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岛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实证研究——以福建东山岛为例

旅游型海岛是我国滨海主要旅游区(地),对当地居民旅游影响的感知研究有利于确定海岛旅游影响性质与程度,促进公众积极参与岛屿旅游开发.采用实地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法对福建省东山岛进行调查,研究居民对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感知程度及其对旅游业的态度.调查结果用SPSS软件进行处理,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总体上对旅游的正面影响感知较强,对旅游的负面影响感知较弱;居民对旅游的经济影响感知比社会文化、环境的感知强烈;居民个人属性、文化、经济差异对旅游影响感知总体差异不大,但是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     

草原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的感知与态度分析

社区居民是旅游地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其对旅游发展的感知和态度是旅游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研究以希拉穆仁和辉腾锡勒草原旅游区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借助社会统计软件工具,分别就社区居民对草原旅游发展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旅游业发展的态度、参与旅游发展能力的感知和态度、参与旅游发展行为的感知和态度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可知：（1）草原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意愿比较强烈;（2）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正效应持积极态度;（3）对旅游发展促进居民素质提高比较认同;（4）对旅游业总体持欢迎态度,但对旅游业发展现状还不太满意;（5）对旅游发展影响的负效应持中立态度。最后希望政府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旅游相关的教育培训,以培养其参与旅游发展和利益分享的技能。     

国外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因素及聚类研究述评

国内已有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进展多着眼于旅游影响感知的内容,而对影响因素和基于居民旅游感知的社区分类着墨较少,尤其对有关研究方法更是鲜有综述。本文对国外社区旅游影响感知的影响因素、基于旅游感知的居民群体聚类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梳理,发现:(1)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因素大致分为人口统计、社会经济与地理空间因素;(2)居民群体聚类大致按照感知具体内容、感知的态度细微变化、感知的旅游强度进行划分;(3)研究方法存在样本规模、收集问卷的方法、量表比较等亟待改进的问题。最后本文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分析提出了进一步的改进建议,在居民群体聚类的解释应考虑针对聚类典型个案的结构性访谈与社区背景信息进行辅助性的解释。     

自然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对其旅游态度的影响——对中国九寨沟和英国NF国家公园的比较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会影响他们对旅游的态度;但鲜有研究去分析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对居民旅游态度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几寨沟和英国New Forest国家公园为例,运用SPSS统计分析技术,分析了两地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特点及其对居民旅游态度的影响路径及可能原因.研究结论表明:(1)居民的旅游获益感知直接影响居民的旅游支持度;(2)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尤其是旅游获益感知;并通过旅游影响感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居民的旅游态度;(3)自然旅游地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都很积极正面,并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尽管两地居民的旅游获益感知均显著逊于其旅游发展期望,但两地居民并没有因为期望落差而对当地旅游开发持否定态度.     

古村落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分析——以黟县西递为例

该文通过对黟县西递古村落旅游地的实地问卷、访谈调查以及运用SPSS软件进行数理统计，从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等角度分析了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及其差异，并探讨有关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因素。     

天堂寨景区农村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分析

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中对处于发展初期的成长型旅游的研究偏少。以安徽六安市天堂寨景区农村社区为例在问卷与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运用因素分析、多变量方差分析、平均数差异检验研究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差异。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社区居民旅游宣传教育与自然保护政策相关建议。     

煤矿区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感知——以陕西省彬长矿区为例

 居民环境感知是其环境行为为基础,研究居民属性对环境问题感知的影响,对煤矿区的环境保护社会措施的实施有重要参考意义。彬长矿区是国家重点产煤区,但其环境问题非常严重。通过实地访谈和407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利用秩和检验等方法,探讨了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和调适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是：（1）矿区居民对环境普遍不满,他们认为大气污染最严重,其次是环境卫生、噪音和水污染,最后是塌陷和地裂缝。环境问题的最主要原因由采煤和煤炭加工;（2）在居民属性与环境问题感知方面发现：性别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塌陷和地裂缝的感知有明显的影响。年龄属性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塌陷和地裂缝的感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属性对大气污染、塌陷和地裂缝的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职业属性对各类环境问题的感知均有显著影响。居住时间对噪音污染感知没有显著影响,对其他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居住空间在居民对矿区环境问题的感知上具有显著性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以为矿区的环境治理、政策制定等提供参考     

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比较 —— 以西递景区与九寨沟景区为例

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居民感知的跨区域、 跨文化的共时性分析是该领域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之一。选择世界遗产地西递和九寨沟为研 究案例, 进行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比较研究。结果显示: ① 两地居民对旅游发展均表 现出积极态度, 但九寨沟居民的响应程度和支持程度更为强烈, 其旅游经济收入上要远高于 西递。② 九寨沟居民在旅游经济收益、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旅游环境影响的上的感知均明显 强于西递, 同时在旅游经济成本感知上也明显强于西递。③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分别从样本 基本特征中识别了西递和九寨沟居民支持旅游发展态度的相关因素和判别指标。分析结果表 明, 不同类型的旅游地具有不同的旅游社区特征, 在旅游地性质、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经 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产权归属、旅游管理体制、主客文化差异等社区特征上不同的东道主 社区应该有着不同的旅游感知。按照社会交换理论, 无论是从资产的收益权还是从受干扰补 偿方面, 西递古村落居民相对九寨沟风景区居民具有更高的收益期望, 这也导致了其实际获 益远低于期望收益, 故相对九寨沟居民, 西递表现出低估旅游经济收益、社会收益而高估社 会成本的倾向。     

海滨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海南省海口市及三亚市实证研究

旅游影响研究是旅游地理的重要研究内容，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是研究旅游影响性质及程度的重要途径。以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海滨旅游地居民对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感知程度及其对旅游业的态度，比较了不同人口学特征及与旅游业关系密切程度不同的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对旅游业态度的差异。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

构建了社区依恋、社区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村落遗产地——福建土楼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验证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引入个人获益作为调节变量,剖析在获益居民和没有获益的居民中,各种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均对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 社区依恋通过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影响;③ 社区关注通过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间接影响态度,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间接影响态度;④ 社区参与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负向影响;⑤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获益居民比没有获益的居民要大,而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文化成本感知与环境成本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没有获益的居民比获益居民要大。     

目的地居民旅游感知态度研究——以丹江口水库南部东岸及南岸为例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业的感知态度因旅游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以丹江口水库南部东岸及南岸——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核心区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居民潜在旅游影响感知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研究区居民对潜在旅游影响的一般感知态度,并就居民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与潜在旅游影响感知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探索,揭示了不同居民群体对研究区旅游开发潜在影响的感知态度差异,为研究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旅游城镇化的居民感知研究——以九华山为例

旅游城镇化是以旅游业为推动力的城镇化类型,居民对此类型的城镇化的影响感知有其独特性。本文选取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为案例,在大量实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着重就当地居民对旅游城镇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和环境影响感知进行了分析,并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居民与旅游城镇化影响感知的关联性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旅游地旅游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的空间相关性

 旅游知名度是游客旅游决策的主控影响因素之一,也是旅游目的地获取潜在客源的重要手段。以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为研究内容,从入境游客认知视角,在大样本入境游客实证调查资料的支持下,运用Moran指数和相关性检验,分析了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属性,其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类型与等级差异。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存在地域相邻高度相关;沿海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存在高度相关;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认知具有明显的类型或等级相关;国际焦点关注的入境旅游热点城市认知与其它城市之间存在高度相关。     

香港居民对内地游客在港行为的认知研究——基于可持续旅游的视角

根据可持续旅游理论设计了一组游客行为评价指标,并以此为基础在香港居民中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香港居民对内地游客在港旅游行为的认知。结果表明:香港居民对内地游客在港行为的认知比较负面,这有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这种以可持续旅游和游客行为为基础的新视角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认知。     

Group-Differentiated Perceptions of Social Impacts Related to Tourism Development

Perceived social impact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local residents in peripheral destinations are examined in the case of the resort city of Eilat (Israel) by utilizing a value-stretch methodology. Analysis shows that local's perceptions are group differentiated. The less locals are affiliated with tourist occupations, the less affluent they are, and the less their sense of peripherality, the more they are affected by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such peripheral settings are suggested.     

张家界旅游城市游客公共交通感知、满意度与行为

良好的旅游公共交通是游客在目的地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重要基础,而游客对公共交通的感知会对游客目的地满意度和行为意图构成影响。以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市为案例区,利用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张家界游客公共交通感知维度及其表现,以及公共交通感知维度对游客目的地整体满意度和行为意图的影响。研究发现,张家界游客旅游公共交通感知维度共有“便捷性”、“费用和安全性”和“美观和科学性”三个维度,这些维度对游客目的地满意度和行为意图只产生较弱影响。其中,“便捷性”对整体公共交通满意度和重游意愿的影响较强,对游客目的地满意度的影响较弱;“美观和科学性”对游客目的地满意度不产生显著影响;“费用和安全性”也对游客目的地满意度的影响较弱。     

基于珠海实证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分析框架

城市旅游是城市的一个开放、高流动的子系统,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有增长极限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受到供需极限影响,当旅游需求超过供给时,出现过度旅游;而当供给超过需求,就会导致过度旅游化。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极限呈现阶梯式,只有当影响城市旅游需求增长的长期因素发生持续重大变化时,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才可能突破原有的极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市旅游需求极限规定了城市旅游供给极限,决定了城市在一定时期内适合开发的景区、酒店、餐饮、购物等旅游设施规模。本文基于珠海的实证分析表明,过去十几年,由于旅游供需两方面影响因素缺乏持续重大的变化,城市功能和地位、城市主题和特色等因素相对稳定,加之受到区域其他城市的激烈竞争,珠海中高端旅游需求相对稳定,星级酒店等中高端旅游产品面临增长极限。此时,新增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并不会带来过夜旅游需求的实质增长,反而可能加剧现阶段旅游供需的失衡,造成过度旅游化。本文也讨论了超越旅游极限的条件以及旅游增长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建议了旅游统计的改革举措。     

北京市旅游客流时空分布特征与调控对策

在对北京市183个重要旅游景区进行了全面考查的基础上,分析北京市整体及中心城区、郊区客流时空变化特征,典型景区的客流变化规律与变化动因,以及客流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和旅游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错位问题。据此作者提出进入产品衰落期的旅游产品淘汰的必然性;进入发展停滞阶段的旅游产品的振兴和复苏计划;旅游需求与供给的空间整合;价格杠杆的效用性和城区资源整合等观点。     

入境旅游者目的地选择影响因素及地域差异研究

为了提高我国国际旅游的产业化水平,以入境旅游典型区域收集的第一手数据为基础,应用计算机数理统计方法,系统分析了入境游客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旅游交通、旅游服务和设施等促成因素构成了目的地选择的核心影响因素;产品价格、旅行时间和旅行距离等限制性因素的作用位居第二层次;而旅游景区、东道主好客性等核心吸引物的作用最小。由于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和旅游者个体特征的差异,欧美等洲际客源在选择目的地时更多地考虑吸引物因素;而洲内客源则更多地考虑限制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