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决策与回族两性地位述论——回族两性家庭地位实证研究之五

回族的生育决策与两性家庭地位是前人尚未研究过的一个问题。本文以抽样调查资料为依据,从回族的生育观、生育决策权、计划生育和生育子女的原因等方面实证地描述了两性的家庭地位。表明回族两性的生育决策权与两性地位已比较平等,妇女地位与女性参与生育决策具有互动的双向作用。女性在生育和计划生育中承担了更多的义务,由此也承担了更多的意外。进一步提高女性的家庭地位和妇女的生育地位,还有待技术进步和社会观念转变。     

农村回族女性教育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以宁夏泾源县黄花乡为例

目前,宁夏农村回族女性教育的发展仍呈滞后状态,主要表现为农村回族女性受教育的程度偏低;回族女生入学率偏低,辍学率偏高;农村回族女性早婚多育现象严重;等等.这主要源于家庭经济窘迫、宗教及传统观念的影响、教育资源匮乏和学校现行教育制度等因素.因此应从加强农村回族女性性别差异教育与性别公平教育,建立多层次、多目标的农村回族女性教育示范学校,培养农村回族女性适应社会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等方面入手来改善回族女性的受教育现状和社会地位.     

女性的阶层沉浮与命运羁绊——两性社会分层地位差异及地位获得研究

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呈现全面边缘化的趋势.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教育地位、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和权力地位上均处于劣势.从两性社会分层地位获得的途径看,女性的这种社会地位状况既与女性的个体因素有关,也深受到家庭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表明,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多地受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女性的分层地位体现出诸多的“再生产”特征.女性社会阶层流动的这种封闭性特征限制了女性向上的阶层流动,造成了女性社会地位普遍的边缘化.     

非农化与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性别考察——以浙江省为例

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是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作为一种更多地属于政治加经济的动力，中国非农化的展开虽然能促进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但文化价值转型的缺乏却使得这一提高明显不足。事实上，在四十余年的非农化中，男性是较之女性获利更多的，男性也并未在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中有更多的付出。两性不平等状况的依然存在表明，要使妇女家庭地位发生质的变化，在关注政治、经济的作用的同时，扩展文化价值的转型已势在必行。     

社会变迁中的回族女性文化环境

本文从民族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社会变迁中回族女性传统文化环境研究所涉及的诸多层面进行梳理,指出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使回族女性在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经历了困境、迷惘与抉择,回族女性传统社会文化在传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地调适、重构,并随着文化自觉、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适应。     

生态环境视域下的农村女性地位

由于农村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生产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特殊,她们在生态环境中具有重要的主体作用.但目前,我国农村女性的环境地位较为低下.生态女性主义揭露了女性和自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都是由父权社会制度所引发的.我国农村女性环境地位低下,不仅受到农村习俗和历史文化的影响,也受到经济、教育、法律以及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建设“美丽中国”,要求动员全社会力量,切实提高农村女性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地位,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回族的孝文化和当代回族的尊老敬老思想

由伊斯兰文化中尊老敬老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孝道交融结合而成的回族孝文化 ,对回族的社会与家庭生活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随着社会的进步 ,回族孝文化中的封建因素基本得到消除 ,回族老人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有所削弱和改变 ,但回族老人仍然普遍受到尊重和照顾。在当今社会 ,回族孝文化中的“厚养薄葬”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值得进一步倡导和宣扬。要正确地继承回族孝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就应处理好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正确弘扬孝文化的关系 ;对老人的经济供养与精神赡养的关系 ;强调后辈的尊老敬老与鼓励老人自强自爱的关系 ,努力使中华民族尊老、养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长久传扬。     

家庭金融脆弱性与当代中国居民的主观地位认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社会财富不平等的机制及其后果。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通过使用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两个主要指标,即家庭流动资产收入比和家庭负债资产比测量家庭金融健康状况,力图更全面地考察家庭金融对当代中国居民主观地位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家庭流动资产收入比和家庭负债资产比对居民主观地位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家庭流动资产收入比越高,家庭负债资产比越低,居民主观地位认同越高。随着信贷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社会分层研究需要从关注家庭财富不平等转向家庭金融不平等。     

清代前期回族的政治地位

回族源流始于唐、宋、元,形成于明,发展于清,至咸、同间,云南、西北回族遭到空前浩劫,元气大伤。辛亥后,在恢复中有新的发展。元代回回人的地位,一般高于汉人。回回中的贵族、官宦、学者及商人活跃于各地,对于元朝的开国以及元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有影响,同时,较优越的政治地位也有利于回回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元代海运大开,对于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回回人在经济上占有优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明代曾把回回称作“回夷”,这是带有侮辱性的称呼,同时也说明回回巳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而存在。明代开始时,回回人与蒙古人的地位有相似之处,由于北边蒙古军事力量的存在,为了以广招徕,明统治者对于归附和安插在各地的回回,既给他们以优厚待遇,又不放松戒备与防闲。明代的海禁政策,影响深远,中国同西方在发展上渐渐拉开了差距,勇于开拓的回回民族在经济开发上也深受闭关之害。到明代晚期,回族人巳     

回族经济特征初探

在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该民族成员的物质生活状况十分重要。为此,本文谨从回族消费生活的特征、回族人口的职业分布特征以及回族经济社区的形成及类型等方面对回族经济特征进行初步探索。回族的消费生活是很有特征的。正是这些消费生活上的特征,才使回族的成员能在分散于全国并与其他民族杂居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形成共同的心理,并由这种共同的心理过渡到民族意识。     

封建社会回族经济初探

回族的族源,可追溯到唐、宋,形成于元末明初。其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历程是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之中。回族在自身的发展中,不仅受历朝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而且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本文试图就回族经济在封建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特点,进行一些初步探索。一农业在整个回族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在历史上,回回务农是从元代的屯田开始,经明、清时期的进一步发展,而成为回族经济的基础,并和畜牧、手工业、商业相结合而存在、发展的。     

智利养老金制度改革对两性利益的影响分析

文章选取性别视角,分析智利养老金制度改革对两性利益的影响。首先,通过比较新旧制度,阐述涉及两性利益的制度改革,以及制度转变如何影响养老金的两性分配。其次,从养老金覆盖面的性别差距和养老金收入的性别差距两个方面,分析制度改革前后养老金两性分配的结果变化。最后得出结论:智利养老金改革对女性不利的影响因素多于有利因素;新制度与传统制度相比,养老金覆盖面的两性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养老金收入的两性差距有所扩大。     

女性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及其反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

全球化给女性地位带来了一系列冲击和影响.在全球资本、政法体制及家庭男权的重压下,女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反全球化等新的社会运动正在与妇女运动一起成为女性抗议贫困和不公、争取自身权益的新形式,女性在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明显建树,走在了时代前列.     

城市女性的休闲质量

不同就业状况和经济实力影响着女性的休闲偏好,而这种偏好又决定着女性休闲内容的丰富程度以及她们对休闲资源的使用频率等休闲质量指标的高低。这种源自生活境遇的休闲差距应该在不断促进两性平等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上用提倡差异化休闲的方式加以改善。     

古埃及女性地位探析——以婚约为视角

古埃及人是世界上最早借助婚约维护女性权益的民族之一。古埃及婚约以书面的形式规定了丈夫对妻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女性的经济权益提供了有力的保护。不过,婚约赋予女性的权利也受到了各种因素的严格制约,体现了古埃及社会对待男女两性的双重标准,同时也反映出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现实处境。因此,虽然古埃及婚约对于保障女性的相关权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并不能掩盖当时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实质。     

家务劳动时间、家务决策权与妇女社会地位关系探讨——以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不仅体现在职场上具有同等的劳动机会和同样的劳动回报,而且体现在家务劳动时间的分配和家庭事务决定权的大小上。基于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统计数据,相关分析表明：经济越发达、占有资源越多的城市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越短;教育年限越长、初婚和1980年后出生的已婚女性,家务决策权越大。要彻底改变女性的家庭弱势地位,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就必须加强政府支持力度,进一步强化社会干预,实现女性由集体赋权向个人赋能转变,建立适应妇女群体特征的社会工作制度。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论回族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与地位

回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缔造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 ,为国家的独立、民族之解放及新中国的创建都曾作出重要的贡献。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 ,回族能否再一次为本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腾飞再创辉煌呢 ?这不仅取决于回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作出正确的抉择 ,还取决于各级政府能否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正确政策。而能否看到回族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与地位 ,则是影响各级政府和回族人民作出正确决策和抉择的关键因素。据此 ,笔者从四个方面对其作用分论如下 ,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确其地位及相关的启示。一、汲取开发经…     

关于城市家庭女性消费和消费心理的探讨

[摘要]城市女性作为家庭收入的实际支配者,她们的消费观念引导着城市家庭消费不断地变化,商品市场也在围绕着女性消费主体不断地变化。探讨女性的消费特点和消费心理,将会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社会商品市场的变革和发展。在中国不断扩大内需的前提下,女性消费市场已经成为商家的角逐对象。     

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核心消费压力对中国家庭幸福感的结构性影响——基于CSS2013的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家庭消费结构中的核心消费压力越小、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的幸福感越强。核心消费压力不仅直接影响幸福感,而且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的变量关系产生调节效应。这一效应通过了对体制内（外）职业与幸福感关系差异性检验的证实,也被年龄、地域等人口学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差异性所证实,从而证明核心消费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品或消费方面,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家庭消费结构。缓解家庭和居民核心消费压力对提高绝大多数人群的幸福感具有决定性、结构性作用。因此核心消费变量的介入不仅是一个重要补充,而且使幸福感衡量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合理性。简单以西方研究中设立的经济指标和非经济指标确立幸福感衡量掩盖了诸多因素的差异性及其对传统幸福感衡量的影响与作用。毕竟差异性在学术研究中可避免、可控制、可平衡,在现实中却不可避免、不可控制、不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