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后中国农村贫困的类型、表现与应对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当前脱贫攻坚战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标准属于与基本需求相联系的绝对贫困标准。2020年后的中国贫困总体上表现为相对贫困,即收入显著低于社会平均收入与中位数收入的低收入贫困,但也有其他表现形式的贫困:如以“困”为显著特征的特殊群体贫困、刚性支出或不合理支出过量的支出性贫困、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的城乡流动性贫困、受风险冲击产生的暂时性贫困,以及区域不平衡的发展型贫困等。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贫困的产生既有发展不充分的原因,亦有发展不平衡的症结,甚至兼而有之。基于此,反贫困的公共政策应遵循加强能力建设、发展社会市场经济、完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护等路径,从而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基础福利覆盖、发展条件和环境、就业机会、风险防范和兜底保障等。     

列宁对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及其当代启示

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对贫困落后的苏维埃俄国进行了认清基本国情、提高工人地位以及发展社会生产力三个方面的实践活动，从而使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得以巩固。结合中国共产党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将列宁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经验运用到消除贫困工作中，揭示出坚持党的领导是消除贫困的内在要求，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可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在区分和解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关键问题上，不仅可以彻底消除贫困，而且还可以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反贫困三阶段论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都不能回避的话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反贫困任务尤为艰巨。概括起来，中国的反贫困政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反贫困行动；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反贫困“双轨制”模式的形成阶段；伴随着和谐社会的提出与构建，中国政府的反贫困已进入城乡反贫困模式并轨的新阶段。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的历史路径分析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解决了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这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反贫困政策是密不可分的。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的历史路径在纵向演进上，经历了以社会制度变革解决压迫性贫困——以土地制度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广义性减贫实践解决极端性贫困——以益贫性增长、扶贫开发和社会保障的三轮驱动式减贫——以精准扶贫解决个别分散性贫困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四个阶段相互衔接，通过不同的农村减贫机制共同谱写了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故事。以史为鉴，对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村绝对贫困历史路径的分析，能够更进一步推动中国农村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论城市偏向与农村贫困

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大多是城市偏向的。这种城市偏向政策导致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使城乡之间在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上分化，结果这些发展中国家形成二元经济。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政府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和一系列城市偏向的政策，其结果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在经济改革时期，中国传统的价格剪刀差趋于缩小，但新的城市偏向政策仍不断出现，城乡差距自1984年后重新扩大。在21世纪，中国要缩小城乡差距，战胜农村贫困，有必要转蛮反贫困的战略思维，废除城市偏向政策，赋予农民权利。     

社会贫困趋势与反贫困战略走向

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相对贫困凸显,是当前我国社会贫困的一个显著特征。资源禀赋、市场竞争和制度设计诸因素,促成社会贫富分化,并使社会贫困呈现阶层固化和代际传递趋势。政府需要适时调整反贫困战略,重新审视扶贫主体、扶贫对象、扶贫方式、扶贫重点,并作出富有实效的反贫困制度安排。     

构建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社会工作的实践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后脱贫时代,如何解决相对贫困,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文章重点对2015年至2020年的文献进行梳理,以实践取向来分析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反贫困工作的学术进展、共识与实践模式.在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贫困区域特征、返贫风险及主要贫困群体等问题依然存在并发生新变化.社会工作能够回应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性、新转向并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社会工作回应相对贫困问题并且已经探索出一套反贫困的工作流程、实施路径和实践模式.社会工作实践的社区发展模式、金融社会工作模式、社会服务与社会救助模式为未来的反贫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将社会工作纳入反贫困长效机制,并就社会工作专业主体地位、反贫困工作精细化分类等提出建议.     

贫困与反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贫困与反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体系。实施反贫困战略 ,首先应明析贫困的涵义、程度划分和成因类型。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已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但反贫困的行动十分艰难。中国反贫困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依然任重道远。广西的贫困问题在全国较为典型、严重 ,在基本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后 ,巩固成果和继续攻坚都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多维度视角下社会组织的农村反贫困效应

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反贫困是现代社会通用模式。基于2017年度全国低收入家庭调查微观数据,运用Logistic和Probit回归模型,从服务可及性、主观贫困、未来生活信心三个维度对社会组织的农村反贫困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反贫困工作过程中存在社会服务种类少和社会服务可及性低的“双低困局”,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社会服务可及性顺次降低的区域非均衡发展问题,其反贫困效应受到严重制约。实际上,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不仅能够显著降低农村贫困人口主观贫困,而且能够直接或通过主观贫困的中介作用间接地提高其未来生活信心。社会服务反贫困效应显著,凸显其作用的关键性。然而,残障康复、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不同类型社会服务的反贫困效应不同,凸显其影响的类型性。同时,社会服务对不同家庭类型贫困人口主观贫困和未来生活信心的影响效应也不尽相同,凸显其效应的家庭结构性。所以,必须根据社会服务的类型属性及家庭特征,采取相应对策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反贫困工作可持续发展。     

论城市偏向与农村贫困

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大多是城市偏向的。这种城市偏向政策导致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使城乡之间在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上分化,结果这些发展中国家形成二元经济。中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政府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和一系列城市偏向的政策,其结果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在经济改革时期,中国传统的价格剪刀差趋于缩小,但新的城市偏向政策仍不断出现,城乡差距自1984年后重新扩大。在 21 世纪,中国要缩小城乡差距,战胜农村贫困,有必要转变反贫困的战略思维,废除城市偏向政策,赋予农民权利。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相对贫困是我国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数据,发现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具有经济结构性、政策负外部性、社会权利性、社会时间性和社会心理性等五个维度。相对贫困的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要求国家建构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着力构建益贫式经济增长体系、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多元化贫困治理体系、理性化心理认知体系,针对性地破除相对贫困的多维相对性,使相对贫困治理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     

自由发展思想下的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数量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城市贫困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依据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思想，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成员的自由，应从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衡量贫困，贫困的根源是缺乏能力与机会。因此，要想解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不仅要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受助者的能力，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构建公平的社会环境。     

农户防范返贫:应该更关注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

基于部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利用多维返贫测算方法识别返贫农户,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农户防范返贫中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防范农户多维返贫的重要因素,但从返贫效应的视角看,人力资本防范返贫的影响更大,是巩固拓展农村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资本。(2)机制分析中,人力资本能发挥迁移效应,通过劳动力流动的部分中介作用防范农户返贫,而社会资本能发挥信息获取和抵押品效应,通过创业的部分中介作用防范农户返贫。(3)人力资本降低了农户在收入、医疗、生活维度的返贫发生概率,社会资本则降低了收入、医疗维度的返贫发生概率。(4)两类资本的防范返贫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人力资本显著降低东部和西部农户返贫发生概率,而社会资本显著降低了东部和中部农户返贫发生概率。     

场域视阈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分析——基于闽西地区SM村的个案调查

基于对12名农村老年人的访谈,以场域理论为分析视阈,以文化惯习约束与社会场域型塑相融合的研究路径来深化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现象的认识：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型塑因素;农村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是农村老年贫困的次生性建构因素。二者相互依存交互影响,将农村老年贫困的型塑与建构融合于农村老年生活的实践。要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需要破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养老惯习,建构改善农村老年贫困的生活场域,强化突破农村老年贫困的社会实践。     

相对贫困的内涵、测度及其治理对策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全球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长期存在,如何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全面审视相对贫困的内涵和测度,从制度、资本和文化等方面讨论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分析解决相对贫困的关键环节,提出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强教育体制改革,以此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制度保障、基础支撑和智力支持。     

中国城镇贫困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利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和谐稳定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贫困的主要经济社会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基于本文设定的城镇贫困线,现阶段中国城镇贫困的调查发生率已经达到2位数的水平,城镇贫困住户在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源、社会结构地位和社会资本占有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排斥。最后,通过回归分析,对有关贫困成因的几个假设做了检验,其结果特别表明,基于市场化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而有助于减少贫困这一理论的“市场化假设”不能得到调查结果的支持。     

社会保障支出的多维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家庭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在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据此,应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以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精准识别农户多维贫困以准确把握农户贫困状况,调整优化农户消费习惯以优化农户家庭消费结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的政策目标。     

社会资本视域下农村大病患者内源防贫能力建设

利用 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形式社会资本对农村大病患者内源防贫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及其具体形式对农村大病患者内源防贫能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社会资本可通过改善农村大病患者的健康状况提升其内源防贫能力,但该中介效应相对较弱。在农村大病患者内源防贫能力建设过程中,可通过优化社会互动环境、提高社会活动质量等手段培育社会资本,以直接或间接发挥促进作用。     

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核心能力及其培育策略

反贫困既是专业社会工作历史上关注的焦点,更是当代社会工作服务的重点。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程中,专业社会工作者不仅更新了扶贫的价值理念和服务模式,更促进了扶贫社会政策和人才队伍的建设。但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反贫困社会工作者的本土化创新、多元化协调、制度化保障、专业化和理论化水平还有待完善,而其中的关键问题是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不足。因此,需要以“价值—知识—技术”三位一体的能力框架为基础,从共同富裕、城乡平等、内源发展的价值理念层面,社会政策、生计发展、服务管理的知识层面,精准识别、跨界融合、统筹整合、评估跟进的实务技术层面构建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体系,并通过专业教育、继续教育、实务拓展和政策引导来培养、提升、拓展和巩固其核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