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传统 突破传统——黄宗羲法治思想别议

黄宗羲的个人经历和学术造诣使得他在面对明末清初的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法律制度时能够在反思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突破传统的观点,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的法治思想的渊源其实来自中国传统思想,但同时暗合了一些近代西方法治思想。在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认为善法是"天下之法",而"一家之法"非法,即恶法非法;然后又主张君与臣平等的平等观。他的法治思想有时代进步性,认为必须限制权力、分散权力,制衡权力,这样的权力才能为"天下万民"服务,才不至于成为谋"一姓之私"的工具。但也体现了局限性。本文试图对黄宗羲的法治思想作别一解读。     

我国公民法治意识提升问题论析

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全体公民形成良好的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法治意识。提升公民法治意识是推进法治建设的基础工程。当前,我国广大公民的法治意识普遍增强,但依然存在自觉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意识不强、重亲情轻法治、重关系轻法治、重权力轻法治、重权利轻义务等思想意识问题,影响社会整体法治意识的提升。提升公民法治意识,需要培养公民法治信仰、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开展普法教育、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     

法治对领导权力的制约作用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应的一种国家治理方式 ,在对权力的治理上强调权力立足于法 ,能有效地限制、规范和约束包括各级、各部门权力执掌者手中的权力。为更充分、有效地发挥这一功能 ,在实践中需要遵循权力配置的社会化原则、法律至上原则、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监督原则等 ,以确保权力沿着维护公共利益的轨道运行     

有限权力的法治定位

法治的永恒主题是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法律关系的调控 ,其中以对权力制约构成法治核心。确立有限权力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这一要求 ,必须以民主法治化为基础 ,完善能够体现民意、维护民权、保护民利的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对权力强制性、等级性、保障性在实施过程中有可能背离人民意志向反向运行进行制控 ,使有限权力成为民主法律规定的权力 ,是民主选举代表代行的权力 ,是受到国家主人监督控制的权力。     

认真对待权力--法治视野下法律与权力关系的反思

自由主义者认为,法治的精髓是以法律制约权力,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这一判断的逻辑前提是片面的,理论根据也具有浓厚的主观理想化色彩.事实上,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纯的制约与服从.从动态角度看,现代法治意味着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不是以法律制约权力.     

从革命法制观到治国方略法治观——中国共产党90年法治思想发展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法治思想经历了由革命法制观、秩序法制观到治国方略法治观的转变,并在思想观念上显现出一个从法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转向法是社会利益调整的手段、从依政策治国转向依法治国、从法律虚无主义转向法律权威主义、从义务本位的法转向权利本位的法、从权力至上转向法律至上等的变化,反映了其法治思想不断走向完整与成熟。     

法的国家属性与法治国家意识的构建

法治国家意识应成为国家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法治国家意识,需了解法的国家属性并理解它的含义。如果仅仅单向度地强调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可能会导致误读国家至上而忽略法本身的功能。任何组织和个人要按照现代国家治理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树立法来自于国家的基本意识、产生于国家的认同意识、等同于国家的整体意识、维护法的权威就是维护国家尊严的核心意识。切勿将主体和工具的关系套用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上,这样只会歪曲或偏激地理解法的国家属性。在现实中正确树立和增强国家意识,将对国家的热爱转化为对法治国家的热爱,将对国家的捍卫转化为对法治国家的捍卫。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国家兴,法治也兴。     

对"法律信仰"论题的一种事后解读

法治是一种治理秩序和治理模式,法治的精神在于社会树立法的权威,形成权力有限的政府和权利本位观,实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的局面。作为一种系统工程,它需要的是经验的积累和理性的建构,而法律信仰则是感性的。面对当下中国的法治难题,不能仅仅局限于理性的思索,更重要的是在于能否正确认识国情,结合实际寻找到现实的出路。从信任到信仰,可能是一种可行的进路。     

论法治民主与权力制约监督

法治民主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形态,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民主与法治这两种最基本的权力制约监督形式的有机融合,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契合的民主政治形态。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种种权力失范现象,与法治的缺失密切相关。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实现市场经济现代转型的基础,而法治建设又需要民主力量的推动。在当代中国,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监督体制,需要将民主与法治两种范式进行融合,重点发展以法治建设为目标的民主制度,即法治民主。     

试论权力制约

权力缺乏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而腐败与法治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依法治国,实行法治,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权力制约是法治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推进法治的重要环节。要有效地制约权力,必须建立一套严密的权力制约机制,包括分权机制、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     

破除法治的经济迷信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我们必须要“解放思想”,对于束缚我们思想发展的、僵硬的传统观念,特别是经济决定论,我们应当彻底抛弃之。通过经济与法治的关系论证,提示经济之于法治虽然重要,但绝非所谓的决定与反作用的关系;纵观中国及整个人类历史,法治之于经济反而有重大影响之作用。法治实与多种因素相关,而并非是一种被单方面决定的结果。充分认识影响法治的因素之非单一性,可以有效破除当前我国的经济迷信,更正人们之理念,在法治进程中恰当处理法治与经济的关系。     

论法治的妥协性

法治是利益妥协的产物,而个体的分散意志经过妥协形成的法律是对各方利益的均衡。故阶级斗争思维与法治精神相去甚远。民主是多数人的政治,但多数人的权利亦须受到制约,这是由法治的妥协机制所决定的。以权利制约权力、分权制衡体现了法治的妥协性,同时法治的妥协性还体现为对传统的尊重和让步。     

再论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

依法执政已写入十七大党章,这是我党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惩治腐败的宣言。针对目前我国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现状,只有采取以德治国的多种措施,才能实现以法治国。因为,加强以德治国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和基础。     

法治的政治基础

因为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支配地位,所以民众凭借对行政权力本能的信任共识去服从统治,放逐了法治,从而使得行政权力因素成为法治在中国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削弱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性地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法治。     

法治的反面是什么?──再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与一人之治的论述不是专门的治国　方略论，而是为说明全权君主政体的优劣服务的，行文中的“一人之治”指的是政体形式，　而非治国方法。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的反面是人治，而非一人之治。他的人治是不受法律约束　而受执政者个人情感左右的治国方法，它既可以存在于单个人统治的政体中，也可以为多人　统治的政体所采用。     

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的运行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必须树立合作协商的美德、保持相对的社会均衡性、发挥教育的先导性;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在于深化法治实践、增强法治主体的高参与度、实现法治根基的本土化。     

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动力

法治是制约公共权力最有效的手段,这是具有自我纠错能力的执政党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灾难的原因进行反思后得出的结论。公共权力法治化的动因包括历史发展的潮流、执政党的倡导和政府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观念的变迁,但主要动力是党和政府的推动。单一的政府推进型法治带有天然的局限性,但政府推进型法治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德治是基础 法治是目标

通过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内涵的分析可知,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是当下我们要追求的首要目标.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两者的关系,使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同时,要准确地理解德治与法治的含义,避免片面强调法治或德治.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