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过度自信水平下的激励机制研究

针对理性的委托人和过度自信的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在考虑道德风险和代理人过度自信水平为其私有信息情况下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最优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为委托人制定契约来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并甄别其过度自信水平.进而分析契约并与过度自信水平为双方共同知识的情形比较.结果表明,当委托人不了解代理人的过度自信水平时,委托人期望收益下降,拥有私有信息的代理人的努力程度降低收益却增加.研究结果体现了信息的价值,对如何设计契约并提高激励效率有重要意义.     

非对称过度自信条件下委托代理模型

针对不同过度自信水平的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缺乏的问题,通过数理推导研究分析了次优和最优情形下委托人和代理人非对称的过度自信水平对努力水平、激励系数的影响,并应用实验研究有效地验证了模型推 导的结论.与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理性时的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当委托人和代理人过度自信水平不同时, 设计最优报酬契约时仍需要向代理人实施激励.研究结果对设计报酬契约、提高激励效率等方面有重要应用价值.     

基于过度自信的股权激励模型

股权激励是众多上市企业建立激励制度的首选模式。传统的股权激励模型依据传统的委托代理模型而来，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中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某些非理性行为和心理因素对模型的影响，导致激励效率低下。过度自信是人们的一种经常性的心理表现，过度自信对委托代理关系的影响等研究已成为目前的热点。本文研究了信息对称和不对称情形下基于过度自信的股权激励合同的设计，通过数理推导分析了过度自信对股权激励合同设计的影响机制，包括对激励系数、努力水平、固定报酬、代理成本、委托人次优期望效用的影响，并对代理人风险中性做了扩展研究，研究结论对设计股权激励契约、提高激励效率、雇佣代理人等方面有重要应用价值。最后，文章指出了对过度自信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代理人过度自信条件下最优激励契约与备货联合决策研究EI北大核心CSCDCSSCI

本文研究了代理人过度自信对委托人最优激励契约设计及最优备货决策的影响,建立了代理人过度自信时的最优激励契约与备货联合决策模型,得到并比较了代理人过度估计和过度精确两类过度自信类型下委托人的最优激励契约与最优订货量决策,并数值验证了相关结论.研究发现:库存耗尽的阈值契约是最优的契约形式,且不同过度自信类型对最优联合决策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与代理人完全理性情况相比,过度精确(过度估计)会导致最优契约的奖励提高(降低)以及最优订货量降低(降低或提高);过度估计可缓解道德风险引起的最优订货量偏高现象,甚至产生比无道德风险情况下更高的利润,而过度精确可能进一步加剧订货量偏离现象.     

过度自信条件下的金融市场委托一代理合同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研究经纪人过度自信条件下的金融市场最优委托一代理合同。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机构和经纪人都是风险中性的条件下，当经纪人的过度自信水平可观测到时，金融机构将提供一个能被过度自信经纪人接受的最优委托一代理合同，该合同随着经纪人过度自信水平的提高而变得越来越廉价，随着经纪人保留预期效用水平的提高而变得越来越昂贵。当经纪人的过度自信水平不可观测到时，如果金融机构认为经纪人过度自信的可能性很大，那么金融机构提供的最优委托-代理合同只能被过度自信经纪人接受；如果金融机构认为经纪人过度自信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金融机构提供的最优委托-代理合同能够同时被理性和过度自信经纪人所接受。     

过度自信条件下的金融市场委托-代理合同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研究经纪人过度自信条件下的金融市场最优委托-代理合同。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机构和经纪人都是风险中性的条件下,当经纪人的过度自信水平可观测到时,金融机构将提供一个能被过度自信经纪人接受的最优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随着经纪人过度自信水平的提高而变得越来越廉价,随着经纪人保留预期效用水平的提高而变得越来越昂贵。当经纪人的过度自信水平不可观测到时,如果金融机构认为经纪人过度自信的可能性很大,那么金融机构提供的最优委托-代理合同只能被过度自信经纪人接受;如果金融机构认为经纪人过度自信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金融机构提供的最优委托-代理合同能够同时被理性和过度自信经纪人所接受。     

异质委托情境下国企过度自信高管激励合同设计

考虑国企高管代理人表现出的过度精确和过高估计两种不同过度自信心理形式，分析了国企高管在异质委托情境下，不同过度自信形式对国有股东和非国有股东纳什均衡合同中最优契约激励系数的影响机理。通过构建包含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和国企高管的三方博弈模型发现：在异质委托情境下，国企高管过度精确的自信行为提高了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经济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而对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社会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没有影响；国企高管过高估计的自信行为提高了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社会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而对纳什均衡合同中促进经济任务努力的最优激励系数没有影响。从国企高管代理人的努力类型来看，过度精确的自信行为降低了自身对经济任务的努力水平，而过高估计的自信行为提高了自身对社会任务的努力水平。在我国当前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该契约理论模型将委托代理参与人扩展到包含国有股东、非国有股东和国企高管三方参与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非理性国企高管对国企双重任务的行为差异，研究结论可对完善国企治理及高管薪酬机制提供新的参考。     

逆向专业化的报偿合同设计

通过委托一代理模型分析当代理人从事两种工作时，代理人的时间分配方案和报偿合同的一些特性．具体地说就是先给定任一报偿合同，分析代理人选择的时间分配方案，接着在考虑代理人反应的情况下，考察委托人合同选择的一些特征．并得出了一些结论。     

基于过度自信的资本市场委托代理关系

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将过度自信行为考虑进激励机制及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设计之中,分别研究了过度自信条件下市场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委托人与经纪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结果表明,市场微观层面上,经纪人的过度自信行为与委托人采取的内、外监督措施均可降低代理成本,两者在解决委托人与经纪人之间的代理问题中是相互替代、而不是相互补充的;市场宏观层面上,被雇佣的过度自信经纪人的人数比例,随其整体对市场自信程度的加大而上升.这两个层面所得结论在实际应用中相辅相成,从不同角度为解决资本市场中的代理问题提供了有益思路.     

基于能力激励的委托代理机制设计

运用委托代理激励理论，构建了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了能力激励对委托代理契约和博弈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实施能力激励可有效提高委托人期望收益，且对个人价值实现系数较高的代理人更加有效；② 委托人承担培训成本时代理人的能力水平提高更多，且委托人可获得更高的期望收益；③ 信息成本与代理人风险规避程度有关，代理人风险规避系数越高信息成本越高。     

委托人价值取向及委托-代理效应

本文设计一个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委托人的价值取向对评价和选择代理人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效应.模型适用于解释当委托人不是产权所有人时出现的一些现象.     

奈特不确定下考虑逆向选择的最优动态契约设计

现实世界中不确定可以分成概率不确定和奈特（Knight）不确定.本文从奈特不确定框架研究连续时间下面临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问题，试图分析低道德水平代理人逆向选择对高道德水平代理人延续价值和动态最优契约执行过程的影响.首先，基于非线性期望理论，利用G-布朗运动刻画契约项目盈利的动力学方程，进而定义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期望效用.其次，用带G-布朗运动驱动的随机微方程刻画了高道德水平代理人和低道德水平代理人价值过程.并且，利用次线性期望下的最优性原理，推导出高道德水平代理人预期效用值函数所满足的哈密尔顿-雅可比-贝尔曼（HJB）方程，在低道德水平代理人逆向选择下给出高道德水平代理人获得的最优报酬，同时得到低道德水平与高道德水平两类代理人最优努力水平的隐式表达式.最后，通过Matlab数值模拟，阐释了奈特不确定对委托人和不同类型代理人的策略影响.模拟分析结果表明，低道德水平代理人的逆向选择将会直接影响高道德水平代理人的契约支付，进而会影响契约有效性；而作为造成低道德水平代理人逆向选择的重要原因，奈特不确定也使得委托代理双方的决策更加谨慎.     

主观绩效评价与客观绩效评价的优化组合

在经典代理模型中，除非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激励和保险难以兼顾，因而Pareto效率一般不能实现.而当委托人的真正目标不能被写入合同（源于不可观或不可验证），需要寻找一个可写入合同的客观目标来替代.然而，如果替代目标关于代理人所付出的努力之反应异于委托人的真正目标，往往给代理人以机会主义行为之机，因而效率低下.为达到Pareto效率，需要引进主观评价机制.给出了主观绩效评价与客观绩效评价的优化组合，并讨论其在建立国有企业企业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方面的应用.     

考虑经纪人投资情绪的委托代理合同研究

从行为金融学角度,提出将经纪人的投资情绪考虑进资本市场的委托代理关系中.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了非理性经纪人的投资决策给委托人带来的影响,得到了此时委托人与经纪人之间的最优委托代理合同.结果表明,经纪人的乐(悲)观投资情绪可以使委托人的代理成本得到补偿,并且委托人对经纪人的最优激励强度随着经纪人乐(悲)观程度的增加而降低.这说明在一定条件下,经纪人的乐(悲)观投资情绪,对委托人具有积极意义.     

基于公平偏好和长期绩效的委托代理问题研究

委托代理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传统研究中往往假设代理人只有短期盈利一个任务目标,且认为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完全理性的,与真实情况不符.本文考虑到我国化工企业的特殊性,在经营责任目标与社会责任目标的背景下,提出代理人还具有环境污染控制任务,建立了代理人多任务下的委托代理模型;然后从考虑企业长期绩效的角度对模型予以了改进;最后将公平偏好理论引入到模型中,使其更具现实意义.研究表明: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最优分享系数与各个任务之间的相关系数联系密切,并且会随着代理人的嫉妒偏好强度及同情偏好强度的增大而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本文的研究可以为解决现实中化工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借鉴.     

基于过度自信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扩展研究

在分析现有文献对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拓展研究局限基础上，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假定代理人不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而是遭遇了过度自信心理偏见的“非理性人”，并通过一定方法把过度自信的心理偏见导入到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基本分析框架中，然后沿用标准的委托——代理分析技术，对改变关键假设后的模型进行处理，从而修正了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框架和一些基本的结论。     

一类多期委托代理关系的模型研究

企业的生产活动是由三大因素组成 :资产、劳动和技术 .本文从企业委托人拥有资产 ,代理人付出劳动 ,技术为中性出发 ,讨论企业的多期委托代理关系 .文中从委托人所拥有企业资产的折损和增添出发 ,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的动态规划模型 ,并对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理性行为和收益特征进行分析 .在分析中可以看出 ,委托人对未来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期望值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基于公平偏好与学习效应的委托代理契约设计

基于公平偏好和学习效应理论,通过改进传统经济学中纯粹自利人假设下的HM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委托代理框架下存在公平偏好及学习效应的最优契约设计.结果表明:公平偏好能够激励代理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学习,而学习效应可以有效提高委托人的期望收益.当代理人具有较高的公平偏好和风险贴现因子时,最优激励契约应增加代理人固定收益比重,降低风险性的收益分享比重;雇佣具有较高初始能力的员工、激励员工加强学习均可提高委托人期望收益;雇佣具有较高公平偏好程度和较低风险规避程度的员工可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该结论为降低代理成本,实施有效的委托激励提供了新的思路.     

考虑共赢的电信业务创新动态激励合同研究

用价值偏好参数修改了委托人(运营商)的目标函数,同时增加了代理人(服务提供商)对机会的选择决策,建立了运营商与服务提供商之间跨阶段的业务创新激励的委托代理模型,并分析了模型的均衡性质.结果表明:1)当价值偏好参数增大时,服务提供商相同阶段下最优生产性努力与机会性努力间的差值,以及不同阶段下最优生产性努力间的差值随之缩小；2)当隐性激励系数增大时,不同阶段下最优分享系数间的差值,以及相同阶段下最优生产性努力与机会性努力间的差值随之拉大,而不同阶段下的最优生产性努力间的差值则缩小.这些结果揭示了共赢对合同参数的影响,机会主义的根除不是运营商实现共赢目标的必要条件.     

分包商利他偏好真的有利吗?——以公共产品技术创新委托研发为例EI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厘清公共产品技术创新委托研发中分包商的利他偏好是否有利于公共部门效益的提升,本文构建单委托人-双代理人模型,讨论随机依赖下分包商利他偏好对最优合同和公共部门期望收益的影响.研究表明:分包商利他偏好与随机依赖具有相同的作用力,都提高了公共部门使用相对绩效合同的优势;分包商利他偏好并不总是有利于公共部门期望收益的提升;公共部门不希望两个分包商具有同等强度的利他偏好,相反希望双方具有非对称的利他偏好,且低能力水平分包商的利他偏好强度越强越好;公共部门可以从双方利他偏好强度差异中获益,但要注意偏好强度与能力水平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