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人权研究历程及理论面向

新中国70年人权理论研究根植于社会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经历了以实质平等为导向，由实践到规范研究的蓬勃开展到革命话语下逐步遮蔽的奠基阶段；从思想破除遮蔽到以问题导向对话和沟通的探索式研究初创阶段；从生存权和发展权提出到理论争鸣实现人权入宪的研究深入阶段；从主体反思和论域扩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阐发的人权体系成熟阶段。这一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贯穿于主体塑造、价值追求、破除藩篱的理论探索，党带领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形成中国特色人权理论实践面向，人权理论面向古今中外渊源生发机制反复追问，逐步成为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三大支柱。新时代人权理论研究面向三大命题: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和民族化的深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美好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阐释和话语表达，古今中外人权理论研究成果的交流互鉴。     

实质自由与文明相容人权观

文明相容人权观是一种既能尊重不同国家与地区对人权基于其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根基等文明元素的不同理解,又能够在达成基本共识后形成的人权观。实质自由为这种文明相容人权观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资参考的途径,而文明相容人权观则为实质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发展空间。实质自由与文明相容人权观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文明交往中应厉行的原则,是立足自身、为世界文明与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而有所作为所秉承的方向。     

中国传统人权观念再探——一个比较法文化的视角

人权的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 ,但人权的思想并不是西方的专利。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人权观念 ,这些观念与西方的人权观念可谓殊途同归。自由观是人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的自由观更强调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的协调 ,这种自由正是现代人权观的应有之义。善恶论是人权的人性基础 ,中西方的人性论在本原上都以性善论为基础 ,但西方的性善论在近代被启蒙学者颠覆 ,促成了法治 ,进而弘扬了人权 ,而中国的性善论始终未被颠覆 ,进而无法形成法治 ,人权观念没有变成人权现实。理性观是人权的文化基础 ,这在西方表现为自然法 ,中国古代也有自然法 ,中国的自然法在抽象层面上表现为“道” ,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乐”。“道”中包含了大量的现代的人权观念 ,“乐”所营造的氛围催生了人权观念     

利益与道德:人权本质的二元统一——论李步云先生的人权本质观

以"利益"与"道德"为内核的二元统一人权本质观是李步云先生在人权本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态度。该本质观认为,离开利益讲人权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可能正确理解人权问题上存在的种种矛盾与冲突的实质,同时指出支持和认可人权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利益和道德作为人权本质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辩证统一、互为支撑、不可分割。二元统一人权本质观是对权利本质观范畴的拓展,不仅是对人权理论基本范畴的完善与发展,更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人权问题的理解。     

论人权的归属

人权(Human Rights)彰显人的人格和尊严,对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而言,人权既是一种"必要",又是一种"追求"。个人是人权的主体不容置疑。随着人权观念的发展和演变,人们对人权主体的解读趋于多样,"集体人权"相对于"个人人权"亦应运而生,由此引发了人权的归属之争——人权归属于个人?人权归属于集体?本文通过对人权内涵及其价值追求的分析,阐述人权主体的单一性,探讨"集体人权"的正当性,并论述人权的真正归属是个人。     

论乡村振兴的人权治理

在乡村振兴人权治理的二元主体中,国家治理体现为人权思维的落实,农民治理主体则表现为人权追求的实现。以人权为元价值机理整合,在乡村振兴人权治理中构建起了彼此承认的主体间性。乡村振兴人权治理的交往系统,既是交往制度得以顺利开展的理论根基,也是交往机理的外在制度建构。借由交往机理与交往制度的有效运转,在交往商谈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交往理性得以获得各方认同,并借助法律建制化的方式搭建起稳定的人权规范体系,进而为人权治理的开展提供稳定的规范保障。乡村振兴人权治理的合作面向是国家与农民两大治理主体最终形成的合作关系,并在乡村振兴人权治理中确保多元主体的生存权、发展权、政治权利与幸福生活权等得到切实保障。     

从宪法视角看军人的人权保障

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载入宪法中,为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扩大和完善提供了原则性依据。这同时为理性配置军人权利义务提供了指引。在现行宪法的指引下,我们应如何理性分析军人的人权保障呢?军人作为特殊群体,只有在军事必需与法律明文授权之下,才可对其人权进行特殊限制,除此之外均为违宪之规定。     

人权概念的普遍性

对于人权普遍性的争论要求对"人权"甚至对"普遍性"的含义进行界定。人权观念与正义、善和民主概念相联系,但并不与之等同。严格讲,这一观念是指每一个人都具有向他或她所处的社会要求得到规定的自由和利益的合法权利,一项具有权威性的人权分类表是由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人权宣言提出的人权已被几乎所有国家所接受,被纳入他们各自的法律之中,并已成为国际法律义务,因此从政治和法律角度而言,它们都是普遍的。然而,在事实上确保尊重这些权利仍然需要稳定的政治社会和宪政的信念持续发展。几乎所有社会都能从文化角度接受人权宣言所包括的那些反映了当代共同的道德规范的基本权利和人类需求。但是,其他权利——引人注目的是言论自由、宗教和种族平等,以及妇女的平等权——续续遭到顽强的抵制。     

论贸易与人权保护制度的协调

贸易与人权问题是各国对外政策博弈的核心之一。在整个国际交往过程中,贸易体制侵害和逐渐边缘化人权,人权的内涵与外延也曾一度因政治的原因被曲解。这些都是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的顽固阻滞。以“人”的视野去思考贸易与人权保护制度冲突的产生、冲突的动因与本质及冲突的协调理论与原则,这正是历史的要求和必然,也是文章的内容和目的所在。     

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及其法治意义

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认为人权渊源于西方悠久的以斯多葛学派和基督教为代表的普世主义,以及启蒙运动以降所形成的权利思想史,其展现了人权的历史悠久性、内容的层次性和进步性。而以塞缪尔·莫恩为代表的学者反驳了这种人权历史叙事方式,提出了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认为作为全球道德诉求与乌托邦愿景的人权实际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呈现了全球层面人权起源之晚近性、成因复杂性和乌托邦属性。这两种人权的历史叙事方式有一定暗合之处。尽管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有一定局限性,但其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呈现了法治的普遍性认同之内在价值逻辑,为思考全球法治难题提供了价值论意义上的理论视角,为重思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不过,这种法治意义受限于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在人权的道德性与政治性之间的逻辑张力。     

我国法官的人权教育刍议

联合国对法官人权教育的重视是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分不开的。2004年"人权入宪"促进了我国法官人权教育的发展。但是,我国的法官人权教育在定位、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就必然要求今后法官人权教育的科学发展。     

知识产权——私权与人权的对立统一

在人权日益觉醒和私权强力扩张的今天,正确认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与人权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分别从私权与人权的角度出发论证了知识产权的权属,指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与人权定位确立在一起,两者对立统一,共同构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大厦",并从它们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论证得出知识产权制度的本旨——利益平衡。     

人权保障与环境法的实施——从阿马蒂亚·森发展理论切入

阿马蒂亚.森发展理论认为,公民实质自由是人类发展的目的和手段。能够得到切实保障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基本人权就是公民所享有的实质自由。影响环境法实施的因素包括执法主体的执法意愿、环境立法质量、人类发展水平、公民的守法精神和公民的环境意识等,其中,人类发展水平是核心要素。法治的真谛在人权,人类发展的真谛亦在人权。人权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过程,也是公民环境意识、环境保护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环境问题之有效应对、环境法律之顺畅运行,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人权。     

以人权促进发展:工具性人权论

人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议题,而长久以来人权与发展在两条互不搭界的轨道上运行,人权与发展的结合能为人类增添更多福祉。人权是发展的目的,发展是为了扩展人权,这是目的性人权论。而人权必须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且人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因而"以人权促进发展"的工具性人权,是人权最终得以保障的最佳路径。工具性人权有着深厚的法理底蕴、现实基础和规范支撑,人权演进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工具性人权的发展史,从古代到现代、从美国到中国的实践经验无不表明人权对发展的重大作用,世界人权宪章等国际规范性文件无不论证着工具性人权的重要价值。     

以“普罗米修斯精神”超越启蒙人权话语——马克思人权思想的范式与逻辑

对于构建中国人权话语而言,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资源。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人权思想的阐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启蒙范式"的理解路向,这使得以批判和超越启蒙人权话语为逻辑起点的马克思人权思想最终落入启蒙人权话语范式的桎梏之中。马克思的人权思想,实际上从根本上证伪了启蒙人权话语范式。对于马克思而言,生发自启蒙思想的人权话语,只是一个表达人权之低位标准的"老问题",局限于对异化之现实的承认和维护。而马克思显然不满足于这种低阶标准,并以"普罗米修斯精神"提出"人的解放"这一"新问题",在主体范式、价值范式和权利话语范式三个层面上超越了启蒙人权话语范式,从而对人权之理念内核做出了更加彻底的推进,亦为未来的人权实践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与先导性理论。这正是马克思人权思想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它向我们表明,构建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不应停留在启蒙人权话语中自我设限,而更应从"人类共同命运"这一更加宏大的立足点出发,去发现和解决真正事关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的真问题"。     

中国资产阶级的人权与法制理论

<正> 一、中国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四种形态自然经济、宗法社会、专制政治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社会根基。以无视个人人格、自由、权利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便植基其中并为之服务。人权二字为历代君臣、圣贤所不言。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人权诸说始乘海风而来。1895年2月,维新思想家严复第一次滕胧地介绍了"唯天生民,名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的天赋人权学说。自其一鸣惊人始,各种翻译著作和人权主张,尤如雨后春芽,纷纷问世。     

读《人权初论》

读《人权初论》华金，云彬最近，由孙纪成著、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人权初论》，给人权研究新园地又增添了一朵鲜花，值得赞赏。《人权初论》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论为指导，立足当今中国和世界的人权状况，对人权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对人权与平等、自由、民...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权价值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人权内涵",集中表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的基本逻辑和核心要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的理论基点是"人民主体论",即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主体和人民权利作为始点和归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的进路选择,是以"发展促人权",即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进程中实现全体人民人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的逻辑架构,就是"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权的终结”六论

作为意识形态的人权成功波及全球,而作为实践的人权却面临着巨大灾难和困境,这形成了鲜明的悖论。尽管权利是自由主义的卓越产物,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却未能充分理解权利的运作。因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人权谱系和人权哲学对自由主义人权理论予以替代。作者主要从人权与自然法的革命性特征,人权与主权的内在联系,人权普世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相互依赖,以及人权在追求人的解放和自我实现过程中对主体的分裂和重构等方面展开论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论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人权理论体系。人权本原观是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人权主体观是个人与集体的统一;人权本质观是利益与道德的统一;人权内容观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A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B约)的统一;人权价值观是自由与平等的统一;人权形态观是应有与法定的统一;人权和谐观是和谐与对抗的统一;人权属性观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人权实现观是个人与国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