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的环境保护

本文论述了殷商时期气候状况及当时的生态环境,并通过殷墟都城规划建设中体现的环境保护意识、殷墟宫殿宗庙区和族邑居址的垃圾和污水处理、设立专属田猎区保护殷墟及周边的生态环境等三部分内容,指出殷商时期人们对自然环境和自身生存环境等方面的保护曾进行了有意的探索,体现了殷商先民所拥有的朴素的环保意识。     

《安阳古代文化探索》序（二）

安阳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安阳不仅是中原地区远古人类最早生活栖息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安阳有旧石器时期的小南海文化,又有仰韶时期的后岗文化和龙山时期的大司空文化。是殷商王朝的都城,又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都城。安阳既有灿烂的殷商文化,又有影响深远的“建安文学”,具有祖庭意义的佛教文化及胡汉文化融合后多元的邺城文化。     

安阳一带殷商传说的文化透视

安阳是殷之都城,至今仍流传着关于殷商的美丽传说。本文从概况、类型、分布、流传等多方面对安阳的殷商传说作个介绍,并试着分析其特点、成因及相关内容。     

试论南宋时期庐州的战略地位

南宋在与北方强敌长期对峙的过程中,形成了江淮、荆寰和川陕三大战区。其中江淮战区防御长江中下游,直接拱卫都城临安,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庐州,凭借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为南宋与金、蒙元对峙时期江淮战区的重要据点,是南宋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对于阻止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完善淮西地区的防守体系,进而巩固南宋政权都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殷商刻辞与中国艺术观念的本源

殷商是中国历史的开幕时期,也是中国艺术观念的形成和奠基期.这一时期的甲骨刻辞虽然没有将艺术作为讨论对象,但其中出现的“艺”、“乐”、“舞”、“画”、“美”、“丽”、“丑”、“品”、“鉴”等字,却勾勒出了后世中国艺术形式和艺术批评的框架.刻辞文字按“依类象形”的原则构成,为“以形释义”提供了可能性.其中,“艺”、“乐”、“舞”、“画”的构形方式,暗示了艺术与原始农耕文明的内在关联;“美”、“丽”、“丑”关乎艺术评价的维度;“品”、“鉴”涉及艺术评鉴的方法.通过与殷商青铜器的相互参证则可看到,摹仿与变形是殷商艺术的创制原则,象征与暧昧是其主导性的艺术风格,自然认知是其对艺术价值的基本定位.据此,殷商时期虽然尚未形成自觉的艺术观,但却为中国艺术史提供了观念的本源.     

论《庄子》中畸人形象的地域文化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商宋之地社会群体由于殷商遗民身份而在精神层面长期受到周朝统治者的文化压制和侮辱,又由于居住在中原军事要冲之地,这又使得他们在生活层面备受战乱频仍之损害。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社会现实是《庄子》思想形成、包括畸人形象塑造的文化地理环境。《庄子》思想的形成与商宋之地的地域文化有着历史近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的因果关系,《庄子》的畸人形象也具有商宋之地社会群体形象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城市与聚落的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城市及其发展水平,主要是通过都城规划布局与都城制度反映出来的。曹魏建立五都之制,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一个创举,其中邺城的都城布局对后世影响甚大。北魏洛阳无论在都城规划、城市布局等方面均体现出承传、变异、创新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以"村"为代表的新型聚落形态遍布于中原大地,成为除了城镇之外在乡村中最清晰可辨的实体。村的形成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是从聚落到村落的演变,这是社会常态下的自然演变路径;二是从屯田、坞壁到村落的演变,这是社会动乱状态下的非自然演变路径。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述两个路径既互相交叉,又各有其阶段性特征。     

试论包头市自然环境的演变

通过对包头市地质时期自然环境演变(特别是第三纪和第四纪以来)的剖析,反映出包头地区现代自然地理环境形成的历史基础及其原因.从而为包头市地理研究提供依据.     

商朝国家结构与国土改造

殷商时期,商王朝与四土诸侯、方伯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颇为复杂且不稳定的特点.殷商王朝与附属型诸侯、方伯之间的特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逐步加强使得殷商王朝的政治制度逐步摆脱殷以前的原始性与松散性,从而使其逐步向日渐成熟和完备的方向发展.目前学术界流行的商王朝掌握对诸侯的任免权及对臣僚的监察权的说法,并不符合殷商时期的历史实际.商王朝与敌对型诸侯、方伯之间关系中的"作邑"与西周时期的封邦建国之制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着实质性的差异.商王朝在一些军事要地尤其是边境地区屯驻师旅的制度与西周时期设置诸监的制度颇为相似,是殷商王朝加强对四土经营的一项重要战略性措施,它反映了商代国家结构及政治制度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的原始性.殷商王朝与四土的关系表明,商代四土之地已经逐步成为商代政治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殷商王朝是一个由邑土国家逐步向领土国家过渡的发展中的早期国家,并非是一个完全拥有四土之境的疆域辽阔的领土国家,更不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奴隶制大帝国.     

后赵邺都城制建筑考——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之二

后赵重建邺都工程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石勒时期,主要是都城设计与邺宫初造;后期为石虎时期,根据石勒总体设计大规模营建,先城内后城外,宫殿建筑先内宫后大朝。以九华宫、太武殿及两侧东、西阁为主体工程,宫城、郭城围绕主体工程布置,自北向南,由北城垣上齐斗楼,经太武殿、端门及中阳门内大街、中阳门,构成全城南北中轴线,宫殿建筑、官署、街区、里巷等均沿中轴线左右对称,街区呈棋盘状,全城平面布局大体呈横长方形,城门自东、南、西、北顺时针,依次为建春、广阳、中阳、凤阳、金明、厩门、广德门等,门名取象"四时"命设,城制设计具有"天象"意识。城垣与城门、三台、宫殿、街市里巷、习俗、礼制建筑等,不仅规划整齐,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同化”与“异化”:三燕时期辽西走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慕容鲜卑是中国古代北疆少数民族之一,其建立的三燕政权影响着东北历史的发展进程.辽西走廊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历史时期东北民族聚合和文化交融的重要舞台.东部鲜卑通过战争完成了内部整合,段部、宇文部汇入慕容部,同时吸纳了部分汉人、周边夫余、高句丽等民族成分,期间经历了民族间的“同化”与“异化”,最终形成了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及独具慕容鲜卑特质的三燕文化.     

中国古代都城的变迁与中华民族的融合

中华民族的融合与都城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族迁徙带来都城转移 ,都城的转移又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正是都城的转移和民族的迁徙 ,才使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文化远播四方 ,通过不断的吸纳、同化、融合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分裂时期 ,民族迁徙异常活跃 ,都城蓬勃发展 ,民族融合进入高涨时期。元、清两代的中央政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 ,加强了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作为蒙古族和满族建立的中央政权的统治中心 ,北京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谷英村落体系空间结构历史变迁初探

对张谷英村落体系的空间结构变迁过程进行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利用张谷英村落遗产价值.根据实地调研与张氏族谱资料,我们发现张谷英村落发展变迁历程可分为村落肇始、龙形村落阶段、双核心村落体系阶段等三个阶段;元明清之际的人口迁移、历史时期张谷英村落地理环境、内化的宗族观念与风水思想等是张谷英村落体系变迁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影响的着力点在于张谷英村落的人地关系,在传统农耕时代的人地关系中,"人"是通过宗族组织起来的人,即张氏宗族:"地"即为张氏宗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土地的占有与利用是人地关系矛盾的焦点,传统农耕时期的村落活动半径决定张谷英村落必然由集中走向分散.最终形成双核心村落体系.     

盛唐诗繁荣的人学视野

盛唐诗的繁荣 ,除政治社会背景及文学史自身规律的因素之外 ,适逢其时的各层次的人的作用 ,是一重要原因。首先 ,玄宗在政治与文学方面都堪称杰出的才能以及其本人诗风的个性化 ,对宫廷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次 ,张说、张九龄相继以宰辅地位 ,提拔众多杰出诗人 ,并倡导弘远阔大的审美境象 ,直接推激了诗歌创作的繁荣与走向。再者 ,盛唐时期众多诗人在强盛国力的感召下汇聚都城 ,在以诗为媒的社交方式中 ,促使诗歌创作日益繁荣 ,表现为都城文化的靓丽景观 ,同时 ,又通过贬官外放、落第还乡及长途漫游等具体事件 ,将这种交往方式延向四方 ,形成以都城为中心的开放式诗坛结构 ,从而将此期诗歌创作推向极盛     

邺与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

邺是公元3—6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都城之一,其城由南、北二城构成,坐北朝南,布局规整,形制呈横或纵长方形。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中央,以宫城主建筑为基点设一南北中轴线,宫城、郭城相套呈“回”字形,主要建筑围绕基本点沿中线左右对称布置。城内街路纵横交叉,形成棋盘状街区,每一街区即一里坊,坊市位于宫城南之中线两侧,城门名按方位、四时命设,其设计规划反映出建造者的“天象”意识,力求“天、地、人”完美和谐。这一城制初具于东汉后期,经曹魏、后赵、东魏、北齐不断改进,最终在邺南城的制度中得到总结。邺城城制开启了隋唐都城制度,影响及于明清之北京;并于公元六七世纪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对平壤城、开城、汉城、藤原京、平城京等起了重要影响。东亚各国古都城制沿承因革,形成各自的城制系统,又因其共性,构成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而这一系统的源头均在邺。     

从殷人尚白到孔子的以素为本

<正> 孔子是殷人后裔,齐鲁是东夷故地,春秋时期,虽然周族与商族的融合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殷商及东夷文化作为历史传统依然具有强大的惯性,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在这样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孔子,对各族文化兼收并蓄,斟酌取舍,从而成为思想界的泰斗,他的学说具有集大成的性质。本文是从一个侧面探讨孔子与殷商乃至整个东夷文化的关系,以期能在更广阔的背景上认识孔子及其学说,进而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长时段”研究理论与中国历史民族地理格局及演变趋势之解析

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长时段"研究理念,其核心内容便是地理环境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对于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同样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地理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及内在关联性的影响。历史时期中国民族的空间发展,也由此经历了"格局形成"到"格局演化",再到"新格局形成"的曲折过程。频繁的民族迁徙,最终成为决定民族地理格局调整与演变的最重要的推动力。     

殷商文化对老子思想的影响

老子思想与殷商文化有明显的渊源关系。老子作为殷人之后 ,深受殷商文化影响。其“贵阴守柔”思想源自殷商“重母重妇”文化风俗 ;高深而丰富的修道理论 ,源自商代的“巫文化”。道家思想形成过程中 ,殷商文化曾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渤海早期都城遗址的考古学探索

渤海早期都城的位置及形制,一直是个没能揭开的历史之谜。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实地调查及史地考证研究,学术界将注意力集中在吉林省敦化市的三处古代遗址上,并逐渐形成了几种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观点。由于目前还没有能够从考古学上认清渤海早期文化的面貌,被考证为渤海早期都城的三处遗址也未得到考古发掘的验证,因此现有观点不断受到挑战。通过考古发掘我们认定,其中的两处遗址并非为渤海时期的遗存。这一考古成果,为今后的相关研究从思路和方法上提出了新的思考。     

《易经》论用人之道

《易经》在论述用人之道方面是很有精辟见解的,本文予以扼要介绍。一、“旧井无禽”殷鉴不远《易经》作者在论述用人之道时,多次谈到殷商时期的用人路线。既总结了殷商有些时期的正确经验,也总结了殷商末期的错误教训。在谈到殷商正确路线时,他特别提到了殷高宗武丁,认为那个时候强调“亲君子,远小人”的路线是正确的。武丁时期,西北有个大部落叫“鬼方”,经常在边境骚扰,武丁曾因此率兵征讨,从三十二年开始,三十四年胜利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