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的转向: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兼谈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教育研究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描述教育现象、解释教育行为、改进教育实践是教育研究的三项基本功能。描述教育现象即回答教育"是什么"、解释教育行为即回答教育"应该是什么"以及"何以如此",改变教育实践则需要回答教育"应该怎么做"。"是"属于理论理性,"应该"与"做"属于实践理性。长期以来,教育研究在理论的层面仅回答"是"的问题,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实践,不能满足实践者对"应该"与"做"的迫切需求。因此,教育研究需要从理论理性上升到实践理性,从对"是"的认识延伸至对"应该"与"做"的全面把握,实现与教育实践和谐、理性地统一起来,构建出真、善、美的理想的教育客体,从而提高教育研究质量,提升教育实践品质。     

论教育理论的理性限度及超越

教育理论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抽象与概括,以简约、纯粹的方式来呈现的有关教育的理性认识.教育理论由于无法观照到变动不居的、非线性的、不确定的教育实践,暴露出理论理性在实践中的不足.教育实践者若一味地拔高教育理论的理性功能,会使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离成为一个假想的问题.教育实践者应该认识到教育理论本身的理性限度:教育理论是一时之见、一孔之见;教育实践者要在恪守教育理论理性限度的同时,通过提升其实践理性来沟通教育理论与实践.     

论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的关系——兼谈教育理论如何转化为教育政策

教育理论主要分为四类：一是科学教育理论,以教育事实为研究对象,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解释教育中一般的“规律”,属于事实判断。二是价值教育理论,解决“评价-规范”的问题,也就是回答“教育应该是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这类理论为教育实践活动提供规范,属于价值判断。三是实践教育理论,其研究对象是既存的教育事实的变革,     

也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价值"是当前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问题探讨的核心命题,而关于此命题的探讨又多局限在有关"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价值"的争论中。这种提问方式忽视了作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主体、也是其价值指向和服务目标的人。解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教育理论对人的价值,进而阐明"除指导价值以外,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价值"。此外,在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价值中,还应区分直接指导价值和间接指导价值并更多地关注后者。     

幼儿园教育实践工作者应该把握“话语权”——再谈幼儿园教师应该做的事情

幼儿园教育实践的话语权主要由学者、专家或行政干部把握,而非幼儿园教师和园长把握,这是教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的原因之一。学者与幼儿园教师有不同的话语系统,教育的"应然"不等于教育的"实然"。要解决幼儿园教师"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其前提之一就是要让幼儿园教育回归"实践理性"。     

呼唤实践理性观--当代中国中小学教育研究之导向

我国中小学教育研究要走出当前的“高原期”，必须转变指导思想，从以理论理性观为指导转变到以实践理性现为指导。理论理性观从教育理论出发联系教育实践，把中小学教育研究看作为教育理论转化为教育实践的手段，造成了中小学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的分离。实践理性琨从实践者的教育实践出发提升实践的合理性和实践者的理论水平，把中小学教育研究看作是常识的教育实践向理性的教育实践转化的过程，使中小学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浑然一体。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逻辑考察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从逻辑的角度考察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认为理解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关系需要考察二者不同的逻辑基础;教育理论具有逻辑理性,而教育实践具有实践理性;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统一不仅是观念上的统一,而且应是逻辑上的统一。     

教师教育视域下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的反思

一、教师教育视阈下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应该是什么样的 当前教师教育视阈下，在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价值是什么？实践的价值是什么？二是教师教育应该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第一段]     

如何理解康德的“理性的事实”

"理性的事实"(Faktum der Vernunft)概念是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关键概念之一。就其内涵而言,这一概念应被解释为"理性的事实"而非"理性的行动",应被理解为确凿无疑的事实而非构成某种权利的部分依据之事实。就其外延而言,这一概念既可以指道德法则,又可以指对道德法则的意识。对这种事实的根据,人们往往指责从写作《实践理性批判》开始,康德把道德法则预设为自明的、不可证明的理性的事实,使其道德哲学陷入了独断论。但康德其实认为,道德法则虽然在理论上不可论证,但在实践上是可以被证明的。康德关于理性的事实学说体现了哲学的批判性与普通人类理性的现实性的结合,为整个实践哲学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确定性基础。     

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教育理论的研究

教育理论由教育科学理论、教育哲学理论和实践教育理论组成，它们和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有所区别的。本从它们分别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出发，指出这三部分理论的研究对教育理论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并根据当前教育理论研究的实际，着重探讨了实践教育理论研究的问题。     

发现漏罪之并罚方法探微

发现漏罪的并罚问题，我国刑法第70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作了具体规定，但也存在着大量的漏洞，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影响法院判决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问题总体说来还是属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运用问题。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企业形象发展的新趋势--企业绿色形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形象在企业的竞争中日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21世纪的企业究竞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形象?毫无疑问,“企业绿色形象”必将成为未来企业形象发展的主流。     

训诂二例兼及上古牙音与舌音关系

认为古方言“伯都”中的“都”当通“虎”；《韩非子·五蠹》“耿介之士”中的“耿”当通“战”；提出对于上古牙音①与舌音之间的关系，应从语音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将有助于对上古音的正确认识，进而有效地指导音训实践。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选科”、“选课”与“走班”的测量学基础问题辨析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后,基础教育改革中出现了"选科"和"走班"两类新的问题,"选科"的结果是"定向"(或分流),"走班"是"选课"的结果。科学的"选科"是基于能力倾向测验的分类决策,"选课走班"是基于学业评价的安置决策。这两种测验的目的不同,优秀的标准不同,施测的时间不同,效度要求不同,参照的选择不同,编制的依据不同,计分和结果呈现的方式不同,结果的解释不同。     

以没收财产偿还犯罪分子所负债务问题研究

没收财产作为附加刑的一种应当具有惩罚的性质。没收财产分为没收全部财产和没收部分财产。犯罪分子在没收财产以前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并经法院决定,应当予以偿还。偿还债务虽然具有正当性,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没收财产毕竟是刑罚的一种,理应具有一定的惩戒作用,因此应当合理界定以没收的财产偿还债务的范围以及偿还的方式。在没收部分财产的情况下,以没收的部分财产与犯罪分子剩余财产的比例确定偿还债务的范围,可以同时考虑到刑罚的惩戒功能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论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思想的一脉相承

从中国的发展来看,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意义。农村建设既关系中国的自强、复兴与社会的稳定,也关系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的诸多问题。因此,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党的四代领导人对农村建设的问题都是高度重视。党的指导思想从起始于马克思主义以来,有着一显著特点,即一脉相承性,同样,农村建设也不例外。为此,从哲学理论依据、理论品质、发展目标几个方面论述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思想的一脉相承。     

宪法社会化:宪法实施的着力点

宪法实施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宪法主体的交互行为。知晓并理解宪法则是各宪法主体交互行为有效发生的逻辑前提,由此要求宪法必须以"公开的大众知识"和"被广泛知晓的法律常识"品格出现,才能使知晓和理解宪法成为可能。两种品格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宪法社会化的过程,其有助于宪法实施文化基础的形成、实施实效的巩固以及实施主体能动性的提高。不同的宪法主体,宪法社会化的媒介与方式也存在差异性。     

审美视野中的娱乐节目现状分析

娱乐节目如今在国内各电视台已成为与新闻、电视剧比肩而立的主打节目。本文从审美的角度对我国电视娱乐节目在新旧交替以及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梳理，正是娱乐节目中的诸多娱乐元素与受众审美需求的奇妙契合，成为娱乐节目火爆荧屏的关键。     

试论中共地方史研究与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善之途

近年来,中共党史渐成人文社科学界颇为关注的研究热点。就中共党史的学科建设而言,当前在若干研究领域内专门知识的生成与知识体系的系统化专门化均已取得了不小进步。不过,在知识体系的充实完善与研究对象的细化和基层化等方面,该学科尚有待加强与突破。迄今为止,党史上的一些重大课题已经得到了较充分的研究,并逐步呈现饱和化趋势。但基于翔实生动的地域性史料基础而展开的中共地方史研究,仍尚有许多值得开拓的空间,该领域的进一步深化拓展,可以对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充实完善作出重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