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山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选取山东省具有代表性的104处乡村休闲旅游地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等方法研究乡村休闲旅游地的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山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类型丰富,可以划分为休闲观光类、农事体验类、农业科技类、乡村文化类、特色村镇类5个一级类型,农业观光示范园、自然风景区等17个二级类型;② 山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整体空间分布趋于集聚,空间结构属于凝聚型;③ 五大类型中特色村镇类和乡村文化类集聚程度高,休闲观光类和农业科技类数量多、布局分散;④ 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人口密度、交通区位是影响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的主要因素。     

长江三角洲地区特色小镇地域类型及其适应性营造路径

特色小镇作为一种新型小城镇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人口-产业-文化多维一体集聚与示范意义。选取长三角地区69个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10.5空间分析及SPSS20.0聚类分析等方法研究其空间特征及地域类型。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地区特色小镇分布趋于集聚型,具多个密集区,集中在以上海为核心的江浙沪皖交界处,各市域特色小镇分布不均衡,空间形态呈一心多组团集聚格局,沿交通干线呈带状分布,并且多位于县际边缘区;② 特色小镇类型多样,地方特色资源与文化影响显著,长三角地区两批特色小镇中工业发展型特色居首,旅游发展型相对下降;地域类型呈现5类,其中平原地区工业发展型或农业服务型、河网或低山历史文化-旅游型地域本底条件优势显著。建议未来发展应考虑特色小镇区际异质性与邻近趋同性,注重毗邻县界多镇组团利用各自产业优势联动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     

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东北地区2009年、2012年和2015年A级旅游景区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相关分析等数理和空间分析方法,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从类型、均衡度和密度等方面对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 2009年、2012年、2015年3个时段,东北地区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集聚状态,且集聚程度具有先强后弱的演变特征;② 省会城市和主要交通节点城市附近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较大;③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东北三省A级旅游景区核密度增强区域扩散较快,但蒙东地区变化较慢;④ 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影响很大,其中地形地貌、水文是影响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内生因素,而社会经济水平、交通等是重要的外推动力,对A级旅游景区分布影响比较显著。     

特色种植的空间持续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南省封丘县树莓产业为例

以河南省封丘县树莓产业为例,基于实地调查,从特色种植的空间扩散网络、村域种植规模变化、不同类型村空间分布特征、整体参与村空间集聚特征4方面对特色种植的空间持续性进行分析发现：特色种植空间扩散网络密度低,空间持续性不强,但其变化的空间范围一定,集聚特征明显。运用AMOS21.0对以上现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① 农户自身特性,尤其是冒险性精神对其持续种植时长影响较大;② 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条件获取越便利,农户持续种植时间越长;③ 政府推动对农户持续种植具有正向作用;④ 资源环境,尤其是土壤特性和能人带动对村域种植规模影响深刻;⑤ 距离区位对村域持续种植的影响弱于基础设施条件。     

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基于第一批和第二批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采用核密度分析、邻域分析、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并结合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国家级特色小镇在空间上集聚分布,南多北少,由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向黄河中游、西北地区逐渐减少,沿海和中部省区分布数量较多。② 第一批国家级特色小镇高密度核心区位于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微型核心区为西藏和新疆地区,而第二批高密度核心区依旧位于长三角地区,次级核心区出现在京津冀地区和川黔渝三省交界处。③ 国家级特色小镇一方面聚集于坡度和地形起伏度小、海拔低、地势相对平坦的亚热带和暖温带地区;另一方面主要分布在经济基础好、市场发育程度高和文化产业发达的地区。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

研究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析其类型结构、空间分布类型与聚集区域、市域空间分布特征与旅游响应、时序分布特征等,得出结论：①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分布差异化特征明显,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传统技艺类数量最多。② 山西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省域分布层面集聚型分布特征以极核区、高度密集区、次级密集区和带状区域为主要分布现状。③ 山西省11个地市均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类型、数量分布不均衡,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④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时序空间格局分布上呈现不同特征。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业的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中国本土主题公园旅游体验质量评价及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以旅游网评为大数据样本,构建评价体系,测度中国本土69家主题公园的旅游体验质量,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旅游网评为全维度评价提供了数据支撑,语义分析可量化旅游主体、客体和情景体验质量;② 旅游体验质量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等级结构特征,旅游主体和客体两维度得分级差分布显著,旅游情景维度波动性最大;③ 不同类型的主题公园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明显不同;④ 不同等级的主题公园旅游体验质量分化不明显;⑤ 主题公园及其旅游体验质量的空间分布在市域尺度上出现空间错位,空间集聚效益显著。     

中国省际工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将中国30省市（不含港、澳、台和西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省际工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首先构建中国省际工业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利用DEA-BCC模型结合Malmquist指数对2006~2015年中国30省市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工业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再次运用Geoda软件分析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最后通过空间误差模型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工业生态效率虽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但整体效率水平较高;30省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性,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分布格局。② 中国工业生态效率Malmquist指数增长率水平较高;30省市Malmquist指数均为正向增长,呈现出稳定增长趋势;技术进步效率是Malmquist指数的主要推动力。③ 中国30省市工业生态效率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且存在明显的集聚状态,近邻效应显著。④ 中国省际工业生态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规制、技术进步、外商投资和产业集聚。     

豫皖湘赣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豫皖湘赣四省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利用标准差、变异系数、赫芬达尔指数、聚类分析、ESDA及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总量和绝对差异都在拉大,相对差异和集中程度都在降低后,有趋于稳定趋势;② 空间分布上大致形成以省会城市为核心、中间高四周低的圈层等级结构;③ 空间格局上,空间集聚态势进一步强化,逐步形成以郑州市和南昌市为核心的两大高高集聚区;④ 空间交互作用是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空间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⑤ 劳动力成本对产业转移有负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吸引力、技术创新能力、集聚效应、成本因素、对外开放度、区位条件及产业结构对产业转移具有正向作用,市场吸引力、集聚效应及对外开放度影响最大。     

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及县域以下多个空间尺度,对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点、面结合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影响全省以及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呈递减态势,空间分布沿着“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路径向外扩散; ② 浙江制造业经历了“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三核连片发展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 ③ 环杭州湾地区一直处于全省制造业热点地区,浙江省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 ④ 影响全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技术创新等,影响三大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福建省旅游小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福建省155个旅游小镇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法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福建省旅游小镇空间分布整体上趋于均匀状态,在各个地市的数量分布上也相对均衡;② 福建省旅游小镇核密度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生态人居型旅游小镇分布密度最大,特色产业型旅游小镇分布密度最小;③ 福建省旅游小镇发展以冷点区和次冷点区为主,冷点区和热点区空间差异明显;④ 经济基础、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客源市场是福建省旅游小镇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浙江省入境旅游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研究与启示

浙江省入境旅游发展势头强劲,但省内各地市间入境旅游发展却参差不齐,非均衡性空间特征显著。通过分析浙江省11个地市1999—2008年共10年的入境旅游外汇收入指标,引入标准差、相对发展率和波士顿矩阵等分析方法,归纳浙江省入境旅游发展空间非均衡基本特征,同时,对影响非均衡产生的经济社会条件、区位条件、资源环境等因子的变化趋势进行深入探究,提出浙江省入境旅游可以由非均衡发展逐步向均衡化方向发展的观点。最后,从浙江省资源整合、区域联动角度,提出了浙江省入境旅游均衡化发展的对策思路。     

浙江美丽乡村空间格局及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系全国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地方经典模式。基于浙江2016年以来3个批次美丽乡村“示范村”数据,运用洛伦兹曲线、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识别美丽乡村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构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模式,揭示具有强烈资源禀赋约束的各类乡村如何在政策与资本双重驱动下从示范走向全域。结果表明：①美丽乡村示范村空间上整体呈凝聚型分布,已形成“杭嘉湖”和“金衢”两大集聚区,且其时空演化特征稳中有变,后两批较第一批分布范围更广;②美丽乡村具有农业服务型、工业发展型、休闲旅游型、文化传承型和综合治理型等五大类型,不同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显著,且与已有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关联密切;③区位条件、文化旅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形是影响示范村区位的重要因素;④美丽乡村建设从局部到全域推进过程遵循优先发展资源禀赋示范村、辐射引领周边村落的路径,并倡导政府引导、资本驱动、“农户+公司”和村民创业并存的多元主体发展模式。     

中国古镇型旅游地空间分布研究

古镇是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发展古镇旅游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古镇研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但涉及古镇型旅游地空间分布的研究却鲜有所见。运用ArcGIS9．3分析软件、不平衡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分析中国古镇型旅游地的整体分布特征及其在东、中、西部的区域分布特征。研究表明：中国古镇型旅游地整体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区域内部分布也不均衡,东部地区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两省;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贵州、四川、云南3省;中部地区主要集中在安徽省。影响其空间分布的因素主要是旅游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可达性和文化发展脉络。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性空间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在总结乡村及乡村性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从乡镇域尺度对浙江省1218个乡镇（街道）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评价结果划分出浙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 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经济基础、土地利用指数空间差异相对显著,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空间差异较小。② 乡村性指数整体较低,分布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带逐渐增强的特征。③ 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浙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低值聚类区域,浙西南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高值聚类区域。④ 全省乡村可以划分为都市辐射型、传统农业型、生态旅游型、综合发展型四大类乡村,进而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路径,以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地区健康发展。     

欠发达地区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运用ESDA方法结合GIS 软件,以甘肃省14 个市州作为研究单元,选取人均旅游收入作为评价指标,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2003-2014 年甘肃省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03-2014 年甘肃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旅游热点地区长期且稳定地分布在河西走廊一带,其他地市长期分布在旅游冷点地区;由于旅游资源丰度、旅游经济区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甘肃省旅游经济发展呈“伞”型结构。位于“伞”型主干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而位于“伞”型两端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较为缓慢。针对这种差异,提出：（1）应当不断梳理甘肃省旅游资源赋存,提升旅游资源内涵,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提高地区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2）实施非均衡的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战略。（3）不断挖掘区域旅游特色,推动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旅游供给水平,增强区域旅游竞争力。     

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资源型地区产业多元化问题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通过2002—2015年的投入产出表以及投入产出延长表综合分析山西省产业发展状况，根据山西省的产业发展特征，将投入产出表中的42个行业进行了归并，运用投入产出指标对山西的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跟踪描述并采用扩散感应系数以及扩散能力系数跟踪经济发展中关键产业的变化规律，采用熵指数测算山西省的产业多元化程度，定量跟踪和评价山西产业多元化发展进程，同时运用社会网络研究方法，构建山西省投入产出关联图，直观地考察山西省的产业关联及产业发展集合。结果显示：山西省2002—2015年产业多元化进程受阻，2015年形成了两个重要的产业集合，一个是以煤炭资源业为中心，一个以建筑业为中心。     

吉林省旅游经济差异性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以吉林省9个地级市(州)为例,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对2002—2014年吉林省旅游经济差异性以及空间格局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地带内、地带间以及总体地带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且地带间差异程度呈现出由东部地带西部地带中部地带,逐渐演化为中部地带东部地带西部地带。2西部地带对地带内旅游经济差异贡献最大,但贡献程度不断变小;中部次之,但贡献程度不断变大;东部最小且贡献程度也逐渐缩小。地带内旅游经济差异对全省旅游经济差异平均贡献程度最大,但贡献率不断缩小,而地带间贡献率不断增大。3 2002—2004年以及2006—2007年吉林省东中西三大地带国内旅游经济收敛性逐渐趋同,2004—2006年中部地带与东部地带、西部地带之间的空间差异不断扩大,而2007—2014年地带之间旅游经济差异程度逐渐缩小。4吉林省旅游呈现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由于地理临近效应发挥,形成了四平—辽源旅游经济组团、白城—松原旅游经济组团以及通化—白山旅游经济组团。并且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但并不等同于路径锁定效应,区域旅游的异军突起可以形成路径创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