作品大多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说教色彩浓厚,但艺术感染力稍逊."无我”之作品纯以客观之笔表达作者的创作意识,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谁不"遍指句

“谁不”由一种反问格式渐而演变为一种以非疑问形式表达肯定意思的遍指句 ,跟“谁都”、“谁也”格式有了相同的句式意义。本文就“不”、“都”、“也”的分布及语义特征入手 ,讨论了形成这一相同句式意义的环境条件。     

“学”何以能“乐”——《论语》“学而时习”章解义

《论语·学而》首章三句话,有着内在的意义关联。“有明而乐”、“人不知不愠”,讲的是人的生活和德性修养之事。学所以能“乐”,乃在于这“学”是表现整体生命的“学”,而不单纯以知识技艺为内容。孔子并不否定知识技艺,他对知识技艺的态度,可以用“游于艺”一语来概括。生命要由“道(德、仁)”为人的分化了的现实存有奠基,并起到整合的作用。人通过道德修养的路,才能达到存在的真实。“学”,保持在它的生命整体的意义中,才能是“乐”。     

退溪与奇明彦四端七情之辩及其意义

退溪关于理与气,四端七情,心统性情之说的发展和完善,几乎都是通过与奇明彦的"四端七情之辩"实现的,退溪提出的"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七情气发而理乘之"的理气互发论的命题,开启了朝鲜性理学心性论的争端."四端七情之辩"是李退溪哲学全面走向成熟并形成自己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以四端七情之辩为起点,朝鲜的性理学走上了以心性学为中心的具有朝鲜性理学特点的哲学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