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权利的区分及其意义

传统的法理学或者法学习惯于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视为法律领域最重要的法现象,将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关系作为分析和解释所有法律问题的两个基本的范畴,可是对于＂权利＂和＂义务＂的内涵,以及＂权力＂的地位如何,＂权利＂和＂权力＂的关系又如何,却是模糊不清,而＂权利义务关系＂更是停留于表面,而不去深挖＂权利＂、＂义务＂、＂权力＂背后所潜藏的社会性内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留有极大缺憾。     

论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与法治变革的友好型环境

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来看法治演进的轨迹,法治建设主要有三个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利＂的法治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人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民主,法治建设适宜＂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实现人民监督政府与政府服务人民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而推进法治建设的步伐,必须营造法治变革所需要的友好型环境。     

行政权力干预公民权利限度的探讨

行政权力对于私领域的干预应当具有限度。影响行政权力干预深度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干预对象＂公民权利＂受保护的强度,其二是干预理由＂公共利益＂的强度。两者相抗后最终的强弱对比是行政权力介入深度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底线性质的权利,行政权力任何时候不得干预;对于其他权利,在特殊情况下（紧急状态）,行政权力可以根据专门的规则（紧急状态法）实施干预;而在一般情况下,行政权力干预的深度需要在个案中进行衡量,其中必须贯彻私权利优位的观念。     

物权的经济分析

物权状态二元结构理论可挑战甚至取代所有权权能结构分析。一些长期争议和令人困惑的以权利、权力及其关系为内容的理论问题,运用物权二元结构理论＂公式＂求解,则可以发现入口和找到出口,且能定纷止争。权利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对立统一性,是权利自由和受约束的方法及依据;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是限制、解放和扩展权力,即权力的合理配置;市场与政府职能分工,主要是明确公权力与市场权利的边界,公权力管制的领域限于动态权利的行使;国有物权的流失和浪费,主要是因为主体代表权没有限定权利边界而可以轻易地滥用公权力。     

人大信访制度史话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享有＂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根据＂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即＂主权在民＂的宪政思想     

论公民权的法律保护——从权利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切入

当代中国,国家权力推动社会转型,权力对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起着关键作用。应当建立规范权力运作、强化权力责任的法律制度。与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相一致,中国的公民权法律制度也应当注意＂超越个人主义＂、＂权力适度参与＂和＂全球化发展＂的因素,通过提升利益主张的公共品质、改革政府治理模式,保护公民权利。     

县（区）“一把手”权力监督的创新之维

加强对县（区）＂一把手＂的权力监督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一把手＂与班子成员的关系,自我监督与外在监督的关系,自觉接受监督与有效接受监督的关系;打造好五种模式,即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程序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和以道德制约权力。将这五种权力监督模式有机结合,有利于构建县（区）＂一把手＂权力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实现对县（区）＂一把手＂权力腐败的有效治理。     

论侦查程序中的权力制约

侦查程序中的权力制约是关系侦查权力是否滥用的一个最主要的命题,在我国的侦查程序中权力的无限扩张,导致了对公民宪法性权利的侵害,对犯罪嫌疑人的无限期的羁押制度也迫使人们对侦查权力进行反省。因为权力的本性而扩张使各国的政治制度都存在分权之理论设计,对权力的限制和防止其滥用不是＂监督＂,而是通过权力来制约权力。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上的缺陷,仅仅从＂法律监督＂来改革是不会成功的,侦查权力的限制必须通过合理的内部＂分权＂来实现。     

论我国公民体育权利与法律制度保障

现代社会公民的体育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体育权利的实现需要建立较为完善和实操性强的体育法律制度。体育权利内容和我国现行体育法律及制度应加强体育法规的宣传;出台与《体育法》配套的法规政策;逐步确立＂体育权利本位＂的理念,才能防止体育权力对体育权益的剥夺和侵害,维护公民实际享有体育权利。     

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与对策——以农民权利为中心的制度创新和法律保障为视角

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要围绕提高、尊重农民权利为中心而展开相应的制度创新。其中心主要从＂放权＂、＂限权＂和＂保权＂三个方面展开。所谓＂放权＂,即要营造实现农民与国家之间对称性互动的良性机制;所谓＂限权＂,即明确国家权力与农民自治权利之间的界限,实现由指令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所谓＂保权＂,即通过相关的制度创新和立法,保障农民各项权利平等的实现以及完善相应的权利救济体制。     

紧急状态下的权利保护与救济

紧急状态下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需要政府享有必要的紧急权力,包括更多的限制或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权力,在法治时代这种权力也要受法律的理性规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应是紧急状态立法的重要目的或价值取向之一;政府行使紧急权力要遵循一定的法治原则,而公民面对政府紧急权力的行使,除了享有一些不可克减的基本权利外,还应享有知情权、监督权、紧急救助请求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权、特别损失补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从而获得有效的救济。     

论紧急状态下限权原则的建构思路与价值基础——以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分析对象

在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究竟有没有必要设置一些限制权利的基本原则?如果有必要,应当如何建构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基于法律体系的内部融贯性,这部法律必须认真对待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并且需要设置一种动态的限权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应对突发事件的自身特质,彰显我国宪法对待权利的基本态度,而且能够满足现代法治对权利与权力之间相互平衡的期许。     

论市场主体的基本经济权利及其行政法安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交换的本质是产权的自由让渡 ,因此 ,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权是个人和组织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必须具备的基本权利 ,这些基本权利不仅需要私法的规定和保护 ,更需要行政法的确认和安排 ,以使个人和组织作为市场主体在与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打交道时能够得到制度上的保障。另一方面 ,在现代社会 ,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权又不是绝对的权利 ,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它们又常常受到法律上的限制 ,因此 ,如何在“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与政府的权力这两个逆向的观念之间创制一种可行的平衡”也是行政法上必需解决的一个课题     

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

司法是与裁判有关的国家活动 ,司法权也就是裁判权 ;司法权存在的目的 ,一方面是给那些受到损害的个人权利提供一种最终的、权威的救济 ,另一方面也对那些颇具侵犯性和扩张性的国家权力实施一种中立的审查和控制。相对于行政权而言 ,司法权在程序上具有其特性及独立性 ;在组织方面则体现为裁判者的职业化、社会公众的参与、合议制以及上下级司法机构的特殊关系等方面的特征。     

构建公权与私权平衡下的中国物权法

《物权法》乃是保护权利人物权、规范财产秩序之法,然因物权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现代财产所有权社会化的结果导致《物权法》中蕴含了大量的属于公法范畴的强制性规范,使得物权相较于其他私权而言更容易受到以保护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公权力的干涉和限制。《物权法》一方面要保护私人的合法权利不受公权力的过度干预,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私权的过度滥用。《物权法》本身的实践需要构建一个公权与私权平衡的环境。     

论经济法视角下中西方经济自由思想的发展

经济法中所蕴含的经济自由思想是通过对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力）和义务的配置来实现的。中西方经济自由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在经济自由内涵上的共识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经济自由作为一种经济理念,是人们期待社会经济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即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的自主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安排方式,是经济体制构建和经济政策的取向,也是经济自由的理念在经济生活中的现实化,其实质是在经济领域内各经济主体之间的权利（力）义务的配置要达到的一定比例关系。     

陪审制的分权机制与证据法的发展

针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目前面临的“陪而不审”、“审而不议”之晋遍困境,本文探讨了西方国家陪审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认识到“分权是陪审制成长的基本条件”;详细探讨了我国“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的主要形态,指出没有实行分权是造成这种困窘局面的根源;讨论了正在兴起的河南人民陪审圆制度的进步意义与局限性;主张我国应当建立以分权为首要特征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为此需要立法机关制定有关陪审团如何与法官分享裁判权的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制定证据法和陪审团法。     

主权让渡的法律涵义三辨

当要强调国际组织在某些事项上获得对成员国的控制力和支配性时,主权让渡应表述为“主权权力”的让渡;当要强调国际组织由成员国的让渡行为而获得了某种排他的能力和资格时,主权让渡则应表述为“主权权利”的让渡。类似于基本权利和派生权利的区分难以适当地解释主权权利的让渡。在国家让渡了越来越多主权权利的情况下,代表主权的是终极支配权,而不是所谓基本权利。     

诚实信用原则与法治的契合--作为宪法原则的诚实信用

原本作为人类的基本道德规范的诚实信用,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是一种道德,而且是一种法律,是一种具有明显道德基础和特征的法律规范。在法治社会,这一具有道德基础和特征的法律规范其适用范围在不断地扩张,不仅适用于具体而平等的个体之间,是私法上的规范和原则,而且被适用于国家和公民之间,成为了公法上的一项规范和原则。宪法,作为一国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根本法,作为典型的控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公法,理应规定或体现诚实信用原则,促进和保证国家权力的诚实信用,最终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从宪法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契约角度讲,由于契约的本质及对诚实信用的依赖,也说明了诚实信用原则应该成为宪法层面上的一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