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决策及规划实施问题

城市规划有“政府行为”和“技术行为”的两重性,两者取向各异,规划实施的本质是使技术行为的城市规划变成作为政府行为的城市规划,克服两者的差距,就能使城市规划不失存在的价值．笔者认为在城市规划这一技术学科中,社会公平的准则和非技术因素诸如社会,经济等占据了决策的主导地位,而技术标准等则是次要的,也决不是规划师们所认为的城市规划是“纯技术”的,否则规划就无法满足市政府欲以规划来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期盼,这一规划也就难以被政府所采纳和付之实施。     

阅读梁思成之八“梁陈方案”：两部国都史的总结与终结

通过一批新史料的发掘,文章力求还原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陈方案”）的历史语境,论证该方案汇聚了中国两条国都规划史的线索：1937—1949年间的北京“西郊新市区”和1928—1949年的南京中央政治区的规划史。文章还简要分析了它未能被当权者全盘采纳的原因,以及它与今日北京城市状况的关系。     

继承与创新——谈“梁陈方案”对城市规划的现代启示

"梁陈方案"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关于北京整体布局规划的设计方案,虽受时代条件的制约而未能付诸实施,但其间体现的"继承和创新"的城市规划理念与"有机和集约"的设计原则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我们要以"梁陈方案"来反思当前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大力建设兼具民族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现代城市。     

北京长安街红线宽度确定过程的历史考察——兼谈苏联专家援华时期的中国规划决策

在广泛查阅一批原始档案和老专家访谈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长安街红线宽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情况进行了历史考察,梳理了苏联规划专家和北京市有关领导的不同意见、长安街宽度的多方案比较以及长安街改建规划的实施情况.透过长安街红线宽度确定过程中的争论及决策情况,反映了中国一些领导者和苏联专家在城市规划工作中既相互尊重又坚持原则的基本事实,并揭示出规划决策影响要素的分层现象.     

“梁陈方案”原点考论 ——以1949 年5 月8 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为中心

以1949 年5月8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为中心,讨论了1949—1950 年间梁思成关于北京首都行政区建设 规划思想的渊源及流变。1949 年5月8日座谈会是“梁陈方案”规划思想的一个重要原点,从这次座谈会到1950 年 2月“梁陈方案”的正式提出,梁思成一直坚持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规划主张,但其规划思想和意图则发生了重 要的变化。考察这一历史过程可以认识到,“梁陈方案”并非一份单纯的技术性文件,而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多重意蕴。     

“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是如何被架空的

对城市规划实践中“以人为本”提出质疑.首先通过对一系列关于“人”的概念进行辨析,发现中国城市理论中缺乏对“个人”的关注,导致其未能对市场和政府进行的规划实践加以批判,服务于假想“人口”的规划逐渐走向真实“人群”的对立面.关于回龙观成败的讨论中展现的规划专业者与居民观点对立佐证了该观点.然后进一步从机制上解释政府行为对市场行为的学习与落后,规划理论对市场和政府行为的被动跟随和失范过程,以及说明理论缺失对城市空间平均化、城市规划理论权威衰落与行业发展威胁的影响.最后从文化基因上进行解释,提出“以人为本”价值观回归和方法论重建的思路.     

从近代青岛城市规划的发展论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

以青岛为例,结合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近代的发展轨迹,认为导致影响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科本身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所形成的特定基础;二是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国家历史进程的大背景对学科产生影响的普遍因素.前者包括特殊的"移植"背景导致的对城市规划认识的偏差以及后天的成长环境未能触及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本质:后者具体表现为社会的历史进程突显城市规划的理想化倾向、国家主义影响城市规划政府干预思想强化、政治基础的缺陷使城市规划缺乏制度环境的建设.     

规划走向法治：兼议深圳城市规划的发展趋势

城市规划工作从宏观方面看包括四个阶段：规划各要素和发展目标的研究——编制规划方案──规划实施──信息反馈,形成一个首尾相接不断循环的链条。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不断产生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推动城市规划工作进行反思、更新与进步。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规划实践己成为政府对城市建设发展进行综合管理的有效手段。从规划的作用角度看,城市规划是依据整体效益最佳原则对城市中各利益主体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引导与规范。要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对城市经济、社会、环境与…     

《物权法》语境下的城市规划

2007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强化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将“公共利益”作为政府行使征收权的前提条件。以体现“公共利益”和“政府干预”为特征的城市规划必将成为相关问题和矛盾争论的焦点。从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的实践来看，“公共利益”不但体现在政府对私有土地行使征收权方面．同时也体现在政府对私有土地利用自由的限制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近现代城市规划出发点的回顾，以及中美对公共利益解读的对比，探索《物权法》的颁布对城市规划实践的影响，展望城市规划未来所必须应对的局面。     

国际城市规划史学会历届年会评析及启示

国际城市规划史学会作为西方城市规划史研究发轫期的见证者,通过举办每两年一届的年会机制推动了规划史研究的国际化和规范化进程.运用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国际城市规划史学会历届年会的举办地点、会议主题、参会人员及学术成果作整体分析,结合内外部影响因素建立横纵向(类型,时间)分析框架,归纳学会研究主客体演变规律,并从侧面探讨规划史学科发展的特点及趋势,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及组织建制等方面探寻对中国城市规划史研究的借鉴之处.     

节约型城市规划推进实施的制度困境与对策

2005年以来节约型城市规划为众多城市政府所倡导,但有关什么是节约、节约的主体是谁、为什么城市规划不节约等问题并没有得到理清,节约型城市规划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城市规划是否节约除考虑土地的经济绩效外,还更应关注社会公平和代际公平.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错位和监管机制缺失是造成城市规划不节约的制度原因.建立城市规划监管、财政预算质询机制及区域财税保障制度等是促使城市规划走向节约的有效途径.     

上海城市空间发展评估与思考

城市空间承载着城市经济、社会、政治等活动,也记录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和历史。基于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实施评估的系列研究成果,聚焦区域和市域新城、中心城及其周边地区等不同的空间层次,从回顾历史、研判现状和借鉴经验3个角度,深入分析上海城市空间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圈层特征,并归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国际城市发展规律,提出上海未来城市空间发展的若干思考和建议。摘要     

博弈论对城市规划决策的若干启示

城市规划作为公共空间等资源的配置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城市规划决策过程中,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团体、个人成为博弈的参与方。博弈中的理性、博弈过程和博弈实效都将对城市规划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博弈论制定激励和约束机制,从而平衡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利益,是保障城市规划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     

广州城市公园的两种规划模式探讨——人民公园南广场、麓湖公园综合规划实例

城市公园(市区)的改造或整治规划,是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重要环节。市区公园改造同样折射出城市更新中的复杂样,除了涉及城市规划,还与政治、社会人文、经济等因素紧密互动,是目前城市景观规划、城市设计以及相关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以广州市具有两种典型特征的公园改造(整治规划)为案例,分析研究公园改造(整治规划)中出现的典型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思路和方案,以供参考。     

探析城市总体规划的变革之路

无力对市场经济引导下的“社会转型”作出有效应对是导致城市总体规划失灵的主要原因,变革自然就成了其自身必然选择。论文从城市总体规划当前面对的四个问题入手,在深入总结了城市规划四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后,提出了城市总体规划在未来变革之中可能的发展方向与选择之路;并指出城市总体规划变革的根本与关键来自于制度性因素的变革,变革的目的应是逐步形成开放式、民主型、大众化的城市规划体系。     

浅析封建社会背景下意识形态对中西方城市建设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影响城市建设的重要因素,不是城市和建筑体制导致意识形态的建立,而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导致了不同的城市形制和建筑体制,因此要解读传统的城市空间,就需要了解隐藏在城市和建筑后面的意识形态。该文通过史料分析,对封建社会时期中国与西欧的意识形态及其对城市建设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并对主导意识形态及城市建设进行了对比,指出虽同为封建社会,但由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主导意识形态不同,对城市建设的影响也不同;其次,城市建设受到多种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因素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影响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The Need for Advocating Regional Human Comfort Design Codes for Public Spaces: A Case Study of a Mediterranean Urban Park

Though widely acknowledged,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warming considerations are poorly integrated in landscape planning practices. Exploring this matter, the paper analyses the design of a contemporary urban park in Jaffa, Israel, investigating why climate considerations are so poorly addressed.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various competing parameters such as social use, design,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community desires that influence the planning process as well as the park experience. Results confirm a paradox. Though climate conditions are highly acknowledged, and aggravation in heat stress and discomfort conditions are well known in this region, planners and users alike prefer to suspend them in favour of image and aesthetics. Responding to these results, the paper discusses possible venues for further integrating climate considerations into landscape planning.     

Network governance in action: the case of Groningen complex decision-making in urban regeneration

Theories on network governance constitute a promising approach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decision-making and problem-solving. Network theories are increasingly used in housing research.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case-study findings on urban regeneration decision-making in Groningen, a medium-sized city in the North of the Netherlands. We used a network governance approach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Social landlords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Groningen have been collaborating in urban regeneration processes for many years. In 2006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se actors on a renewal of the Local Urban Regeneration Covenant ran into difficulties and encountered seemingly insurmountabl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These difficulties were largely caused by the increased complexity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 large number of actors involved and a shift in focus from ‘bricks-and-mortar’ investments to a more balanced approach including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is paper we analyse decision-making on urban regeneration policy in Groningen over the past 10 years. The outcomes of the case study demonstrate the usefulness of the network approach as a framework to analys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The paper also identifies strategies used by actors in the field to successfully deal with complexities and uncertainties in networks.     

国民政府时期的南京《首都计划》——一个民国首都的规划与政治

作为复兴民族和重新建国的象征,国民政府对首都南京的城市建设极为重视,为此专事成立相关机构制订首都发展规划。然而,受政治因素影响,首都规划的制定过程异常复杂。不仅负责首都设计的政府主体发生改变,就连承揽具体规划设计工作的政府机关亦受党国高层权力倾轧影响而发生更迭。在首都计划的最终文本中,国家亦大量植入党化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事实证明,国民政府的城市现代化努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实际上也是封建时代加强统治和区分异己这一古老政治传统的现代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