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法律信仰危机的思考

在农村,部分农民作为法律信仰的主体,在心理状态及行为方面既不能自觉信仰法律,又对法律缺乏需求感,从而产生法律信仰危机.这种危机严重制约着农村的法制建设,迟滞了依法治村的进程.必须采取措施,使法律成为农民的信仰对象,成为保护其最高利益的根据,成为社会正义的权威根据,成为农民生活中的必需.要真正营造一种法治的社会氛围,坚决惩治司法腐败,树立法律权威,克服信仰危机,以实施依法治国战略.     

当代中国与法律权威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旧的权威类型正在逐步衰落但没有完全消亡 ,新的权威正在逐步形成 ,但又没有最后确立。因此在新旧权威交替过程中就出现了中央政令不通、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法律、法院缺乏权威等等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创造法律至上的社会氛围、树立宪法的权威、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严肃司法、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 ,从而达到法律权威的实现     

论法律权威之确立

确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素,法律只有促进国家意志与民众意愿进行良性互动才具有生命力。如果民众不认同法律权威,那么法律就只是国家单方面的意志,并不能真正定纷止争。长期以来,围绕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如何将法律本土化一直是困扰民众认同法律权威的根源。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在于公开民主地制定良法,让民众监督执法,提高司法水平,改进司法权的运行机制,提高民众运用法律维权的能力,共同构筑民众认同法律权威之路。     

论拉兹的法律权威理念

依法治国的提出,将法治提升到了国家的高度。在社会管理中,法律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表现形式,如何客观全面地认识法律,直接关系到法治建设的成效。关于法律,拉兹的法律权威理念中给出了相应的阐述,法律的本质就是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威,发挥其着指引行为的功能,而且满足具有权威的条件。可见,法律之所以能够得到遵守,在于法律的权威。在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方面,拉兹的法律权威理念值得我们研究,以便为法治建设提供更多的思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法律权威与公正司法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是30年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但法律权威并未充分彰显.现行法律体系更大程度上是文本意义上的,更多依赖国家强制力撑持而获得形式上的普遍服从.法律权威应当是法律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的统一.在规范和制度化特征方面,现行法律体系还有尚未形成内在一致的法律体系意义脉络、良性的吸纳和拒斥社会挑战的机制以及由中国社会多重二元性所导致的多重二元割裂等不足.法律权威树立依赖于法律制度化实施,但不能简单地将法律权威与公正司法等量齐观.若要仰赖法律权威推进司法公正,必须在澄清公正司法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之上,遵循若干法治标准和进行有效制度建构才能实现.     

法治与法律权威

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法律权威的至上性 ,树立法律权威是进行法治建设的决定性前提。树立法律权威须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以法治权、制约权力 ;二是以法济民 ,实现守法的自觉化     

把法律作为修辞——认真对待法律话语

“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命题,既是对法律碎片化的方法校正,也是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法治时代的标志是去革命化、消除政治权威的绝对性,这就需要社会的话语系统也应随之发生变化,法律话语应该替代政治修辞的权威,所有的政治诉求都应该在法治框架内展开,法律修辞的力量应该超过其他的话语系统,从而成为最常用的思维形式.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人们把思维的重点集中到了各种各样的创新上,但离开了法治,所有的创新都不会从根本上促动中国的进步.把法律作为修辞是筹划中国未来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性措施.     

谈国家法律的权威--从法律运行的典型实例看

一旦国家法律具有了权威,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实现了法治,而法律运行的状况最能体现一个国家法律权威的存在与否.基于此,本文通过几个典型法律运行实例探讨在司法执法中国家法律权威的现状,影响国家法律权威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相应提出了几点建议.     

论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灵魂 ,只有在全社会成员中形成法律信仰 ,法治社会才能建成 ;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发自内心的虔诚的信任、相信和崇拜 ,它包括对法律的神圣情感、对法律的科学态度和对法律活动的积极参与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 ,法治实践又是法律信仰的条件和源泉。     

交往认同与法律规则效力的生成

法律规则效力的生成问题是法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西方和我国的法哲学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或经验两个层面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人的实践理论出发,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规则效力产生的基础,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通过交往形成了对一定规则的认同,这一认同成为法律规则最终形成的直接动因,这种认同包括自主性认同以及强迫性认同,这种交往认同也是法律规则产生效力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法律规则及其应然效力都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交往而形成认同的结果。     

从许霆案看法律权威的树立

许霆利用银行ATM机故障恶意取款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经过媒体的传播和放大而成为一个影响重大的公共事件，民众的质疑无疑会影响法律权威的树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树立法律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律的良好氛围。法律权威的树立，首先需要法律规定本身公平、合理。其次，应真正建立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良好法治环境。     

法治的精神理念与制度理念

法治精神理念与制度理念的培育与涵养, 以历史的眼光看, 实为法治关键, 甚或可以说法治的成败利钝, 根本系此。本文认为法治的精神理念体现为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 分析了法律信仰虚化的原因, 并提出相应对策。指出法治的制度理念是为社会正义。形式社会正义是法治共通不变的特征, 实质的社会正义则充分包纳了时代内容与特征     

论邓小平的法律权威思想

邓小平提出要树立法律的权威 ,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并对如何树立法律权威的问题作了重要论述。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构成了依法治国理论的核心内容。     

关于人民法院法规范审查权几个问题的探讨

目前,我国对法院的法规范审查权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落后,已不能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位阶低于法律的法规范有间接审查的权力。人民法院在审查这些法规范时,应当以其是否超越权限、是否违反宪法、法律的规定为标准,不能简单照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审查法规范的标准。此外,人民法院对这些法规范进行审查后所作的结论在效力上仅及于所受理案件的当事人,对其他个人、组织或者国家机关并无拘束力。     

依法行政实践中的难点及其对策

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行事。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判的标准。目前行政管理实践中 ,法律与政策越位的问题较为突出。一是政策代替法律 ,二是政策否定法律 ,三是政策解释法律。正确处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 ,必须正确区分法律与政策的功能 ,避免越位 ;对同一问题既有法律规定又有政策规定时 ,要贯彻法律优先的原则 ,维护法律的权威 ;要严格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修改程序。要贯彻事权与职权一致的原则 ,并解决行政执法软弱的问题 ;行政执法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能的配置 ,要有利于行政执法的统一和效能 ;行政复议制度既要兼顾司法监督的要求 ,又要保证行政执法的权威 ;行政强制既要体现司法监督 ,更要体现行政权的强制力     

法律实证主义与法哲学的安乐死

法律实证主义有其自身的悖论。它批判了自然法传统中法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以自己的方式拒斥了传统的法的形而上学,并促使了法律的客观化和精确化。但是,它的理论基础和目标诉求是可疑的,并与自然法学说一样仍然分享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种种前提,也导致了法的绝对技术理性化以及权力与法、法律与法一体化的后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法治建设在吸取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成就的同时,要尽力避免其可能导致的"法哲学的安乐死"倾向。     

韩德培法律思想研究

韩德培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著作等身,宏论盖世,为人谦逊,治学严谨。他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有宪法、法理、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环境法与法学教育等。韩德培教授的法律思想发展过程分为形成、成熟与升华三个阶段;其法律思想具有务实性、开创性与丰富性等特点,具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和促进国家立法等诸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法人分类比较研究

法人分类比较研究是在不同国家法人分类的基础上探讨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原因、价值取向以及该种分类所蕴涵的法律、历史意义 ,以达到对外来法律文化进行扬弃、吸收的效果。我国民法与大陆法系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法人分类模式。在我国根据法人其从事的业务活动划分为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笔者认为 ,应对大陆法系上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划分予以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