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之我见

鉴于目前我国术语规范工作做得多而术语学理论研究薄弱的现状,提出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的七点建议：即成立全国科技名词委术语学研究会;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争取早日列入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完善支撑条件;扩大文科比例;联络国际和协调国内有关组织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有关条款;目前研究重点应是中国术语学的方法论,并以中医术语为例说明其重要性。我国的术语(即专业名词)规范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诸子就有关于名实的论述,如儒家的“名不正则言不顺”,道家的“无名无为而治”,墨家的“取实予名”,名家的“正形名”等。而我国设立专门机构来规范术语,是20世纪初的事。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大学部下设“科学名词编订馆”,负责科学术语翻译规范工作。1932年,民国政府在教育部下设国立编译馆,迄今台湾仍延续此体制。建国后,1950年政务院下设“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文革”中断。1985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后改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迄今已成立了专科委员会60个,审定并公布了名词63种,基本建成我国科技名词体系,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术语规范工作经验。由此可见,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在术语规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成绩非常显著。但相比之下,我国在术语学理论研究方面显得非常薄弱。这与我国有着丰厚术语资源的实际极不相称,也不能适应当前开展的名词审定,也将不能满足未来的术语规范。随着国力的强盛,我国由科技大国成为科技强国,对我国的术语学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而汉语作为联合国使用的语言之一,汉语术语学的建立,创建有汉语特色的中国术语学,成为继德国—奥地利学派(德语)、俄罗斯学派(俄语)、加拿大—魁北克学派(法语)、捷克—斯洛伐克学派(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之后中国学派(汉语),也是中国术语工作的历史使命。因此,目前提出加强中国术语学学科建设是非常必要的。按照学科建设的要求,审视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建议,供学界讨论。1.成立全国科技名词委术语学研究会全国科技名词委已经成立的二级名词审定委员会是按理、工、农、医、技术科学与交叉学科的不同纵向来设置的,主要任务和功能是审定名词,较少涉及术语学的理论,所以在目前全国科技名词委的组织构架里,为了加强术语学建设,有必要设立横向的二级组织——术语学研究会。术语学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学科发展计划,加强分工合作,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发展。不同学科的术语学专家可以通过这一全国性学术平台,一起研究中国术语学的共性问题,一起探讨其理论、原则、方法等重大的关键性课题,从众多个性经验中归纳总结出一般性的原理。通过召开定期或不定期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促进术语学科的进步。2.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一个学科必须有一支稳定的学术队伍,其队伍的稳定性主要由专门的研究机构来保证。因此,应该倡导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设立术语学研究所或研究室,如全国科技名词委与黑龙江大学拟成立的术语学研究所,就是一个良好开端。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在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初步设想在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设立中医术语研究室,期待这一构想能通过学科论证。要有目的地引导、鼓励综合性大学、研究院所语言专业、科技史与文献专业机构中率先设立术语研究机构。3.争取早日列入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术语学是研究专业概念及其名称的一门学科。从语种分类,有单语术语学、多语术语学。从实用性分类,有理论术语学、应用术语学。当然,还会有不同的其他分类。一般来说,一个学科有其明确的研究对象、独立的学科理论、方法与特征、发展目标,以及一支学科队伍。发展目标是该学科核心理论、前沿领域、尖端技术长期稳定的发展趁势,而且每个学科应有3个以上稳定的研究方向,每一研究方向应有数个系列研究课题来支撑。很显然,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但在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并没有“术语学”。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学科代码,就像一个人没有自己的身份证。国家的科研计划、教育计划,往往依据《学科分类与代码》,给各个学科科研立项和教育招生开立户头,给予人、财、物方面的支持,所以其重要性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学科发展很快,《学科分类与代码》已经不能反映学科的实际情况,几年前制订者就想顺应实际需要进行修订。因此,学界要与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争取在修订《学科分类与代码》时,将术语学列入。术语学由一门应用语言学,演进为一门语言学与专业学科的边缘科学,并发展为一门横跨语言学、逻辑学、本体科学、信息学和专业学科的综合性学科,文、理交叉,应属于一级学科,排在自然科学之后,社会科学之前。虽然,术语学还没有自己单立的户头,但有关的工作并不能等待,而是要抓紧。只有工作做好了,就为将来的列入增加了法码,所谓有为才有位嘛。呼吁列入与抓紧工作,两者并行不悖,可以互动进行。要积极组织向有关部门申请科研课题,获得一定的经费,结合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开展术语学研究,多出成果,并促进成果转化。提倡学界多发表研究论文、多撰写学术著作,扭转目前术语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论文少、专著少的局面。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一个学科要持续良好地发展,必须要有一支梯队合理的专业队伍,有学科带头人、后备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后备骨干、专业人才。就现阶段而言,由于术语学的多学科性质,一般本科生难以胜任其研究、教育工作。因此,术语学人才,要抓研究生培养,要有计划地招收硕士生、博士生,根据研究生不同的知识背景,结合术语学的需要,做好选题,如术语概念演变史、从术语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等。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本科生教育中开设《术语学概论》课程,普及有关常识,给一些初步的熏陶,培养一些爱好者,为招收术语学研究生打下生源基础。4.完善支撑条件如果要建设好一个学科,那么相应的支撑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术语学来说,有关支撑条件建设,包括本学科资料库、本学科的术语规范、供学术交流的杂志、网站等。一般都由实体性机构来承担,来建设。目前术语学科杂志有全国科技名词委主办的《科技术语研究》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主办的《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两种,也建有网站。以后陆续组建的专门术语研究机构,都有责任并且要有计划地完善有关学科发展的支撑条件,为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5.扩大文科比例术语学有多学科的性质,需要文理学科的交叉融合,而目前全国科技名词委下属的二级名词审定委员会中,绝大多数属于理工农医学科,文科只有语言学一种,呈现“一头沉”的现象。显然对于术语学学科建设是不利的,因此,建议继续扩大文科的比例,成立哲学、历史、社会等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使其学科组织构架趋于合理。6.联络、协调、修订全国科技名词委以及以后成立的术语学研究会要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第37技术委员会(简称TC37)及其有关机构的联系。ISO-TC37是国际专门的术语标准化组织,秘书处设在奥地利维也纳,下属的一分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第三工作组秘书处设在加拿大魁北克,第四工作组秘书处设在德国柏林。与它们的联络,有助于及时交流信息,促进我国术语工作的进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有必要成立中国术语学会,将我国术语学研究工作者组织起来,搭建中国术语学交流平台,为创建术语学中国学派而努力。2001年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组织审定。”随着我国特有的学科术语规范工作的开展,如中医药学术语都是我国独有的,不存在译入,相反是译出的问题,可见这一条款显然已经不适合了,有必要进行修订。7.目前研究重点是中国术语学方法论如前所述,我国术语学学科发展目标是创建有汉语特色的中国术语学,成为世界第五大术语学派。这是根据我国汉语特点而提出来的。而这方面以往我国虽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但并没有更多的符合术语学理论的阐述。近一个世纪以来,多数术语尤其是科技术语来自国外,随着科技领先地位的转移,西文(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日文、俄文、英文术语先后传入,我国的科技术语工作主要是如何将外文术语准确地译成汉文术语,积累了丰富的术语规范经验,但对其归纳、总结,进行理论提升,都做得很不够。同时,我国学界对国外四大术语学派的概貌作了介绍,只是点滴的,并不系统、全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系统全面介绍国外的学术与经验,对我国的术语学工作肯定有借鉴意义。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德文、俄文、法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与汉文不同,拼音文字与方块文字不同,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不同,因此外国的东西仅仅是借鉴,而决不能机械地照搬。创建符合汉语特点的中国术语学,不仅是理论问题,而是解决我国当前术语规范工作实际问题的迫切需要。理论再好,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探索研究汉语术语的方法论是目前研究的重点。自1985年以来,全国科技名词委制订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一直是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所遵循的,尽管理论略显简约而方法却具操作性。不过,由于中医术语不同以往大多数学科术语译自国外,自有其特点,而这些特点所带来的问题就对原有的《科学技术名词审定的原则及方法》提出了质疑。中医术语特点约有：①历史性：不仅有字、词、词组构成的术语,而且有短句形式的术语,如肺主气,木克土等,术语以概念为基础被认为是术语学的基本原理,显然这类短句形式的术语自有其所指的概念。②人文性：如三子养亲汤,用苏子、莱菔子、白芥子治疗老年性气喘病,有自然科学的含量,同时此方还隐喻诸孝子侍亲奉老之儒家伦理观,这就有了人文的含量。因此,不能简单地按植物的自然属性,将“三子”规范成为“三籽”,否则将丢掉它的人文属性。③定性描述：如实喘、虚喘,岂能用定量来描述？④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名词来表述：如五行的木、火、土、金、水,如何来定义？⑤中医有的概念表达不完全符合形式逻辑,因而适合于大多数科技名词作内涵性定义的“种加属差”方法,在此就不适用了。譬如,证是中医特有的概念,不同于病、症,以气血两虚证为例,既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而在实际病例描述时,又常常与病名相组合,如滑胎气血两虚证、子眩气血两虚证、产后腹痛气血两虚证,它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多维的,可能辩证逻辑的方法才比较适用。“简明性”是科学名词审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在完成科技部项目《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之后,又得到科技部的支持,目前正开展《中医内妇儿科名词术语规范与审定》工作。众所周知,天文学中木星、土星等的多个卫星,其命名采用组合法,但它不用全称“木星1号卫星”、“土星1号卫星”,而是加以缩略,称“木卫1”、“土卫1”,符合术语的简明性。但我们在中医术语规范过程中,面临了一个问题：组合后的术语字数多,不简明。如上所述,滑胎、子眩、产后腹痛等病均有气血两虚证,采用组合法定名,便有滑胎气血两虚证、子眩气血两虚证、产后腹痛气血两虚证,显然组合后的术语变长了。又如关格(病)有“脾肾亏虚,湿热内蕴”、“脾肾阳虚,寒湿内蕴”、“肾气衰微,邪陷心包”等证,组合后就成了“关格脾肾亏虚湿热内蕴证”、“关格脾肾阳虚寒湿内蕴证”、“关格肾气衰微邪陷心包证”等,这么长的术语,显然使用会不方便,会影响学术交流。因此,必须进一步缩略,使之简明,方便交流。那么汉语术语缩略的原则是什么？方法又是什么？这就需要术语学界提供有关方法论研究成果,以解决当前汉语术语尤其有中国特点的中医术语过长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提出我国术语界目前研究重点应放在中国术语学方法论上的原因。中医术语所具有的古今演变、中西差异、文理交融的特点,为我国术语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我们期待着有志于创建术语中国学派的人士加入到中医术语研究中来。* 朱建平研究员是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王永炎教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中文译名的系统性

英汉医学词典必定会收入大量的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以往出版的英汉医学词典对这些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给出的中文译名缺乏系统性,其主要原因是未能将这些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集中、制定译名模式后统一给出译名。我们尝试编辑倒排程序将词典中所有同词尾医学术语集中在一起,辨别、划分它们分属的学科,并根据具体情况探求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的译名模式,并以此对中文译名进行了修正。实践证明,使用倒排程序是一种简便可行的方法,亦可供其他科技术语词典编纂工作时参考。《中山英汉医学词典》^[1]①。收录了大约12万条医学词汇。在编纂过程中,我们遇到了数量不少的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如何保持这些术语中文译名的系统性,本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的译名需保持系统性英文医学术语,若有相同的词尾,则在同组内互称为“同词尾医学术语”;若同属于某一学科,则又成为“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如表1中的两组英文医学术语：在《中山英汉医学词典》中,这种同学科同词尾术语是很常见的。它们在同一组中,既有共同的特征,又有区别性特征。共同特征是：在形态上都有共同的词尾,在概念上都有共同的描述内容。如在第一组中,共同的词尾是-mania,共同的描述内容是“……狂”;区别性特征是：在形态上都有不同的词首,在概念上都有不同的描述内容。如在第一组中,不同的词首分别是mytho-、nympho-、pyro-,eroto-;不同的描述内容是“谎言”、“男子”、“火”和“色情”。在《中山英汉医学词典》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审视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的中文译名,力求能像以上两组那样,在译名中反映出同组术语的共同性特征和区别性特征,并保持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的译名在整部词典中的系统性(systematism)。有必要为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制定译名模式英文医学术语的译名实际上也是术语,作为中文医学术语,也必须符合术语的系统性这一要求。因为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在形态和概念方面具有共同性特征和区别性特征,所以最好能制定出统一的译名模式,以保持他们的中文译名的系统性。此外,制定了译名模式后,也便于消除一名多义与一义多名的现象。为了确定这个译名模式,我们拟定了以下五个原则：1)判断这些同词尾术语分属的学科。如表2中的96个术语分属于3个学科： phengophobia和pho-tophobia为眼科学术语,chromophobia为组织学术语,其他则属于精神病学术语,即以“-phobia”结尾的医学术语分属于三个语义场,即这96个术语在理论上至少有3个译名模式。2)译名模式最好既要反映出相同词尾术语的共同概念,又要反映出它们的区别性概念。如：对于精神病学中相同词尾术语“...phobia”,我们尝试把译名模式制定为：“恐……症”和“……恐怖”,其中,“恐”和“症”及“恐怖”反映的是共同性概念,而“……”反映的是区别性概念。3)译名模式最好也使译名具有明显的共同性形态和区别性形态。如：对于精神病学中相同词尾术语“...phobia”,我们尝试把译名模式制定为：“恐……症” 和“……恐怖”,其中,“恐”和“症”及“恐怖”是这组术语译名的共同性形态,而“……”是这组术语译名的区别性形态。4)译名模式最好能从相同词尾术语组中已有的某个或某些译名(如已约定俗成的名称、其他权威机构或权威词典给出的名称)中挑选和提炼。如：对于精神病学中的相同词尾术语“...phobia”,我们尝试把译名模式制定为：“恐……症”和“……恐怖”的根据是：类似中文译名已经广为大家所接受。5)译名模式一旦确定,应尽量使用该模式为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给出译名,但也不可“一刀切”,遇到个别英文医学术语难以使用该模式时,也可稍作变化。如phobia(恐怖症),sitophobia(畏食名委,进食恐怖)。然而,要真正做到以上5个原则,就必须将整部词典的同词尾术语集中在一起才能实现。正如黄建华教授^[2]所说：“术语所指的概念内容与某一学科或某一专门领域的整个概念系统相联系,并且受其限定。只有从特定活动领域的概念系统整体出发,才便于考察某个术语的概念内容。”然而遗憾的是,在以往的英汉医学词典编纂过程中,因为工程浩大,人员分工细,各司其职,定稿后也无法由一个人进行全稿通读,也就无法将词典中的同学科同词尾术语集中在一起、统一检查、指定译名模式、保证整部词典中的同学科同词尾术语译名的系统性。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我们尝试使用倒排程序来集中这些同词尾医学术语。使用倒排程序集中同词尾医学术语我们先将《中山英汉医学词典》的所有英文词目和中文译名输入以Visual Foxpro 6.0建立的数据库表单,然后执行以下的程序：set talk offuse Med.dbfdo while .not.eof()x1=trim(TermEng)x2=""l=len(x1)i=1do while i<=lx2=x2+subs(x1,l-i+1,1)i=i+1enddorepl a with x2skipenddo在所得到的倒排表单中,从后往前比较,所有同词尾的词汇都排列到了一起(参见表2),使判断、划分同学科同词尾术语、按译名模式统一修正它们的译名成为可能。检查同学科同词尾英文医学术语译名的系统性由此,我们检查了《中山英汉医学词典》中所有同学科同词尾医学术语译名的系统性,并使用译名模式修正了同组术语的译名。同时与国内两部已出版、并在医学界有较高影响力的英汉医学词典——《英汉医学辞典》和《英汉医学词汇》进行了比较。如表2给出了以“-phobia”作为词尾的96个医学术语在三部英汉医学词典中译名的比较,由于受篇幅局限,这里只挑选其中55个做以分析。若译名系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给出的规范译名,我们则在译名的右上角标注“名委”。对于96个词中的精神病学术语,我们将它们的中文译名模式定为“恐……症”和“……恐怖”两种主体模式,但对于眼科学和组织学术语的译名则不套用这两个模式。结论黄建华^[2]教授指出：“词典的右项(释义)是衡量一部词典编得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也是词典编者最需要‘精耕细作’的一块土地。”我们认为：在双语术语词典编纂中,可以利用数据库程序创建倒排表单,将整本词典中所有同词尾术语集中在一起,有足够的素材(要将同学科同词尾术语一网打尽),才能将同学科同词尾术语的译名模式贯彻始终,才能提高双语术语词典的编纂质量。这一方法将为今后的双语词典编纂起到很好的作用,也可供其他类型词典(尤其是科技术语词典)编纂时参考。①《中山英汉医学词典》是国家211科研项目,由中山大学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合作编写,2002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2003年获得第五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编者     

术语学内部的不同研究方向

编者按：国际术语学界一般认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术语学,到了70年代,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里发表的两篇文章有助于从总体上认识术语学的概貌。需要说明的是,术语学与外部亲缘学科的关系,对不同的术语学派来说,基本上具有普遍性;而术语学内部的研究方向,不同的学派则可能有不同的侧重。这里介绍的情况,较多从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实际出发。如果有人撰文着重介绍其他学派的情况,那将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摘要 术语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主要致力于理论术语学研究和应用术语学研究。理论术语学研究对应用术语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应用术语学研究也不断影响着理论术语学的发展。理论术语学研究包括类型术语学、术语语义学、称名术语学、功能术语学和认知术语学等一系列研究方向;应用术语学研究包括术语词典学、术语标准化和术语数据库等内容。术语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术语、术语系统以及它们形成、创建及使用的规律。术语学首先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让我们对它们的内容分别加以了解：一、理论术语学(theoretical terminology)研究概括地说,理论术语学是研究术语的性质、发展和使用的一般规律的学科。理论术语学研究涉及一系列的相关科学,例如,语言学、词典学、逻辑学、科技情报学、认识论、科学学、符号学等。就俄罗斯术语学派来说,术语学在与上述这些学科密切联系的基础上,大致形成了以下一些主要的研究方向：一般术语学(general terminology science)和个别术语学(specific terminology science),类型术语学(typological terminology science),对比术语学(comparative terminology science),语义术语学(semasiological terminology science),称名术语学(terminological “derivatology”),历史术语学(historical terminology science),术语学史(history of terminology),功能术语学(functional terminology science)和术语学篇章理论(terminological text theory),认知术语学(cognitive terminology science)等等。熟悉词汇学的读者从中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方向与词汇学研究的内部方向大致对应,或者说是基本一致的。这里,因篇幅有限,我们主要向读者介绍一下理论术语学研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研究方向：称名术语学,功能术语学和术语学篇章理论,以及认知术语学。(一)称名术语学术语的研究过程往往是：先出现一个概念,然后给它下定义,最后确定术语。称名术语学就是研究专业概念的称名过程及其形式,以及使这些形式达到最佳化的方法。同时,分析已有的术语的形式有利于找到最有效的构成术语的方法和模式,并能为新术语的创造提供建议。因而,称名术语学研究对整个术语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在称名术语学研究过程中,术语学家们发现,从共时角度研究术语形式结构的传统方法无法充分揭示术语构成的某些方法和模式。因而,必须从历时的角度对术语构成的个别方法加以分析。因此,研究术语系统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非常重要,这使我们能够创造出很多富有生命力的术语。称名术语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术语构成的语义方法：普通词汇的术语化,普通词汇的词义扩展,普通词汇的词义隐喻化,普通词汇的词义转喻引申,普通词汇的词义专业化,系统间词汇单位的借用。2.术语构成的词法手段：术语的后缀构成法,术语的前缀构成,术语的前缀—后缀构成法,转换,术语的语音—词法构成。3.术语构成的句法手段。4.术语构成的词法句法手段：复合词,省略法,缩略法。(二)功能术语学和术语学篇章理论这是两个有着密切联系的研究方向。功能术语学致力于研究职业言语(首先是篇章)中术语的功能。术语是在篇章(包括口头或书面的)中产生的,但却是在术语系统中得以确定的。或者说,术语是出现在阐释理论观念、描述新术语的篇章中,然后在词典、标准分类系统等篇章中得以最后确定。所以,术语的功能研究既与篇章语言学、科技信息理论以及文本综合分析处理等学科领域相关,又涉及到术语进入文本中所发生的不同过程。从话语理论的角度研究术语使术语学家们发现,如果把对术语的研究仅仅限制在语言系统内,那么术语的许多现象,如同义现象、多义现象、术语的形式变异等问题都无法圆满地去解释;而从言语功能角度出发,或者说,通过分析言语作品中术语的使用规律,可以帮助我们真正认识到术语的本质,揭示术语的特性。正是在此基础上,术语学篇章理论应运而生,其研究对象是术语在篇章中的功能：对篇章进行术语分析和对术语进行篇章分析。(三)认知术语学认知术语学是刚刚产生不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主要致力于分析术语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语言和思维的相互作用问题,确切地说,科学语言和科学认识的相互作用问题一直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但同时对认知术语学研究也非常重要。科学认识的普遍过程中,术语的认识功能,术语系统的发展状况以及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在术语学中研究得不够充分。术语的主要认识功能是指对知识的固定、保存和传递,此外还包括术语的启发功能。术语的认识功能是术语的重要特点之一,因为术语主要用来表示概念。科学认识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术语。当我们说,语言是固定、保存知识并把知识代代相传的一种手段时,我们首先指的是术语。在科学认识中,术语的作用是多层面、多维度的。至于涉及到哪些层面和维度,这也正是认知术语学研究的方向所在。现代术语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以逻辑学和语言学为基础,规定理想术语,转向以认识论为基础,描写术语、术语系统的本质以及它们的形式、功能和内部的规律^[1-2]。术语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可以说是逻辑学—语言学阶段。在这一阶段,术语学研究主要采用规范法(规定法)。人们对术语提出了种种规定,种种“要求”,诸如单义性、准确性、系统性、无同义词等等。但后来,术语学家们渐渐发现,仅仅借助语言学与逻辑学的方法研究术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术语学与其他学科,尤其与哲学,特别是认识论,同样具有密切的关系,认识论成为了术语学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于是,术语学家们认识到,术语并不是特殊的词,而只是用于特殊功能的词。此前对术语提出的种种要求,可能会有悖于术语的自然语言属性。由此,术语学研究转向了另一种方法——描写法。术语是在自然语言词汇单位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自然语言词汇单位是术语的基质^[3]。术语的语言基质在篇章的功能中看得最清楚。二、应用术语学(applied terminology)研究应用术语学研究包括术语词典学、术语标准化、术语翻译、术语编辑和术语数据库等内容。其中,术语词典学(terminography)是研究有关术语词典的设计、编纂、使用以及演进的一门学科,主要任务是收集、描写属于某一学科领域或其分支的所有术语,这一工作的最终成果是形成一部将术语全部罗列出来的词典,如：术语词源词典、历史术语词典、频率术语词典、术语新词词典等。在不同语言间的术语协调过程中,还可以编纂术语翻译词典,为术语翻译服务。编纂教学术语词典,用于培训专业人员和进行外语教学。编纂信息术语词典,可以促使科技信息自动化。总之,随着信息系统和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与创立,术语词典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术语词典是术语工作所有基本领域的工具。因此,术语词典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也绝非偶然。术语标准化(standardization of terminology)是术语实践工作最佳化和规范化统一的结果,最终形成规定性的词典,包括规范性词典和非规范性词典。术语编辑(terminological editing)是一个边缘性的领域,涉及应用术语学和编辑学两门学科。建立术语数据库(terminological data banks)是术语实践工作的一个新方向。可以说,术语数据库拥有大量的术语信息及选择、保存和检索这些信息的自动化手段,目前,世界范围内已形成大规模地建立术语数据库的趋势。^[4-5]三、理论术语学和应用术语学的关系前文中已说明,理论术语学是应用术语学的思想源泉。术语学发展总的趋势是将术语研究的纯理论问题与带有实践性质的问题密切结合。在术语学的研究方向中,应用术语学一直处于边缘学科的位置。原因在于,术语学家们认为,应用术语学属于特殊的研究方向,应从术语学研究中分离出来。而在传统的语言学家看来,整个术语学都应被看作是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那么,应用术语学的特点是什么？它与术语学本身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以术语词典学为例,分析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术语词典学和术语学之间的关系很像词典学与词汇学的关系。一方面词典编纂实践会提出大量的带有理论意义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期待后者做出理论上的回答。同样,术语学研究的许多问题是在编写术语词典的过程中产生的,术语学研究提出的理论观点,反过来又直接影响术语词典的编纂。但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术语词典学和术语的整理与统一属于术语学中的应用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它在吸收术语学一般理论观点的同时,在具体实践中,却并不总是紧紧跟随着术语学。^[6-7]应该承认,应用术语学研究和理论术语学研究之间的距离正在逐渐拉大。前者已完全成为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应用术语学完全不受理论术语学的影响,或许应该说,术语学理论对术语实践工作的指导作用,相对来说,是“软性”的,“隐含”的,潜在的,而并非是强制性的,决定性的。     

第五届全国中译外研讨会

为促进我国术语翻译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高翻译工作中的术语规范化与标准化水平,推动术语学、翻译学和词典学等相关学科的建设,“‘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将于2010年10月在江苏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辞书学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南京大学联合主办,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与《中国科技术语》杂志社共同承办。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术语学研究概况

任何科学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前人的努力。俄罗斯术语学的发展也是如此。正是洛特(Д.С.Лотте,1898～1950)、德列津(Э.К.Дрезин,1895～1936？)、维诺库尔(Г.О.Винокур,1896～1947)、列福尔马茨基(А.А.Реформатский,1900～1975)的论著为俄罗斯术语科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洛特、德列津与奥地利学者维斯特(E.Wüster)被并称为“术语学之父”^[1]。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俄罗斯术语学的发展几经波折：50 年代,由于前苏联推行“与洋化作斗争”的国策,一些早已定名且长期使用的外来术语被匆忙编制的术语所取代,造成了术语定名、使用的混乱。国外术语界人士认为这侵犯了著作权,歪曲了术语的创造时间;60年代末,语言学家积极参与术语研究,从而改变了术语工作的纯工程技术研究方向。这一期间人们重新审视术语研究的方向、方法等重大问题;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波及各行各业,术语研究工作也受到影响^[2,3]。尽管如此,俄罗斯术语学在20世纪90年代仍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经过长期量的积累,实现了质的飞跃^[4,5]。在这一量的积累过程中,一些术语学派和研究机构、组织起了很大作用。它们分别是：高尔基(大学)学派 先后由戈洛温(Б.Н.Головин,1916～1984)、科布林(Р.Ю.Кобрин)领导。二人合著的《术语学说的语言学原理》(莫斯科,1987)是苏联教育部批准出版的第一部供高校语文系使用的有关术语学理论的教科书。高尔基(大学)学派以高尔基国立大学为基地。所创办的高校校际文集《术语与词》于20世纪70～80年代发表了大量有关术语和术语系统特点、术语在科学语篇中的功能、不同语言的术语对比研究等方面的文章。沃罗涅日学派 由伊万诺夫(С.З.Иванов)和阿纽什金(Е.А.Анюшкин)领导,以沃罗涅日大学为基地。曾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多期《部门术语》专集,如：《部门术语与词典编纂学》(1984)、《部门术语及其非语言因素的制约性》(1986)、《部门术语及其结构类型描写》(1988)等等。沃罗涅日学派专集主要阐述与部门术语形成使用发展等相关的术语学问题。鄂木斯克术语中心 由特卡切诺娃(Л.Б.Ткаченова)领导,以鄂木斯克工业学院为基地。该中心主要研究术语化过程中非语言因素的制约性问题、术语学的社会语言学特点、科技术语的意识形态化等问题。车里亚宾斯克学派 该学派由什卡托娃(Л.А.Шкатова)领导,研究俄语术语的称名问题,每年举办《日特尼克夫斯基术语研讨会》并发表会议提交论文。全俄分类、术语与标准化及质量信息科研所 该所成立于1965年,是俄罗斯研究科技术语的主要单位,每年定期牵头举办国际科技术语研讨会(今年于6月18日在莫斯科外国语大学召开),为解决术语标准化问题做了大量工作。该所科技论文期刊《科技术语》(创办于1968年,原为月刊,现每年出版两期)自90年代以来拓宽了术语研究的范围,刊发了大量有关术语学的理论问题、术语构筑、新科学和新术语系统形成方面的文章。该所曾与我国有关术语机构进行过合作。前苏联解体后,由于各种原因,合作中断。现正与我国“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筹备合作事宜。术语小组 由苏佩兰斯卡娅(А.В.Суперанская)领导,以俄罗斯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为基地。该小组编写出版了两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术语专著：《一般术语学：理论问题》(莫斯科,1989)、《一般术语学：术语活动》(莫斯科,1993)。这标志着90年代的俄罗斯术语学研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高度,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5]。哈尔科夫词典编纂协会 由杜比钦斯基(В.В.Дубичинский)领导,创建于1992年。该协会的学术研究活动与哈尔科夫工业大学没有任何联系,之所以如此命名只是因为它位于哈尔科夫工业大学院内。该协会成员为来自不同国家的术语学家及词典编纂学家。协会的任务：协调词典学家的工作、组织学术会议、为词典学论文专集《Vocabulum et vocablarium》组稿、出版《LEX》信息简报、为词典学家的研究成果作宣传、发布乌克兰及国外术语活动信息。俄罗斯术语协会 由塔塔里诺夫(В.А.Татаринов)领导,创建于1993年。术语协会的成立是90年代俄罗斯术语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该协会设有专刊《术语学》,每年定期举办一次术语研讨会,会议提交论文在其专刊发表。此外,该协会还协调术语学、术语词典编纂学领域的科学研究,组织专用目的语言的教授工作,与国外术语学家进行联系等。90年代俄罗斯术语研究实现质的飞跃的另一个标志：撰写发表了大量有关术语研究的副博士、博士论文。根据现有资料统计,论文数量超出百部^[5,6],其内容涉猎广泛、研究角度多种多样：部门术语的结构、语义描写,语义句法研究,类型特点;现代标准俄语中的科技新词;篇章中的隐喻术语与术语的功能;术语词汇语义的社会文化成素;术语称名、术语的认知信息本质;科学语言的修辞聚合体研究等等。20世纪90年代具有重要意义的术语学论著为：1)莱奇克(В.М.Лейчик)与别谢基尔斯卡娅(Л.Бесекирская)合著的《术语学：对象方法结构》(1998);2)沃洛季娜(М.Н.Володина)的《术语称名理论》(1997);3)塔塔里诺夫(В.А.Татаринов)的《术语学理论第一卷术语理论：历史与现实》(1996)。这几部理论专著总结了俄罗斯术语学最近30年的研究成果、术语科学的研究方向及方法,指出了术语学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格里尼奥夫(С.В.Гринев)的论著《术语学引论》(1993)和《术语学术语历史系统化词典》(1998)中所阐述的理论思想也具有重要价值。格里尼奥夫认为术语历史系统化词典的编写有助于统一术语并促进术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舍洛夫(С.Д.Шелов)在其专著《术语定义与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1998)中对诸如术语的语言本质、术语定义的类型、术语系统的概念结构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法。有关人士认为,该专著中对术语定义的研究具有现实性,并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词典编纂学研究方面的重大成果当数马尔丘克(Ю.Н.Марчук)编写的《术语编纂学原理》(1992)和杜比钦斯基(В.В.Дубичинский)首次用俄文发表的专著《理论与实践词典学》(1998)。《理论与实践词典学》虽以教科书的形式书就,但具有严谨的理论依据。它将词典编纂工作中积累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系统化并指出词典编纂事业的发展前景。90年代俄罗斯的术语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对术语的静态、平面描写研究转向对术语构成、功能等方面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动态研究^[7]。最引人关注的术语研究的几个方向、方法是：专名学方向 把术语的产生看作特殊类型的称名过程,揭示术语称名的特点,如：表达科学概念的语言手段的专门化;术语构成模式的系统化和分类规律性应与术语所反映的概念的系统性和规律性相符;术语形式结构和语义结构的特点等问题^[8]。认知交际方向 以术语的称名研究为基础,与语言学中的认知交际研究方向密切相关。从认知交际角度研究术语时,术语的产生被看作是与信息处理、统一、储存、提取相联系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被看作是科学语篇的展现过程、科学活动情景中交际行为的更替过程^[9,10]。类型学方向 术语类型学的研究宗旨是：确立术语系统类型的分类法,分析不同术语系统的异同点,揭示术语的共性,制订统一术语的一般原则^[11]。对比研究方向 与术语类型学研究方向紧密相联。从内、外部类型学的角度对比分析术语和术语系统。术语的对比分析研究对翻译专业文献具有很大意义^[12,13]。综上所述,作为一门与语言学、逻辑学、符号学、信息学、一般系统理论及一系列应用科学相关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俄罗斯术语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平。但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如：术语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脱节,懂专业知识的术语专家与从事术语研究的语言学专家之间存在隔阂等^[14]。     

术语学与百科全书的编纂

一、术语学在中国的发展术语学是门综合了信息科学、语言学和逻辑学的专门研究概念的定名、应用及相互交叉的科学。它的创始人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地利学者E.维斯特。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奥地利和加拿大术语学家为它的传播作了很多的工作。1984年奥地利术语学家,E.维斯特的学生H.费尔伯教授到中国介绍了术语学及其应用;1986年加拿大国家翻译署专家A.朗德利教授在北京介绍了术语学在加拿大建设术语数据库的应用。1987年由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组织了我国首届“术语学理论与应用研讨会”。参加者约为160多人。会上ISO/TC37主任、奥地利术语学家C.加林斯基先生系统地讲授了术语学理论与应用。我国科研、生产、教育、标准化及出版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分别介绍了其工作中术语学和标准化工作,并进行了研讨。术语学在中国的传播,使我国标准化工作、科技名词审定工作以及辞书编纂工作更趋于规范。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国科学院和新闻出版署为此做了大量工作。近20年来,我国的一批专家学者为术语学的应用和发展,为术语标准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使得人们更加认识到术语在科学技术的传播、工农业产品和出版物质量中的重要作用。术语是专业领域的词或词组,是学科领域描述相关知识的最基础的信息承载单元。术语是各种知识的基础要素,标准化是信息准确交流的保证。因此,国家制定了有关术语工作,包括术语学理论和方法、术语制定、辞书编纂和信息技术等标准,并根据发展需求,作了多次补充和修订。特别是《确定术语的一般原则和方法》(GB/T10112—88)成为制定国家各个领域和行业标准的术语的基本标准。现在该标准修订为《术语工作的原则和方法》(GB/T10112—1999)。在辞书编纂方面的国家标准从1988年就开始制定,并不断修订。现有的是《辞书编纂的一般原则与方法》(GB/T 19103—2003);《辞书编纂符号》(GB/T 11617—2000);《术语工作 辞书编纂基本术语》(GB/T 15238—2000)。这些国家标准为辞书出版的质量提供了保障。二、术语学与百科全书的编纂中国有悠久的辞书编纂历史。辞书往往作为一种标准书而被使用者和编纂者所广泛承认。百科全书是以条目为主体,概述人类一切门类知识或某一门类全部知识的完备的工具书。它不以提供系统阅读为主要目的,而是作为读者查考和寻检知识时使用的辅助工具。百科全书是作为一种大型工具书,其编纂工作是一项十分庞杂的系统工程。为了使各项编纂工作能有条不紊地进行,也为了保证全书的质量和使用功能,在条目设置、释文编写、图片配制、编排方法、检索方式等方面,都有一套严格的要求,这些就是百科全书编纂体例。并在体例中明确规定了要遵循相关的国家标准和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术语。特别是在条目纂写中,强调了所用术语要标准,概念要具有准确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从1978年到1993年,历时15年,我国首部现代的大型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胜利完成。它有7.9万个条目,66个学科,汇聚了我国2万个专家学者的辛勤劳动,共计74卷,是一项浩瀚的文化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释文内容的科学性、学术性和知识性为国内一流水平。其名词术语得到广泛采用。这些名词术语不但数目多,而且涉及面广。不少条目的术语都附有严格或可直接引用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出版十多年来,已得到社会上的好评,被人们作为查询知识的权威工具书和标准答案。它获得1997年国家图书一等奖。1993年至200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电子资料为基础,根据有关的术语标准、辞书编纂标准和建立术语数据库的国际标准及国家标准建立了我国首例面向概念的综合性百科术语数据库,完成了一期、二期、三期工程,开发了通用辞书编辑平台。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计算机系统设有辅助建库系统和编辑自动化系统。在建库工作中紧紧抓住了标准化这个关键,其术语数据的处理和计算机软件开发均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计算机系统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大型关系型数据库技术,创造性地完成了百科术语数据库的全文检索系统,这是一个体系结构先进、开放型的全文检索系统,综合了包括快速数据库索引、中文切词、区域查询等多项技术。数据标记符合国家和国际有关标准,采用了国际标准置标语言(SGML,XML)进行术语条目的信息编码,有效地解决了百科术语条目的存储和管理问题。它不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提供了编辑自动化的手段,而且为广大用户提供了检索知识的平台。由于该数据库系统开发难度大、技术起点高;在中文辞书编辑自动化方面独具特色作到了编辑出版一体化,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综合大型术语数据库领域属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大百科全书》学科覆盖面很宽,涉及了人类所有知识的门类、学科领域,包括数百万知识点、概念和术语。为了充分利用我社十多年编纂百科全书积累的资源,建立了百科术语数据库。它包括百科全书库、术语库和图片库。其中术语库,是把可进入国家标准术语和一般术语的内容分别进行加工,按照术语学原则和相关国际标准进行制作,每条术语设有中文名称、汉语拼音、英文对应词、定义、学科领域、学科代码、来源、编辑、修订人、日期等10项。现共计有18万条术语,并不断增加。德国康斯坦丁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均使用了该术语库的术语。电子出版物和网上出版物的迅速兴起和普及,使得百科全书也正在由单一文字图片信息的纸介质出版物向纸张、光盘、网络等多介质和文字、声音、图像、动画、影像等多媒体集成发展。跨介质出版物已成为新世纪出版发展的趋势。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已经建立了跨介质制作发布系统和学术著作网络出版系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知识分类体系正在形成。为了满足用户不同层面的需求,有必要在百科全书原有知识框架体系上进一步细分和综合,并开发更强大的标引和检索系统,以适应不同领域和职业的多种需要。为了适应各领域发展所带来的知识信息的迅速膨胀,满足日新月异的信息服务需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已经开始研制知识元数据库管理体系,按照术语学及其相关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建立知识元框架体系和知识元数据库。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辞书编纂的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特别是术语工作、计算机应用、词汇和辞书编纂相互关系更加密切,术语学在辞书编纂方面得到了发展和应用。术语工作——辞书编纂的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也补充了新的内容,并结合汉语特点进行了修订,增加了电子出版物的内容。《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正在编纂中,它继续遵循着术语学和其相关的辞书编纂标准,利用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的计算机编辑自动化平台,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百科全书。     

关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构想

本文突出强调了术语学建设在当前所具有的空前迫切性。只有把术语学当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综合学科来建设,才有可能切实地把这一学科的建设搞起来。加强术语学的理论研究与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而就术语学理论研究联合申报立项可以作为当前工作的突破口。自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与黑龙江大学拟议共建术语学研究所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我国进行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创建与发展中国的术语学理论应该是术语所的中心任务,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也是我们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中心问题。趁着国内各方专家学者齐聚我校之际,我想谈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想法,期望各位与会者能为我们献计献策,以便使术语所的工作能尽快地走上轨道。1.充分认识开展术语学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人们常常用“知识爆炸”这样的说法来描述信息时代知识飞速增长的状况。据说,在当今时代,每隔25年,人类的知识总量就要翻一番。而术语是凝集一门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是承载科学知识的载体。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术语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随着“知识爆炸”的发生,必然也要发生“术语爆炸”。实际上,这种“爆炸”的“冲击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新词的大量涌现就是一个证明。据国外的统计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科技词占新词的80%,进入90年代,则占了90%。其实,在任何语言中科技术语词的数量都要远远超出普通词汇的数量。就这一意义来说,只研究普通词汇而不管专业词汇,可以说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术语与一般普通词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术语不是自发产生的,用一句国外著名学者的话来说,术语是“想出来的”,是人为干预的产物。那么,面对如此庞大的“爆炸物”,拿什么作为理论依据对其进行干预？怎样干预？这是只有专门的术语学才能解决的问题。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系统,都要研究并规范自己的术语,不然,这门学科就很难成立,更难顺利发展。但是,涉及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普遍性理论问题的研究,则只有专门的术语学才能完成。仅就这一点来说,加强术语学的一般理论建设,特别是在当前,就具有极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认识到这一必要性与迫切性,可以增强我们的紧迫感与责任感,更进一步激发我们的工作热情。2.给术语学以准确的学科定位术语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相应的国际组织,为此还确定了学科的正式名称,在英语里,用terminology science来取代此前的terminology。在俄语里,则用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替代терминология。这在术语学发展历史上,应被视为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笔者的印象中,国内学界对术语学的性质与地位还没有明确的、普遍一致的认识。强调术语学学科的综合性、边缘性的多,而明确肯定术语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少。然而,是否承认术语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对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边缘性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难免常常受到冷落,甚至沦为少人问津的冷门。综合性的东西,涉足的人会多些,但往往浅尝辄止,难以深入。因此,仅靠这样的认识和提法无法从根本上推动与促进术语学的发展。把术语学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也是我们组建术语学研究所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是与国际上的通常认识一致的。这样来考虑问题,对术语学的发展,情况会大不一样。作为单独的学科,它应该获得“计划单列”的待遇,须要有人从学科自身的规律与特点以及我们所处的现状出发,积极地通盘考虑并规划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不是消极地听凭其自生自长或由其他学科作为边缘来随意安排。一个学科是否具有独立性,科学学对此是有明确的衡量标准的。按国外学者的说法,这些标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具有相关领域的文献;2)具有相应的培训与研究机构;3)具有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组织;4)固定的常备人员;5)专门的研究对象;6)关于研究对象的实际阐释;7)对该领域内的现象作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8)研究的方法;9)专业的科学语言,等等。如果要把术语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那也不妨沿着这些标准所提供的思路,衡量我们所处的现状,提出有待解决的任务,以推动学科的建设向前发展。这些任务大致可以归结为：理论探讨、人才培养与组织建设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也应该成为术语学研究所规划自己任务的出发点。3.术语学理论建设可分三步走上述的判定学科独立性的标准中,后几项实际上都是与学科的理论建设相关的。可以说,任何学科立足的基石都在于它是否有对该学科研究对象做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如果从20世纪初算起,在我国,有计划、有领导的术语活动,开展已有百余年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术语的定名统一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说到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却只能说是乏善可陈。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当然与术语学本身的性质有关,也与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有关。更多的不说,严格的文理科分家就对术语学人才的脱颖而出极为不利。没有清醒理论指导的实践活动,就很难避免盲目性。加强我国的术语建设,先要加强术语学的理论建设,这已经是势在必行。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可以沿着“引进”、“结合”、“创新”这三个步骤来开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可以先从引进做起。引进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做法。此前曾有人很少量地翻译了几本国外的术语学著作,如加拿大隆多(Rondeau G.)的《术语学概论》,以及其他个别文章等。这也许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想得到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某一学派、某一大家的术语学思想或活动进行综合的介绍、分析、研究。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罗斯当代术语学》就是这样一部书。再进一步,还可以派专人、就专题去特定的国家,进行定向的研修考察。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采取“请进来”的做法,邀请国际上不同学派的有代表性的学者来华讲学。借著名学者来华之机举办学习班或研讨会,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以开阔我们的眼界。总之,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以更大的力度加强国外术语理论的引进工作。这也许是术语学理论建设在目前起步阶段首先要做的工作。“结合”是指国外现有术语学理论与汉语术语实际相结合。这是用国外的术语学理论之“矢”射汉语术语之“的”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消化吸收国外理论、解决汉语术语实际一般性问题的过程。这里我要坦白地承认一点,对于黑龙江大学现阶段能实际参加术语学所工作的人来说,实现这种结合可能比完成引进要难。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相信,黑龙江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的优势会逐步显示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结合,有关方面应该创造必要的条件。比如,要有选择、有步骤地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逐步熟悉有关术语委员会实际定名工作中的丰富经验以及成功案例,让他们参与华语圈内的术语学术活动,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等等。此外,要最终实现这种结合,必须有更多的人,包括外语界、汉语界、社科界、科技界的有志者,做出一些跨学科的、横向发展的努力。当然,我们更期待,随着教改的深入,有更多的、知识结构合理的年轻人能脱颖而出,并投身到术语学研究领域中来。现有的国外术语学理论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哲学,特别是认识论,逻辑学、符号学、信息学、控制论、科学学等多种学科都为术语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理论观点与方法,因此,术语学的基本理论,对各种不同语言中的术语现象都有解释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国外的术语学理论毕竟是在印欧语“基质”上产生的,汉语或者所谓华语圈内的术语,肯定有其特殊性。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结合之后,面对汉语术语的特殊性问题,必须要有创新,才能最终建立起具有特色的中国术语学理论。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任务,但它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目标。4.推广术语教育,培养术语学专门人才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学科建设的根本。说到底,有了人,形成了队伍,才能谈到其他。笔者注意到有关部门已经有“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的想法。这一构想应该得到肯定与支持。它不仅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的重大措施。我们期望,上述想法能早日落实。其实,在国外,在术语研究发达的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急起直追。在高等院校开设的术语课应该是面向文理各专业的共同课。它应该是培养学生基本知识、技能与方法的基础课。它也完全可能成为这样一门课。就其性质而言,这还是属于术语学的推广教育、普及教育。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从提高入手的问题。两者是互相促进、互为依托、并行不悖的。实际做起来,两者各有自己的难点。笔者以为,目前也许应该先从培养高层次人才抓起。就目前国内的情况而言,我们也许还没有术语学科班培养出的人才。既然术语学是一个专门的独立学科,那么,其他学科出身转而从事术语工作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总是很难弥补专业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而术语学又恰恰是一门与多种学科具有密切关系的综合学科,这无疑又增加了由外行转变为内行的难度。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以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带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各级各类人才协调发展。”这一思想也同样适用于术语学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我们的突破口也应该首先选择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培养这样的人才,高等学校责无旁贷。可以选择有条件又有积极性的一所或几所高等院校为依托,由有关方面牵头,联合多方力量,调动并充分利用国内外的一切有利因素,招收培养硕士以至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这样,经过三五年之后,我们就会有真正术语学科班出身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他们应该起到火种的作用,应该成为未来术语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通过他们的努力,术语学科的知识会得到进一步的普及。5.目前要做的几项工作1)确定选题,抓紧立项研究所的中心任务与日常工作就是围绕着课题做研究。术语学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就是开展华语圈内的术语学理论研究。从上面谈到的几点认识出发,我们初步设计出如下几个研究课题：《术语学理论问题研究》——这应该是反映就某些术语学理论问题所进行的更深一步研究成果的论文集,这些问题可能会包括：奥地利术语学派与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对比研究;系统方法在术语学研究中的运用;某些学科如语言学、法学等学科术语的特点;某些著名术语学家术语理论的介绍等。《术语学名篇选读》——这是一部以介绍国外各著名术语学学派有影响的术语学著述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它的主体应该是对原作的准确翻译,同时也要附有对这些著述或重要论点的解释与说明。通过这个选题的研究,可以使一些以外语见长的人更进一步深入到术语领域中来,同时,也可以帮助没有条件直接接触术语学经典著述的人熟悉术语学的理论。这一课题可能是其他相关课题的副产品。《俄国军事术语研究》——这是一部以术语学的一般理论为指导、以一个具体专业的术语为实例,对该学科的术语做出全面理论阐释的著述。它既可以更深入地消化吸收并实际运用术语学的一般理论,同时也是对一个学科术语的产生、发展规律以及现状的揭示。《术语学概论》——这是一部以大学生等一般读者为对象、结合汉语术语实际、较全面阐述术语学理论内容的普及型著作,也可作教材使用。《术语学原理研究》——这是一套结合汉语术语实际从更深的理论高度上阐述术语学基本原理的系列著作。它应该涵盖与多种不同学科的术语学原理,比如《术语的语言学原理》、《术语的符号学原理》,等等。它应该是国内术语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体现。我们恳切地希望各位专家对上述课题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加以论证,并在可能的场合对这些课题的立项给予支持,为这些课题的顺利完成给予具体指导。2)健全机构,网罗人才前面说到的学科成立的标准中,有好几项是与学科的组织建设相关的。比如：要求“具有相应的培训与研究机构”,“具有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具有“固定的常备人员”等。这方面我们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作为国家授权的术语建设的领导机构,担负着涉及全局性的规划、指导与协调等重大任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以全国科技名词委为核心,还应该建立能更广泛地联系并团结有志于术语学研究或从事术语实际工作的群众的学术团体。据笔者了解,目前,除去专门的研究机构之外,高等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与术语工作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某些词典学、词汇学或科技翻译、语料库建设的研讨会上,不时会有人谈及与术语学有关的话题。但他们只能是处于会议主要议题之外,和者甚寡,甚至根本找不到对话者,更不用说找到知音了。围绕某一学科术语的工作会议可能很多,但就一般术语学普遍性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却很少很少,甚至没有。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术语学的发展。应该尽快地建立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为更广泛的研究者提供自由讨论术语问题的场合。     

现代术语学的主要流派

现代术语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在现代术语学形成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术语学的流派。本文简单地介绍国际上现代术语学的4个主要流派,以便大家了解术语学的基本理论。20世纪初,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趋迅速,国际间的科学技术交流日趋活跃,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显得更加重要,出现了国际性的组织来协调术语工作。1906年建立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开始编纂多语种的《国际电工词典》。1936年国际标准化协会(ISA)建立了第37技术委员会,又称术语学委员会。1951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继承了ISA第37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建立了术语学原则和协调委员会,仍称第37技术委员会(ISO/TC37),它的秘书处设在奥地利标准化研究所。该委员会一直在国际范围内协调和组织术语工作。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国际上术语标准化工作的进展。在这个时期,现代术语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初具雏形。奥地利著名科学家维斯特(E.Wüester,1898—1977)对于现代术语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于1931年写成了第一篇关于术语学的论文《在工程技术中(特别是在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Internationale Sprachnormung in der Technik,besonders in der Elektrotechnik),提出了现代术语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阐述了术语系统化的指导思想,为现代术语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术语学的论文,如《术语学的基本概念,系统化的定义词典》(Grundbegriffe der Terminologielehre,Systematisches Definitionsworterbuch,1955),《普通术语学——一门界于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情报学和专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Die 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Ein Grenzgebiet zwischen Sprachwissenschaft,Logik,Ontologie,Informatik und den Sachwissenschaften,1972)等。在他八十高龄时,还写了《普通术语学和术语词典编纂学引论》(Einfuhrung in die 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 und Terminologische Lexikographie,1979)一书。维斯特对于现代术语学有着极大的贡献。现代术语学可以分为四个学派,即德国-奥地利学派、俄罗斯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加拿大-魁北克学派。一、德国-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维斯特、达尔伯格(I.Dahlberg)、魏尔西希(G.Wersig)和费尔伯(H.Felber)。维斯特是现代术语学的奠基人。他在柏林技术大学电气工程系毕业后,于1931年以术语学论文获得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回到他的故乡——奥地利南部的维森堡,经营一个生产木制工具和带钢的工厂。他在这里收集世界各地的术语研究文献,创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术语综合图书馆。1977年维斯特逝世后,这个图书馆由奥地利标准化协会接管,并且从维森堡迁移到维也纳的国际术语信息中心。维斯特在维森堡建立了一个民间的研究所,专门从事术语研究,他还吸收了维也纳的一些术语学研究人员参与这个研究所的工作。这种研究后来又进一步扩展到联邦德国,逐渐形成了术语学中的德国-奥地利学派。维斯特倾其全力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来制定术语学原则的国际标准,当时总共有230页的ISO推荐标准和标准草案,几乎全部出自维斯特之手。维斯特的研究工作涉及面很广,术语、术语标准化、术语索引、术语文献编制、译音和转写、符号理论、分类法、计划语言、词汇学、词典编纂法都是他感兴趣的问题。1972年至1974年,维斯特担任维也纳大学普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系的名誉教授,开设了“术语学理论与术语词典学入门”的课程,这门课的教材后来形成了一本专著,于1979年作为维也纳技术大学文集第八卷出版。德国-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强调概念在术语学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首先要划分概念,然后才能划分概念的名称,概念系统是术语的基础。因此,术语学的研究应该先从概念出发,即先从概念的定义开始,而不是先从词语开始。术语学应该研究概念的本质、概念的产生、概念的特性、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概念系统的结构、概念的描述和定义、概念与事物的关系、概念与名称的关系等等问题。由于概念王国是不依赖于词语王国而独立存在的,必须对概念王国的研究给以特别的注意。2.在语言学方面,术语学的研究一般只限于词汇的范畴,术语的形态变化和句法规则与全民语言是一致的,它们应从全民语言中吸取。3.术语学的方法是共时的方法,它只关心概念体系的现状而不涉及概念体系的发展历史。4.强调术语学与语言学的不同。他们认为,术语学与语言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语言学只对语言进行描写,而术语学不仅要对语言进行描写,而且还要对语言进行规定,目前,ISO国际标准和其他标准化组织编纂的标准化词汇表已达一万份左右,这些标准都对术语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规定;语言学一般不对语言进行评价,而术语学则要对术语中的各种成分进行评价,以便筛选现有的术语并创制新的术语;语言学特别重视对本民族语言的描写,一般并不强调语言的国际化,而术语学则强调要用国际统一的原则和方法来指导各国的术语工作,这种国际性的原则和方法不随着国家的不同或语种的不同而不同;语言学既要重视书面语的研究,也要重视口头语和语音的研究,而术语学则以术语的书面语研究为主,并不强调术语的口头形式。5.定义在术语学研究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为了保证术语定义的一致性,他们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定义方法。6.强调术语学各门科学和各个学科分支中概念系统的原始基础。术语是传递知识、技术和不同语种之间的概念的工具。二、俄罗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洛特(D.S.Lotte)、德雷森(E.K.Drezen)、戈龙文(B.Golovin)、丹尼连科(V.Danilenko)等。20世纪30年代初,俄罗斯学者开始从事术语学的研究,他们把维斯特的著作《工程技术中(特别是电工学中)的国际语言规范》翻译成俄文,建立了技术术语委员会,后来改名为俄罗斯科学院科学技术术语委员会(KNTT),这个委员会负责阐述术语学的基本理论,制定术语结构和概念术语体系的原则,制定术语标准和术语表,汇编收集到的推荐术语,制定使用术语和创造新术语的原则。俄罗斯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术语学研究的对象是属于语言范畴的。解决术语学问题的方法应该从语言学中去寻找,应该在术语学中大量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俄罗斯学派研究术语的方法,一般是先从某一领域的语言单位出发,建立概念体系,而不像德国-奥地利学派那样,概念的划分总是先于名称的划分。2.术语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应该研究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原则和方法。俄罗斯的术语学研究首先要解决俄语和独联体其他各国的语言中出现的问题,例如,术语标准化问题和创造新术语的问题。3.术语学的研究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俄罗斯的高等学校和俄罗斯科学院都十分重视术语问题,大部分俄罗斯的术语学研究人员不是属于某大学,就是属于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直接抓术语工作,他们总是把术语问题当作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委员会第一分委员会的秘书处设在莫斯科,由俄罗斯国家标准委员会的全俄技术情报分类和编码研究所具体负责。在第一分委员会的主持下,起草了《术语学词汇》、《术语命名原则与方法》、《概念与术语的国际统一》等重要的文件和标准,在国际术语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三、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包括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代表人物是哈夫拉奈克(D.Havranek)、霍列茨基(J.Horecky)、克库莱克(K.Kocourek)、鲁登尼(M.Roudny)等。布拉格语言学派是现代结构语言学中的三大流派之一。布拉格语言学派主张从实用的观点来研究语言的规范问题,也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从人类文化、文明和技术交流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规范问题。语言学理论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改善语言的使用状况,促进语言的规范。术语学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受到布拉格语言学派这些观点的强烈影响。捷克斯洛伐克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继承了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传统,强调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术语问题。他们认为,要有意识地推广多数人认可的语言习惯,加强约定俗成的社会影响,消除少数人乃至于个别人使用的不符合多数人习惯的、或者是不精确的、重复累赘的语言现象。2.重视术语的社会交际功能的研究。为了发挥术语的社会功能,他们主张：术语不要与日常使用的词语发生过多的联系,以免产生歧义：从几个同义术语中挑选标准术语时,要选派生能力强的术语：不要过多地干预术语的国际化,吸收外来语可以丰富本民族语言的术语。3.注意术语特性的分析和研究。他们认为研究术语的特点,是正确地创造、翻译、移植术语的前提。捷克斯洛伐克的术语学研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它的形成和发展同保护捷克和斯洛伐克两种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学派实际上是语言学中的布拉格学派在术语学中的代表。四、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隆多(G.Rondeau)。这个学派是现代术语学中后起的学派,20世纪70年代才形成。他们批判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观点,并将其应用于术语工作的实践之中,在建立术语数据库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目前加拿大术语数据库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术语数据库。隆多教授在魁北克的拉维尔大学开设了术语学讲座,并培养术语学的硕士和博士。加拿大-魁北克学派的主要观点是：1.概念是术语的基础,概念单位是术语分类和定义的对象,又是术语命名的出发点,术语工作应该建立在概念层级体系的基础之上。2.术语在本质上是由概念和名称两个方面组成的语言符号,它之所以能作为特定的概念总体的一部分,是由于在概念总体中它同其他的概念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3.术语标准化工作应该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在术语标准化工作中,要注意标准和推荐标准之间的区别。4.术语工作应该同语言规划的政策紧密地联系起来。5.术语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术语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新术语的研究。加拿大-魁北克学派对世界上的术语工作,特别是对于维斯特的工作,进行了批判性的综合。这个学派在国际术语学的研究中一直是十分活跃的。国际标准化组织TC37委员会第二分委员会秘书处设在魁北克法语管理局内,负责研究专业词汇与术语词典的编辑方法,他们组织和起草了《单语种分类词汇的编排》、《分类词汇编辑指南》等重要文件和标准,在国际术语工作中很有影响。* 冯志伟研究员是第四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     

俄国的术语教育*

摘要 本文介绍了俄国开展术语教育的实际状况,特别阐释了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以及术语教育在俄国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回答了术语教育的对象、内容及方式方法等问题,以及这些对我们的启示。一、问题的提出“术语教育”对我国读者来说,也许还是个相当生疏的概念。对一个术语学理论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的国家来说,开展术语教育也确乎无从谈起。好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据2002年第4期《科技术语研究》^[1]报道,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归来之后,提出的6条工作建议中,第1条便是：“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今年恰逢中俄两国国家领导人共同发起的旨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俄罗斯年”。术语学理论研究又是俄罗斯的学术强项。考察一下俄国开展术语教育的状况,对落实上述建议,也许会有助益。二、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进入上世纪70年代,把术语学看做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的认识,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既然如此,术语学一定有它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有对其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做出解释的理论,以及相对固定的研究组织与研究人员,等等。既然术语学称得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这门学问就不会是无心不经意就可以掌握的。对术语学的正确定位应该成为开展术语教育的一个前提与根本出发点。众所周知。为了实行法制,落实“以法治国”,仅仅制定法律条文显然是不够的,对作为行为主体的公民开展普法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开展术语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毫无“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的人,很难指望他们能在专业交流过程中自觉地贯彻遵守有关的术语规范。诚然,不应该完全排除通过专业学习过程获得“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的可能性,但那可能是非自觉的、模糊的、无意识的行为。而自觉的、清醒的、带有理性的“术语意识”与“术语观念”,只有通过术语教育才能获得。完全指望让学习者自悟,那是靠不住的,甚至可以说,那也是术语工作者的失职。如果上述认识是对开展术语教育的一般性理解,那么,对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俄国学者还有出自自家国情的切身体会。俄国的著名术语学学者格里尼奥夫(С.В.Гринев)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特别指出以下方面。首先,这与当前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有关。近四五十年以来,随着某些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某些部门学科的分化,致使术语出现了“失控性的增加与互侵”,以至学者之间的相互理解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术语对获取、积累与传播知识的作用,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其次,对在生产领域内使用的术语,人们越来越要求确定它们的明确界限,这促使全国范围内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工作不断拓展。再次,随着国际间科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对翻译工作的需求,对术语词典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再次,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区域性的、地方性的、行业性的自动信息系统、管理系统、设计系统,以至语言信息保障系统的设计与建造日趋升温,这些浩繁的工程也与术语学密切相关。而信息检索的有效性更与检索关键词的科学性分不开。^[2]总而言之,上述的种种情势都呼唤术语学的理论指导,开展术语教育也成了相当广泛的客观需求。其实,上述这些认识大体上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所处的现状。三、术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在俄国,最早的术语教育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先行者应推坎黛拉吉(Т.Л.Канделаки)。她本是著名语言学家列昂季耶夫(А.А.Леонтьев)的学生,60年代中进入俄国科技名词术语委员会工作,稍后便在莫斯科印刷学院开设了“科技术语原理”专题课。后来,科瓦利克(И.И.Ковалик)在乌克兰的利沃夫大学也讲授了“斯拉夫诸语言中技术术语的语言学问题”。再后,哈尤京(А.Д.Хаютин)在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大学也开设了术语学专题课。其主要内容反映在后来以《术语 术语集合 名称集合》为书名出版的读物中。这是苏联出版的第一部术语学的教学参考书。1970～1974年间,列依齐克(В.М.Лейчик)在莫斯科大学为语文学系的本科生与研究生讲授了术语学课。这是第一次把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开设课程。这个事实本身,也是术语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此后,即从70年代中开始,不仅在一些综合性大学,还包括某些专业学院里,也都开始讲授术语学课程。与此同时,针对各种不同对象的进修班、短训班,也不断地、不定期地举行。术语教育的教学内容是随着教学活动的不断扩大而逐步充实完善的。坎黛拉吉的讲授内容偏重术语的语义与结构,以及术语的整理等。科瓦利克则较多关注与术语紧密相关的概念系统、术语的构词方法,以及术语与普通词汇的对比研究。哈尤京的专题课对术语、术语集合以及名称集合的概念区别、术语的系统性以及术语脱离开系统使用中的问题更感兴趣。由于列依齐克是把术语学视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来讲授,因此,其授课内容较为广泛,从术语的逻辑学、符号学、系统科学到信息学、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从理论术语学到实践术语学的多种活动形式,如术语词典编纂、术语的整理、标准化,以至术语的翻译等问题,也都有涉及。进入八九十年代,术语学的教学内容在格里尼奥夫的《术语学引论》一书中得到反映。本书是以他本人于1978～1989年在莫斯科大学以及1992～1993年在莫斯科师范学院为本科高年级、研究生以及不同进修班讲授术语学的授课内容为基础撰写而成。术语学教学内容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为教学内容的充实与扩展,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内容的细化与专业化。针对学习者的不同需求,以及讲授者的不同研究专长,有的以“术语的语言学方面”为题(如乌克兰的基亚克Т.Р.Кияк),有的以“对比术语学与科技术语翻译”为题(如蔡特金娜Ф.А.Цеткина),也有的专门以“科技信息专业的术语学原理”为视角,还有的以“带有术语成分的外语词汇学”、“拉丁语与医学术语原理”等为讲授内容。^[3]这里特别值得就苏联解体之后的情况单说几句。列依齐克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出版术语学著述的地域相当广泛——从圣彼得堡到东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从秋明到克拉斯诺达尔。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俄国很早就以大学为中心开展普及学科理论与培养年轻干部的工作,其中包括术语学基础理论与部门术语的应用培训。虽然近年来,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一些俄国城市学派的领衔人物的相继去世,使这些学派的活跃程度有所下降,但也有一批新的、年轻又富有激情的术语学工作者涌现。”“作为学科成熟的标志,也出现了一些可作为术语学初学者案头书的著作。”^[4]这段话实际是在说,由于术语教育工作做得好,俄国的术语学研究与实践工作是后继有人的,并且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四、术语教育的对象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划分术语教育对象的人员组成。他们既可能是在校学习某专业的在读生,也可能是完成了专业教育的接受继续教育者。就专业知识背景与职业背景来说,他们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人：一是术语工作者,包括术语理论工作者与术语实践工作者;二是语言学工作者;三是科技信息机构和出版机构的工作者;四是国民经济专业人员及科学文化活动人员。一般说来,大多数术语理论工作者都受过语言学的教育,而术语实践工作者都有相关的专业教育背景。第三类人员又可以区别出文摘工作者与翻译工作者、信息系统语言手段研发者以及不同专业的编辑等。五、术语学的教学内容到目前为止,也许还没有官方正式批准制定的术语学教学大纲之类的文件。但下面介绍的一些具体讲授题目,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当做选择教学内容的参考。因此,这里作为单独一节来加以介绍。据格里尼奥夫的调查,全部讲授内容可以归结成包含56个题目的8个板块。第一板块是引论,涉及的题目有：术语学在现代科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术语学的研究对象;术语工作的科学意义与经济意义;术语学的哲学与科学学方面;术语学的历史;术语学的产生与发展阶段;现代术语学的不同学派及其对术语学理论的贡献。第二板块与类型学及专业词层的研究相关,包括如下题目：术语及其特征;专业词汇单位的类型;术语的性质及对术语的要求;术语工作的类别及其阶段组成;名称单位;术语的类型与选取原则。第三板块主要涉及术语学的逻辑学方面,具体题目有：概念的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划分概念与建立概念分类示意图的原则;定义的类别与建立定义的规则;建立定义的典型错误;术语的系统化与分类。第四板块主要围绕术语的语义学问题,包括的题目是：概念与术语之间的关系;术语的等值与术语的变体;术语的多义与同音异义;统一术语的方法;国际术语的协调。第五板块主要涉及术语学的语言-结构方面,其具体题目有：术语的结构类型;术语的历史研究方法;术语构词的语义方法;术语构词的形态学方法;术语构词的句法学方法;术语构词方法的演进;术语系统的概念与术语模式;名称的模式与整理名称的原则;术语的借用、不同的借用方法以及借用词的同化阶段;整理借用术语与国际术语词的技术方法;省力原则在术语中的贯彻。第六板块主要涉及术语工作的不同方面,其中包括：术语参项描写的原则与评估原则;不同知识领域术语的特点;术语的评审;术语编辑工作;媒体使用术语的特点及自动化信息系统的语言手段研究;教学活动的术语学问题：术语的翻译问题,术语的标准化。第七板块主要关乎几个术语机构的活动;第八板块则涉及术语词典学理论问题,包括：术语词典学的对象与地位;现有专业词典存在的缺点与不足;词典参项概念;词典的结构与组成;词典编纂方法指南;词典的宏观参项;词典的微观参项;词典的比较评价原则;编纂术语词典的计算机方法与系统方法;术语词典工作的自动化与现有的术语库;术语库设计的原则与方法。针对学习者的不同行业与不同知识背景,上述的讲授题目,可以适当地加以调整与选配。对有语言学知识背景的术语学研究者,包括研究生、进修生等,上述56个题目要全选,而对研究某一具体专业术语的研究生,可选53个题目。某一专业的术语研究者与词典编纂者,可选择44或42个对口的题目;信息系统语言手段的研发者可选33个题目;词汇学与词典学研究者可选32个题目;翻译工作者可选29个题目;科技编辑可选28个题目;术语系统审定委员会的成员可选19个题目;教师与教学参考书编者可选18个题目;拉丁语与医学术语教师可选17个题目,等等。为了削减讲授内容,除了可以舍去某些题目外,还可以将有些题目适当归并。六、几点启示在大致了解了俄国的术语学教育的情况之后,我们还可能在如下方面得到一些启示。如果从20世纪30年代初俄罗斯术语学派产生算起,到60年代末术语教育步入高等学校讲堂,即使刨除二战期间的几年时间,术语教育的准备阶段也大约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实际上,这个准备是与术语学研究成果的积累与发展同时进行的。或者,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研究术语学,也就是为开展术语教育做准备,其中包括认识上的准备与内容上的准备。反过来,没有术语学理论研究,开展术语教育就是一句空话。无怪人们说,一门学科正式登上大学讲台,是这门学科发展成熟的一个标志。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在我国开展术语教育,也许应该从重视与加强术语学研究开始。只有等到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开展术语教育才有实际可能。俄国的术语教育的先行者,是一位来自科技术语工作领导机构的语言学学者。这也许并非出于偶然。首先,在俄国,语言学,特别是词汇学,被视为术语学的源出学科。与奥地利-德国术语学派相比,俄罗斯术语学派以语言学介入较深为特点。其次,身居领导机构,便于通观全局,其视野相对开阔。对开展术语教育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也应该有更敏锐、更切实的体会。而来自领导机构的“第一推动力”,产生的效果与拉动作用自然也会更大。当然,随后跟进的人,主要还是来自高等院校的教师。这一过程本身可能反映出开展术语教育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术语学涉及的学科门类广泛,术语的规范使用关乎的行业与人员就更多。开展术语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应该视对象不同,采取“因人而异”的灵活办法。这样做会加强活动的针对性与适用性。但这些灵活的办法,只有在积极的行动过程中,才会逐渐摸索出来。眼下我们要做的,首先是行动起来,迈出第一步。*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度重大项目《国外术语学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740180)中期研究成果。     

发展我国的术语学研究——应在高等学校开设术语学课程

2002年第4期《科技术语研究》发表了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访问欧洲术语机构的专题报道,文章最后提到了代表团对今后中国术语工作的6条建议,其中第一条便是：“注意现代术语学理论与工作方法的教育与普及。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作为一名长期在高等学校工作且初涉术语学研究领域的教育工作者,笔者对这一建议举双手赞成。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非常重要的建议。它完全符合“科教兴国”的方针,同时也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的重大措施。本文提供一些相关情况及个人的认识,以期促进这一建议的早日落实。自古以来,伴随着科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总是要创造出一些用以确定并传达这些思想,首当其冲的是表述概念的专用词汇。从这一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史同时也就是语言的发展史。科学发展历程上的每一个成就与进步,也都要依靠语言,具体说是用词汇单位予以确立、表达、交流和加以巩固。因此,科学语言总是与科学本身同步发展的。古希腊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古希腊人的科学是统一的、不分学科的、“弥漫性”的科学,因此,如恩格斯所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自然科学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弥漫性”的科学才逐渐分离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至此,用来描写科学的专门词语,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术语,才只用于某一学科范围内,为某一确定的学科服务。换句话说,不同的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不易理解和使用该学科的专用语言。到了近代与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分工愈加细密,不同学科、专业间的语言隔膜也随之加深。难怪有人说,学习一门专业就是掌握一套专门的语言符号,即这个专业特有的术语系统。所幸的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一门专门研究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问题及普遍性规律的学科,这就是术语学。它把本体科学、科学史与语言学等“三不管”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当作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果泛泛地用“语言”一词来指称科学语言,显得有些笼统,也有失准确。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布拉格语言小组的功能语言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把某些用于一定专门目的的语言看作是民族语言的一种功能变体,可以把它称作“亚语言”。如果说,语言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些“亚语言”就是较小的子系统,语言系统实际上是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这种“亚语言”与人们的日常语言是有明显区别的,于是一个被称为“专用语言”的概念便出现了。英语国家采用languages for special purposes(LSP)来表达“术语”的概念,偶而也有人简称为special languages。德语国家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出现了Fachsprachen以及Wissenschaftssprachen。晚些时候,法语国家也频频使用Langues de spécialité。俄语则用язык для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целей—ЯСЦ来代表同一概念。最早提出使用科学语言(the language of science)概念的是英国学者瑟沃里(Th.Savory)。上个世纪50年代的科学语言、广告语言、大众传媒语言、技术语言等都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专用语言,其中科学语言受到的关注尤多。专用语言与日常语言是属于自然语言的不同的子系统。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日常语言是第一性的,而专用语言是第二性的;日常语言的使用范围实际上没有限制,而各种专用语言的使用范围却是有限制的;日常语言是自发形成的,而专用语言的形成则有很大的自觉成分;日常语言是完全自然的,而专用语言则有人为的成分,如此等等。但日常语言与专用语言毕竟源出于同一种民族语言,因此,在形态、结构与句法等不同方面,它们又是不断地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相互转化的。术语可以看作是专用语言词汇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术语除了出现在专用语言中,也可能出现在日常交往语言中,但不管出现在哪里,它都作为专用语言的词汇单位行使自己的功能。专用语言的种种特点,使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然而,科学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仅仅具备了研究的对象还不足以建立一门学科。为此,还要有社会的需求,还要有自己的、而不是完全从其他学科借用来的研究方法,以及能够对相关领域的事实或现象作出解释的理论。1969年,在莫斯科大学召开了研讨“术语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地位”的学术会议。在前30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的基础上,会议一致确认：术语学(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大约在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从事术语研究的学者,也产生了同样的认识。1975年,被公认为现代术语学奠基人的维斯特(E.Wüster)在西德的Lebende Sprachen杂志上撰文,论述了术语的实际工作、关于术语的一般学问,以及关于术语的个别学问的差别。1979年,在维斯特去世以后,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包括费尔伯(H.Felber)等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他们把术语科学称作allgemeine Terminologielehre。而在法国和加拿大,也把la terminologie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专业。于是,术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承认。相当长时期以来,英语里一直用terminology来表示“术语学”。但这个英语词本身还表示“某一学科的术语总汇”的意思。这自然会给这一术语的使用带来不便。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便开始使用the terminology science和die Terminologiewissenschaft来表示“术语学”,而俄语里则用термино ведение来取代同样是多义的терминология。20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首先在莫斯科印刷学院、莫斯科大学语文系等院校开设了术语学的基础理论课程。60年代末,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高等院校也陆续开始讲授术语学。应该看到,把术语学纳入大学课程,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授课是这门学科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同时,它反过来对于巩固与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有极大的推进作用。进入90年代,在美国、瑞士、丹麦、加拿大、德国、波兰等国,术语学已成为培训翻译人员、标准化工作人员、词典工作者的必修课。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前苏联先后出版了《术语·术语总汇·名称》(Tермин.mерминология.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А.Хаютин,1972)、《术语学说的语言学原理》(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учения о терминах—Б.Головин,Р.Кобрин,1987)、《术语学引论》(Введение в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С.Гринев,1993)等多部主要用作教材的专著。而在加拿大,也有隆多的《术语学概论》(Introduction á La Terminologie—G.Roudeau,1981)问世。后来,国际术语信息中心又把费尔伯等人的其他著述作为教材推荐出版。英国也出版了皮切特与德拉斯考合著的《术语学引论》(Teminology：an Introduction—H.Picht,J.Draskau,1985)。在荷兰与波兰也有相应的术语学教科书问世。进入90年代,几部综观术语学发展历史的论著以及在术语发展史上有过较大影响的文章结集出版,其中有《俄苏术语学史》(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mермuоведения—В.Татаринов,1995)和奥地利的《术语学著述选粹》(Ausgewhlte Texte zur Terminologie—Hg.C.Laurén,H.Picht,1993)。这可以视为术语学走向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在奥地利还出版了专门介绍俄国术语学的专著以及相关的文集。从以上所述关于术语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其实,在高校创办术语学课程的事,一些发达国家几十年前就已经做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急起直追。国外学者中有人把孔子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话用作自己的术语学专著的篇首语。看来,在我国古代先哲博大深邃的思想宝库中也曾闪现过现代术语学的思想萌芽。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国人更深切体会到建立术语系统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的术语工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但综观我们的术语工作,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术语学理论研究大大滞后于术语的规范统一等应用性的实际工作,而理论的滞后不可避免地会给实际工作带来许多盲目性。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与术语学科的综合性、多学科交叉性不无关系。术语学不仅与语言学、逻辑学、哲学、控制论、系统方法论密不可分,同时,又离不开具体的专业门类。国外著名的术语学家早就不约而同地指出,术语学应是语言学工作者与科学工作者相互携手、齐心协力、共同开发的领域。《现代术语学引论》(冯志伟,1997,语文出版社)的作者即是从自然科学领域跨入术语学领域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该书也具有很强的、阐述汉语术语特征的中国特色。2000年,由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中心提出的《俄国术语学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已被列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第二批重大项目。目前,这一课题即将完成,这可以看作是语言学工作者向术语学领域迈进所作的一个可贵努力。他们的优势在于,具有坚实的外语基础与语言学功底,具有较为丰富的词典编纂经验,再加上有同样以语言学介入较深为特色的俄国术语研究的成果为依托,可能会给他们许多“偏得”。笔者注意到,本文开头所引用的专题报道中的表述是“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课程。”这可能意味着,即使产生了开设课程这一想法,还要经过论证、计划、筹备、协调等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我们期待这一切能早日付诸实施,并乐于为此尽一分绵薄之力。     

建设工程社会学学科体系探析

近些年来,随着建设工程领域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中引发的很多社会问题也引起广泛关注,这些问题单靠过去的建设工程学科难以解释和解决,必须引进社会学的广阔纵深视角。本文运用社会学视角和理论对建设工程进行了分析,开创性地提出了建设工程社会域这一概念,并对其内涵和特征进行了探索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勾勒出建设工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并概述了建设工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亟需进行建设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     

大型术语部件库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在大规模术语部件库的建设中,获得了10万条术语部件,对建设中使用的技术予以介绍。进行了术语部件库的统计分析,总结了术语部件库的建设经验与问题,提出了进一步解决的方法。     

美国科学研究信念的历时性考察——一种语境论的分析

本文将美国的科学研究信念视为社会地、历史地建构的产物。这种建构过程依次经过了一元主导、二元对峙、三元纷争到多元综合平衡发展这样四个时期。美国科学研究信念的建构既受到了科学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了非科学因素的影响。事实上,美国科学研究信念的建构与美国人对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关系的认识状况息息相关。     

面向翻译的船海核相关专业汉英俄术语库建设研究

文章基于术语学理论,对面向翻译的船海核相关专业汉英俄术语库的构建提出初步构想,并分析建库的可行性和适用性,拟构建一个船海核相关专业动态的汉英俄对照术语知识库。文中主要阐述术语库建设的理论原则、术语库的数据来源和知识结构,术语库建设流程及更新和维护。术语库建设需要学科专家、术语工作者、语言工作者通力合作,共同完成。希望构建的术语库能够资源共享,为学科发展奠定科学严密的基础,为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专业的语言信息服务。     

杭州湾跨海大桥:大型工程集成创新的一个案例分析

集成创新是自主创新的重要形式,在复杂的大型工程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本文以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为例,分析了集成创新在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材料中的具体应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集成创新要以问题为导向、要从工程实际出发、要重在系统整体优化的方法论启示。     

从康德的理性观看计算机时空的构建--从计算机的角度来看时间与空间

康德哲学对计算机意义重大。他提出数学是理性的构成形式之一，可以先于经验存在，这成为计算机系统构成的基本原则。他提出时空是主观的，也在计算机时空的构建中得到证实。而网络空间具有文化约定的意义。已不再具有原来物理空间的意义。     

技术的社会建构之法律向度

广义的技术社会建构论主张技术建构于社会。作为异质性社会因素之一的法律,在技术或技术活动的社会建构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技术生产、技术使用、技术转移是技术活动法律建构的三重路径。总体的强制性、历时的演化性、结构的差异性,是技术活动的法律建构的基本特征。     

谈中国术语学的理论建设

本文论述了中国术语学建设的灵魂是理论，而理论建设需要的途径有四条：继承，借鉴，移植、升华。     

我国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建设进展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带动下,先后启动了一批科学仪器共用共享平台的建设项目工作,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取得一定的成效.本文总结分析了目前在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开放共享建设中取得的主要成果,并就进一步提升我国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建设水平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     

科技社团的核心竞争力及其研究途径

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对环境变化认识的缺乏,以及对竞争的认识误区,导致不少科技社团忽视了对核心竞争力战略思考和培育建设。以核心竞争力为切入点展开对科技社团研究,是科技社团能力建设的需要,也是适应社会转型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需要。对于科技社团的核心竞争力可以采用在一定理论前提下应用马克思所总结的两条道路的研究途径,自上而下演绎推理和自下而上归纳分析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