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日美同盟的影响

金融危机冲击日美同盟传统的成本分担结构,侵蚀调整中的驻日美军重组计划的财政基础,从而对广泛意义上的日美同盟调整构成冲击。日美同盟战略目标的扩张,需要国内民众及相应财力物力支撑。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日美同盟目标的多元化受到同盟资源有限化的制约。从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局部矛盾恶化,在此情况下,日美同盟将继续沿着固有的同盟轨迹前行。从长期来看,全球化金融危机促使合作性机制的构建,从而有利于化解日美同盟的对抗性。     

金融危机对日美同盟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金融危机冲击日美同盟传统的成本分担结构,侵蚀调整中的驻日美军重组计划的财政基础,从而对广泛意义上的日美同盟调整构成冲击。日美同盟战略目标的扩张,需要国内民众及相应财力物力支撑。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日美同盟目标的多元化受到同盟资源有限化的制约。从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局部矛盾恶化,在此情况下,日美同盟将继续沿着固有的同盟轨迹前行。从长期来看,全球化金融危机促使合作性机制的构建,从而有利于化解日美同盟的对抗性。     

三维棱镜下的日美同盟

冷战结束后,以日美同盟为代表的当代同盟历经了再定义和不断调整,展现出一系列新内涵、新特点.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三维棱镜,全面透視曰美军事同盟"再定义"、运作和调整等微观特征,以求提升同盟理论研究的层次,拓展理论研究的方法.     

日英同盟与"再定义"后的日美同盟比较

由于地缘因素的限制,自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即使在国力上升时期也对外结盟的政策定式.日本奉行"与强者为伍"的原则,先后同英、美两个全球主导国结盟,打压其他竞争对手,最终使自己成为了地区性大国.然而,日本在结盟过程中带有较强的自利性,与盟友的矛盾也不断增加,再加上地区力量的多元化,不断"再定义"下的日美同盟很可能重蹈日英同盟走向消亡的覆辙.     

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生成与破灭,并在其后开始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低迷。以经济实力减弱为代表,日本的国家综合实力也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同样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之下,近30年来日本的发展与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的发展相比成效截然不同。日美经济摩擦在80年代就已经趋于激烈化,反映了国家间利益的争夺。这是日本衰落的起因和重要的长期影响因素。新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表明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实力的减弱预示着“美国治下的和平”将终结。近年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加速了世界大变局的进程并加剧了其深刻程度,同时进一步证实了日美同盟与世界发展格局变化的不相适应。日本国内外发展情况表明,日本的未来发展战略面临重大的挑战,增强战略能力和进行战略选择至关重要。     

冷战后日美同盟合作强化的学理分析——兼论中日美关系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强化。得以强化的日美同盟,显示出了新的特征,其原因涉及谋求同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与同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同盟国相互约束的强化、同盟参与国际和国内需求的强化以及同盟过去的收益产生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等。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日美同盟的强化是中国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问题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论代偿机制与复合同盟的维系——基于对美日同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美日同盟何以长期维系是联盟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亚太地区秩序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主流联盟理论尚未深入探讨的“复合同盟”概念是基于正式条约合作的政治经济同盟,主要特征体现为安全合作具有最高决定性,经济合作具有战略性,二者共同寻求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具有进攻性与排他性,且文化合作对同盟的维系具有放大效应。复合同盟的维系可以被划分为同盟解体、同盟弱化、同盟维持与同盟强化四大形态。基于联盟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以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探究美日同盟长达70余年的演化发现,促成美日复合同盟长期维系的是经济—安全“代偿机制”,其完整的驱动逻辑是体系压力(前置变量)、代偿机制(核心变量)、国内政治(中介变量)、复合同盟的维系(因变量)。近年来美日复合同盟趋向失衡的双向代偿在美日两国国内、区域乃至体系层面产生了愈发显著的负面效应。而在体系变迁、国内政治不稳定的前景下,若代偿机制持续严重失衡,美日同盟可能出现不可逆的同盟弱化。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重战略指向

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同盟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走向衰亡,相反却日益巩固.这一战略态势的形成,主要是美国基于同盟内外状况深思熟虑、运筹帷幄的结果.控制日本“异动”的战略需要,孕育了美日同盟日益巩固的内部动力;而遏制朝鲜“威胁”和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诉求,则构成了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外部推力.在这三重同盟战略目标的导引下,美国对美日同盟的角色定位和功能指向进行了深入调整,使它逐渐适应了冷战后的新现实.     

"九一一"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差异性

“九一一”事件以来,日美同盟与美韩同盟出现较大差异性。对美军全球部署调整中两同盟的军事功能进行比较可见:在美国亚太战略中,日美同盟地位中心化、美韩同盟地位边缘化;对两同盟在应对“朝鲜威胁”中的行为进行比较可见:在地区安全难题中,日美同盟手段军事化,美韩同盟手段政治化;对两同盟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态势进行比较可知:在大国政治博弈中,日美同盟紧密化,美韩同盟离心化。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宏观审慎监管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金融体系长期存在的巨大监管漏洞得以充分暴露,＂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日益强烈的呼声,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本文从监管工具、机构设置、政策协调等角度,介绍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最新研究进展,并在反思中国监管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政策建议。     

日美金融危机成因探析

本文基于金融功能论的视角,对比分析了日本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了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在非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影响下,银行作为经济体融资的中介身份正在缩水,从而增加了近几十年的系统风险.金融体系的运转是在由公共机构创立并维护的宏观经济、监管及政治框架下运作的,而这个框架的严重缺陷引发了危机.为避免危机的爆发,必须增强银行与金融市场的互补关系,增强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使用的灵活性,同时要确立按照风险分配资源,以风险为本的监管制度.     

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贸易波动的“构成效应”和“共振效应”

次贷危机中全球贸易出现了突然、剧烈和协同式的波动。本文旨在从＂构成效应＂和＂共振效应＂两个层面剖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本文认为,贸易和整个经济的结构差异以及全球生产链的形成是造成全球贸易震荡的深层次原因。     

论新世纪中美日三边关系

当前中美日利益交汇点不断扩大 ,推动三国更多进行合作。但三边关系仍处于调整之中 ,呈现出既依存又竞争、既协调又制约、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状况。中美日实力的消长、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将决定三边关系的互动模式。从长远来说 ,中美日有必要建立平衡稳定、合作共赢的三边关系。三国应该用“共赢”的观念来发展相互关系和处理面临的问题 ,而不应该把其中一方看作“威胁”。中美日应建立三边安全合作和增加信任机制。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稳定与建立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进展 ,可以相互促进。     

试论德奥同盟

1879年10月建立的德奥同盟是在德俄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德国为了维护普法战争结束后对自己有利的欧洲格局而与奥地利签订的双边条约.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德皇威廉二世开始推行"世界政策",这一条约的本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把1879年的德奥同盟说成是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的外交工具是不确切的.     

中国与美国、日本经济增长对比分析

文章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状况为目的,在对比分析中、美、日三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状况中,发现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以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促进其实现短期内GDP总量的快速增长,然而囿于劳动密集偏向的经济结构,中国的人均GDP占有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结合索洛模型,研究发现由于经济要素的差异,在短期内中国不会向美国趋同;同时,长期经济增长依赖于技术进步,中国应当从加大教育支持力度、建立完善的研发体系与激励机制、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三方面,发挥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与反思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正以猛烈之势席卷全球。根据金融危机的相关理论,从本质上说,美国金融危机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以及信用和监管缺失所导致的一场信用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并表现出其“传染”的整体性和快速性以及政府处理危机的主导性和一致性特征。危机使我们警醒,也让我们反思。应充分认清这场危机的本质和危害,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国内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美日经济衰退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新经济” 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美国经济从高涨到衰退有其必然性。“9·11” 事件加速美国经济滑向衰退,并可能使美国面临信息社会的第一场经济危机。日本经济内需乏力,外需不振,更趋恶化。我国出口的国际经济环境严峻,但总体上经济增长受到的影响将小于东亚其他主要国家,一些机遇和有利条件有待利用。     

东亚经济共同体与韩日经济合作

东亚各国建立经济共同体是顺应国际经济合作潮流的。但是由于各国的现实原因导致目前未能建立经济共同体。韩日两国由于已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因此韩日开始积极推进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不但会给两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而且对东亚经济合作也是一个有利的促进因素。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企业经营性现金流问题透析

经营性现金流是评价企业获取现金流量能力、偿还能力和支付能力的重要财务指标.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在经营性现金流方面,我国企业存在现金流普遍"吃紧"、现金流净额同比大幅下降、现金流趋势与企业利润增长背离等问题.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企业自身经营管理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则是导致2008年以来我国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出现异常的直接因素.国际金融危机既恶化我国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经济大环境,造成企业盈利能力、现金获取能力下降,现金回收困难,致使经营性现金的流入量减少;同时又造成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导致经营性现金的流出量增大,进而使经营性现金流出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