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系统逻辑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需要从经济维度系统研究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政策逻辑。在历史逻辑方面,逻辑起点是推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逻辑脉络是经济现代化下生产力由数量向质量的更高维度演进来推动经济、社会和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协同,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以整体发展观和人本逻辑遵循重构现代化的新格局。在理论逻辑方面,逻辑框架涵盖“客观必然性—目标导向—发展型式”三个基础维度,即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生产力的形成、以工业化为主线的四化协同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与政府治理的制度均衡。在实践逻辑方面,要以整体发展观开拓发展思想的新境界、以社会主义现代性替代现代化传统型,同时构建数字经济赋能生产力质量提升机制、经济结构升级赋能新发展格局机制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有效提升机制。在价值逻辑方面,要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价值判断,同时推动以共同体价值为基本遵循的共同现代化。在制度逻辑方面,推...     

城市雾霾风险的多维分析与行动者网络治理

构建城市雾霾风险三维分析模型,运用故障树分析法评估三种风险的严重程度。基于综合治理原则,提出整体性治理、多中心治理与共同治理三种城市雾霾风险治理理论思考。结合我国城市雾霾高社会风险、高健康风险、高经济风险的现状,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阐述城市雾霾风险治理的"转译链接"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行动者处于"关节点"位置,结合城市雾霾风险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政府行动者提高治理绩效的关键在于"转译链接"的权益化阶段:政府行动者需要切实提高各行动者的经济与非经济利益,从而广泛吸引行动者参与城市雾霾风险治理。     

发展阶段变迁与中国环境政策选择

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以及政府重力治理东部雾霾政策,中国环境污染状况可能出现变化。在ACT模型框架下,使用2000—2011年的相关数据,检验"世界—中国"和"东部—西部"两种经济活动转移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机制,结果表明:对中国来说,前者引致的环境污染正在减弱,而后者引致的环境污染不仅存在,而且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其环境污染转移弹性高于前者。因此,新一轮以环境治理为标的引致的东西部经济转移过程,可能加速东西部的污染转移。在中国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迫切需要设计政策工具,协调东西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避免西部重蹈东部的覆辙。     

当前教育价值取向的特点及其对教育评价的影响

教育价值取向对教育评价的目的、内容、标准和所选择的方式、方法等都起着主导作用，正确把握当前教育价值取向的特点，是进行科学的教育评价的前提。当前教育价值的多元性，要求教育必须把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以及人的精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人与社会一体化，实现科技、经济发展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一体化，从一元目标走向多元目标，寻求社会需要与人的需要的平衡，寻求理性发展与情感发展的平衡。当前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育的规律，即教育具有的二重性--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和谐发展的自然属性和通过受教育者来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社会属性。这两个方面成为教育评价的目的是教育改革价值取向的反映，也是教育规律所决定的。     

政治学视野下的雾霾协同治理机制

雾霾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形成的复杂性和污染的溢出性、边界模糊性等特点,决定了单一政府难以独立形成治理效果,协同治理雾霾是解决雾霾污染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治理模式自反性认同的基本趋势。雾霾协同治理由操作层、机制层、平衡层组成,克服当前雾霾协同治理困境的主要路径有:建立操作层协同联动的治理机制;构建操作层合作主导的补偿机制;构建雾霾协同治理的法规约束机制;建立雾霾协同治理的长效监管机制。     

雾霾治理的法律与政策维度思考

雾霾的愈发频繁引起国人的普遍关注，雾霾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相对不合理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雾霾出现次数与日俱增。雾霾所产生的危害可以概括为健康危害与交通危害。但是目前我国涉及雾霾治理的法律与政策尚不明确，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与政策参考。在未来的顶层设计中，通过保障公众的参与权等措施，完善雾霾治理的法律与政策的长效发展机制。     

根治“霾气候”的社会经济学方式

霾污染的形成和扩散，与以高增长为主题的经济发展方式正相关。治理霾污染的根本之法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这需要经济学的引导。为此，经济学应遵循生境法则，使之成为引导经济活动促进“自然、社会、人”共生的生境经济学。以资源限度论为认知指南，生境经济学引导社会采取经济方式治理霾污染，应以减排为起步，以恢复大地自净化功能为重心，以建构可持续生存的经济发展方式为路径。其宏观方法是引导社会构筑节省、俭朴、经久耐用、维修新用的经济生产—消费方式，使之成为恢复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动力；并牵引大中城市从规模建设向功能—导向发展方向转型，促进社会保护乡村、建设乡村、发展乡村。     

试论社会治理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法规制的基于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态系统内各自的功能及作用，是经济法规制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的认识直接导致了经济立法的体系构建与内容规则。经济法规制是国家实施经济治理与尊重市场调节的基本依据，也是施行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根本前提。所以，从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讨论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及制度生成条件，有利于真正建立和完善经济法规制的体系和内容，从而使得经济法治生态化地融入社会治理的结构体系内，达到优化社会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文化润疆：基本概念与研究框架

文化在社会治理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作用。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关于现代国家边疆治理的新理论、新战略和新路径。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不仅需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更需要文化润疆。文章认为，文化润疆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文化进行治理，旨在新疆地区建立和畅通中华文化润泽机制，持续注入中华民族立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人心和精神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以文化进行治理，凸显文化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让文化成为社会和谐的稳定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民族团结的黏合剂。文化润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坚持文化治理理念、系统论研究方法、多学科研究视野以及基于日常生活的实践逻辑。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近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不仅严重威胁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也对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国家主导下的食品安全"一元治理"模式呈现出"内卷化"趋势。为此,必须重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新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应当嵌入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考察,运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合力来进行社会共治。但对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一基本问题,国内学界尚无系统研究。国家向社会释放和自身再造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前提;社会的发育与成长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础;而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关键。在这一体系中三大行为主体作为平等伙伴,通过动态协调方式推动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     

我国雾霾治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研究

当前我国雾霾污染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雾霾治理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国雾霾污染治理存在着治理模式落后、治理对象单一、法律规范缺乏、地区协同不足等问题,体现了我国雾霾治理制度和治理方式的不完善,制约了雾霾治理绩效。需要采取以经济手段为主、多种手段并用的市场化治理措施,加强雾霾治理的制度建设,建立地区间的联防联控机制,提升雾霾治理的有效性。     

雾霾治理的政府间合作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地日益增多的雾霾天气给人民健康、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日益频繁和增多的雾霾天气已不仅仅是自然因素影响的结果,我国目前的雾霾天气更多的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大气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雾霾污染由局部性空气污染向区域性污染扩张蔓延,这使得建立各级政府间的联防联控机制显得尤为必要。本文认为雾霾治理的政府间合作关系既包括纵向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区域内横向政府间的关系,中央政府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空气质量标准,推动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地方政府要构建合作平台,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空气污染和雾霾天气预警报告机制等措施,以实现对雾霾天气的有效治理。     

“绿色话语”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自然观的重构——基于“雾霾”事件的反思

近年来,持续的雾霾天气不仅给公众带来了谈“霾”色变的群体性心理恐慌,而且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造成了严重阻碍。揭开“雾霾”的面纱,隐藏在“雾霾”事件背后的秘密是一场人类与自然之间事关生存与发展的利益博弈。在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中,由于缺乏科学的认识和合理的规划,自然观在认识与实践、宏观与微观、集体与个体三对基本范畴中发生了错位。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自然观的理性回归需要做到认识与实践相统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集体与个体相均衡。在“绿色话语”下重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自然观,自然观与发展观的对接是前提,冲突解决机制的运行是必需,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保障。     

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雾霾频发、PM_(2.5)浓度超标问题成为近年来我国特别是京津冀地区首要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当前我国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缺失,在补偿对象与标准、补偿方式、主客体利益平衡、补偿意愿对称、资金审计和责任约束等方面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在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需要从顶层设计的宏观视角建立雾霾协同治理"区域一体化"的府际协作运行系统,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环境,建立稳定的投融资体制机制,拓展和完善生态补偿方式,准确界定补偿的主、客体关系并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使生态补偿政策与制度得民心顺民意,真正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双赢共进。     

共容性组织与激励性增长:超越“政府—市场”的分析逻辑——政党功能的经济学思考

从经济学视角研究政党功能,就要探索和总结执政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治国理政、推动增长的方式、特点和规律及其动力。从方法论上超越经济学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市场分析框架,提出政党治理经济假说并分析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深化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和思考。从实践角度看,中国长期发展的主题是实现民族复兴、经济增长与自由发展,这个过程彰显了制度变迁、体制创新、战略抉择三位一体的大国发展的逻辑框架,而与这一发展框架相适应的是政党、政府、市场三元共同治理经济的结构和模式。这个模式内在的运行机制是执政党作为共容性组织,在推动分权让利的同时,实行党管干部机制,并把两者有机结合,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这是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极为重要的一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看,除了政府与市场双重机制的推动之外,具有共容性组织特征的政党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激励也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关键所在。     

全球在地化下的语言治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路径探析

随着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并行发展及双向互动，全球在地化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全球在地化下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交互流动打破了全球、区域和地方的界限，以语言差异为标志的身份认同边界面临重构，跨境语言治理的理念与手段也面临挑战，需在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规划与多主体平等参与的横向治理的平衡中寻求出路的同时，促进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彰显平等、和谐、多元的治理理念和艺术追求。作为我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伙伴，东盟处于在英语和本土语言竞争、殖民历史痕迹和文化自主意识并行、全球与地方的交织互动之中。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面对这一现实，在深入研究东盟国家的语言治理现状与政策的基础上，以语言治理为抓手，增强我国语言治理的议程设置能力，完善语言治理机制平台，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价值的传播。     

农村发展：一种社会学的解读视角

我国社会分化日益呈现为一种不断加剧的态势。其中，广大农村社会的分化最突出地表现为农民的分化，而农民分化又主要表现为与经济收入紧密相连的职业分化。在中国农村业已发生较深层次的社会分化的前提下，谋求持续、稳定、和谐发展的关键必须得完成若干社会整合过程。从社会学视角看，必须在“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递进逻辑中把握农村发展。     

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于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的视角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福利治理也必须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态转型既是一种研究"社会—自然"关系的理论框架,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发展形态,更是实现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转向的背景和契机。社会福利治理要求超越传统社会福利供需互动的简单过程,公平、效率与生态是今后社会福利治理的重要原则。随着人类社会对生态价值的不断追求,生态的意蕴得到扩展,社会生态已经成为超越纯粹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多个社会符号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生态转型语境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政策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是其集中体现,这给国家治理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福利治理带来理念转型、方式创新、主体活力、生态善治等诸多挑战。要在社会福利治理理念上融入新的社会生态观;借助法律、社会政策、网络舆情、社会组织及市场效率等多种力量来完善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机制体系;实现规范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和人文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的双向提升,使社会福利治理朝着生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秩序及其治理机制

文章试图从全球化的视角透视国际秩序变迁的制度逻辑及其治理机制,从中探讨当代人类社会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内在规律和机制化进程。在机制化的层面上,经济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革命性变化,更将投射到国际政治秩序的建构和创新进程中,有助于国际关系从传统的等级式霸权秩序向平等式民主秩序渐进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建构国际机制、通过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制度框架和国际规则的治理方式正在成为新的秩序共识与发展取向。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亦即蕴涵于这一漫长而曲折的机制变迁和创新之中。     

雾霾污染跨域防治中府际协作的困境与突破

近年来雾霾天气在我国频繁发生，对民众身心健康、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既有的环境属地管理模式按照行政区划边界对雾霾污染进行防治，难以有效应对其跨域性污染，地方政府间的府际协作成为雾霾污染跨域防治的必然选择。然而，雾霾污染跨域防治中府际协作同样面临困境，不仅府际协作难度日益增大，府际协作动力日趋弱化，而且府际协作进程屡受阻碍，府际协作绩效收获渐微。因此，毗邻区域各地政府需要对雾霾污染跨域防治过程中的府际协作路径进行优化，在确立府际协作基本原则的同时，设定府际协作目标内容，通过创建府际协作实现机制确保对雾霾跨域污染的有效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