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三要素

从“人群、技术和管理系统”三个要素分析造成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 ,在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地方 ,首先 ,有一定规模的男孩偏好的人群 ;其次 ,有可以获得的性别选择信息和技术服务 ;同时 ,存在着对性别选择行为疏于管理的系统。这三要素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生育政策的大环境下发挥着作用 ,因此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治理工作必须从这三要素入手 ,同时必须努力创造有利于出生性别比治理工作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环境。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出生性别比偏高且逐渐走高是中国过去近30年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一,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生性别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也一直在争论。本文从微观行为主体的生育决策出发,试图理顺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考察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微观决策主体的生育行为,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考察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无选择生育和有选择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最后就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出建议。     

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重新解读——社会性别的视角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本文力图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梳理、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出生性别比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解读。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与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出生性别比自1980年代开始偏高且持续升高,这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男孩偏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现状是基础,便捷安全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是手段,少生孩子是动因。计划生育政策是促使少生孩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途径。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     

透过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看中国的社会性别现实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滋生＂男孩偏好＂的土壤,并从根本上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偏高态势被看作是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及以下并且持续走低而出现的。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动因既有与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经历类似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们对于小家庭规模的青睐和对生育数量的自发限制,也有来自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空间的相对挤压因素。然而,若没有＂性别偏好＂的前提,以及将＂性别偏好＂实现为＂性别选择＂的现代医学技术,人口转变并不会必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相联系。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政策：冲突与协调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内在原因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大范围偏高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动因是大量育龄夫妇生育行为中存在的“男孩偏好”，本质则是对社会性别不平等、女性权益没有制度保障的折射和体现。     

以政府与农民互动为视角的考察

对于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学术界从国家立法、计划生育政策、传统生育观念、性别鉴定技术以及农村的生产和养老现状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各自见解和解决对策。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刍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这势必将成为威胁我国人口安全的严重人口问题和社会问题。一、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多元因素许多人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单纯归咎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如：即使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些较发达国家或地区也出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此外,虽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及其诠释

在传统意识和现代观念中，子女性别偏好，尤其是男孩偏好，从东亚、南亚，到中东以及北非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这是许多国家性别比偏高的社会文化基础。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孩子几乎是满足期望的子女性别结构的唯一手段。当今世界，无论是自愿的或是非自愿的生育率下降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同特征，少生孩子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伴随现代避孕、胎儿性别鉴定、人工流产等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为人们满足既要少生，又要实现理想的子女性别结构提供了手段，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如韩国、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台湾、香港等。中国自1980年代就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且持续上升的现象，有大量中外文献从社会、经济、文化、生育、死亡、统计等因素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历程、程度和原因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论，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观点：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是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导因素。但是，人们为什么要进行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对这个问题尚缺乏深入一步的研究。本文将在对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出生性别比进行多种方法综合判断的基础上，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特点、原因和性别选择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的原因及其改善

人口学界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对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结合近年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和争论,借助于阿尔瓦罗.洛佩兹弱遍历性理论和贝克尔生育选择成本效用模型的分析框架,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分析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变动趋势及变动原因。通过对1940-2010年中国出生性别比数据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以及变动原因的解释,本文得出结论: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失调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而要改善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现状,改变农民、农村、农业的经济社会条件,增强农民的创新能力,推动农村及城镇贫困家庭从生产性生育偏好向享乐式生育偏好的转变是根本途径。     

生育性别偏好行为的双向选择——来自陕西省神木县的调查发现

本研究根据神木县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策调整,结合群众的生育观念调查和访谈,以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趋势分析生育性别偏好的发展和变化。研究发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策调整进程中,存在生育性别偏好的双向选择：一方面,男孩功能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减弱,促进了不再追求生育儿子的生育性别偏好正向选择;另一方面,在男孩偏好文化顽固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政策调整刺激了男孩偏好,加剧了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偏好逆向选择。研究有利于明确经济、社会以及政策对于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制定有效的性别失衡治理政策提供依据。     

农村独女户男孩偏好转化研究——基于湖北部分县市的抽样调查

在性别比居高不下的大环境下,湖北农村的独女户群体依然保持一定规模但其男性偏好呈现弱化走势,本文通过比较独女户群体和有几户群体在基本生存状况、生育意愿、性别平等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同,来分析“独女户”这种家庭结构的选择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的制约,以期为性别比控制政策的制定做出有益探索。     

婚姻挤压下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持续了三十年,婚姻挤压问题日益凸现,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则加剧了婚姻挤压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受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处于社会底层,易遭遇成婚困难、诱发相对剥夺感,可能对生育偏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相对剥夺感视角,对2009年福建省X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性别偏好的观念与行为均无显著影响,但相对剥夺感对生育性别偏好行为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婚姻挤压与相对剥夺感对农村流动人口生育性别偏好演化的特殊作用,对国家调整生育政策、提高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与管理、促进性别平等有一定借鉴意义。     

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的分层模型分析

本文对以往出生性别比研究中的若干观点进行了学术评论,并讨论了个别经验统计分析中的方法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应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将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1‰数据和1999年的地区级生育政策数据结合起来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现有子女数量及性别和一些社会特征对出生性别比存在单独的影响,并且肯定了生育政策既存在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也通过其与妇女以往生育结果以及其他社会特征之间的交互效应来影响出生性别比。     

The Decline of Son Preference in South Korea: The Roles of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For years, sex ratios at birth kept rising in South Korea despite rapid development. We show that this was not an anomaly: underlying son preference fell with development, but the effect of son preference on sex ratios at birth rose until the mid‐1990s as a result of improved sex‐selection technology. Now South Korea leads Asia with a declining sex ratio at birth. We explore how son preference was affected by development and by public policy. Decomposit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development reduced son preference primarily through triggering normative changes across society—rather than just in individuals whose socioeconomic circumstances had changed. The cultural underpinnings of son preference in preindustrial Korea were unraveled b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even as public policies sought to uphold the patriarchal family system.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child sex ratios in China and India may decline before those countries reach South Korean levels of development, since the governments of both countries vigorously promote normative change to reduce son preference.     

韩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公共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

韩国出生性别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韩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是性别选择流、引产,而传统文化是根源性的原因,韩国性别失衡带来一系列社会后果,影响了韩国的社会稳定;韩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女童权益、反对歧视女性、提高女性地位的法律法规;韩国的公民社会也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通过公共治理,出生性别比出现显著下降,而且女性地位得到较大提升;韩国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治理对中国解决相关人口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再论“小二胎”现象：区域比较的视角——以H省三个典型乡镇为例

本文利用H省三个典型乡镇的访谈资料与统计数据以区域比较的视角对“小二胎”现象进行了再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三镇小二胎现象具有诸多共性,但也存在不少差异。各地都存在较强的男孩偏好和二孩偏好,加之政策环境在2002年的变化,使得此后各地都普遍产生小二胎现象。但是由于村庄社会结构的不同．男孩偏好和二孩偏好程度不一,所以各地的小二胎现象又表现出一定差异。小二胎现象不仅大幅提高了超生率和生育率,而且推高了出生性别比,因此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农民生育观念没有彻底转变的情况下,国家要赋予基层干部与政策要求相匹配的治理手段,以稳定我国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针对各地的区域差异,要采取分类治理的方略。     

论出生性别比失衡背后的生育意愿变迁

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运用"现存统计资料分析"的方法,对近三十年来多项生育意愿调查数据与出生性别比的统计资料进行研究与分析,发现生育意愿各要素的变迁为出生性别比失衡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生育意愿各要素变迁的不协调性与非均衡性——理想子女数逐步减少,性别偏好持续存在,生育目的变化不大,使得生育意愿与出生性别比之间呈现出复杂关系,在生育政策、B超技术等的共同作用下,引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调整政策,打击"两非",加强宣传教育,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促进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侗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及其社会基础——基于一个村落的分析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溺弃女婴的现象较为普遍。本文旨在通过案例探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族出生性别比偏高背后特有的社会基础。研究认为,男孩生育偏好的背后是其特有的自然社会生态:农业自然经济模式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及对入赘婚的排斥,良好孝道的保持和养儿防老的可靠预期,社会结构中对男性地位的强调以及普遍存在的对无儿户道德质疑的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