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转出视阈下农户生计资本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FPS数据的微观实证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农地转出行为与农户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了土地转出视阈下农户生计资本测度的指标体系,利用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分析农地转出户与非转出户的生计资本状况,探讨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两类家庭的生计资本水平总体均不太高,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总值略小于农地非转出户。其中,农地转出户的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明显高于农地非转出户,而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存量均低于农地非转出户,特别是自然资本的差异比较明显。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的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均造成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农户的金融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外,农户的生计资本还受到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等特征变量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非农就业机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强化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促进其生计转型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流动、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鼓励农民从事非农就业,促使农民积极参与到农地流转市场中,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和农地流转的动态关系,探讨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动态关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农户中,相较于74.15%未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25.85%进行农地流转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0.46万元;农地转出户的劳动力流动时间高出农地未流转户1.3倍,使其家庭可支配收入比农地未流转户提高0.70万元。另外,增加劳动力流动时间更有利于提升低收入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进行农地流转也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并且农地转出户比农地转入户的提高幅度更大。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动态关系程度越高,相较于西部地区更有利于提升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因此,建议不断加强对农民的投资和培训,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的运行机制,实行有区域差别的农业政策,以保证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民收入。     

生计资本对农地转出户分层城镇化选择意愿的影响分析——以浙江萧山农户为例

农地转出户相比其他农户更有动力与条件完成个体的城镇化。选择农地转出户为切入点,以浙江省萧山的被调查农户为对象,基于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农地转出户分层城镇化选择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的生计资本与农地转出户选择到建制镇、县城、市区(普通地级市市区)又或者省城地区城镇化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为了引导农户科学选择城镇化区域,应该在农地流转中通过政策设计引导农户生计资本的改变。     

农地流转中农地转出户生计风险诊断——来自浙江省农户的调查

农地流转中农地转出户面临的可能生计风险对于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选择及其后续的可持续生计构建都至关重要。基于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选取了18个方面构建了农地流转后农地转出户生计风险诊断体系,并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对嘉兴南湖、衢州江山和杭州萧山地区农地转出户的生计风险进行诊断。研究发现区域间存在着差别化的农地转出户的生计风险,其背后的原因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和自然条件紧密相关。     

农地流转中农户行为决策及其福利效应

从农户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应用Logit模型分析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而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测算和比较分析农地流转农户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农户非农收入比重、村庄经济环境、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等是农户转出农地的重要诱因,农地价值、农机价值和农业补贴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转入土地。用PSM控制样本农户禀赋差异后,分析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人均收入、人均非食品消费、户主健康有改善作用;农地转入对农户人均收入有改善作用,对农户人均非食品消费和户主健康的影响不显著。用PSM-DID进一步控制经济社会条件变化趋势差异后,分析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人均收入、人均非食品消费仍有改善作用,但对户主健康有负向影响;农地转入对农户人均收入仍有改善作用,对农户人均非食品消费和户主健康的影响仍不显著。建议在关注农地流转户增收问题的同时,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改善进城务工农户和留村农地流转农户的健康、消费支出等福利。     

快速城镇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分化特征及其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意义。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在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分化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化模拟,以揭示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作为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发达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分化为传统农业型、专业农业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和非农型等多种形态。2)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资本状况存在差异,大小顺序依次为专业农业型、非农兼业型、非农型、农业兼业型和传统农业型。其中,专业农业型农户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非农型农户在人力资本方面具有优势,非农兼业型农户在社会资本方面表现最佳。3)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家庭整体劳动能力等7个变量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中,户均家庭年收入起到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农户所拥有的生计资本状况影响着其生计策略的选择,政府可以通过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采取针对性措施来改善其生计资本状况,以实现农户生计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不同乡村地域类型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于桥水库流域为例

农户生计方式不仅决定了农户的收入,还对区域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同乡村地域类型是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和问卷调查获取于桥水库流域512份农户生计的一手数据,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依据收入结构划分农户生计策略,分析不同乡村地域类型的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特征,并利用多元回归方程解析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域内农户生计非农化成为普遍现象,纯非农型和非主农辅型生计策略占比分别为 29.5%和 42.6%。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资本存在显著差异：纯非农和非主农辅农户的总生计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显著高于纯农业和农主非辅农户,纯农业和农主非辅农户的自然资本显著高于纯非农型农户。不同乡村地域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和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明显差异。经济作物区农户的总生计资本、自然资本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传统粮产区的金融资本最低。水库周边区生计策略主要为纯非农型,山地林木区和城镇周边区主要是非主农辅型,传统粮产区和经济作物区主要是纯非农型和非主农辅型,文化旅游区主要是非主农辅型和农主非辅型。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耕地破碎化程度、土壤肥力、劳动力占比、家庭人口平均年龄、交通工具和家庭人均收入等指标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不同乡村地域类型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差异主要与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政策相关。最后,提出基于乡村地域特征的农户生计的针对性优化策略,为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农户家庭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农村非农创业的稳步发展在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农户对土地资源的配置与利用,进而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微观农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家庭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农户家庭保险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农户家庭非农创业的比例不高,仅为14.6%,农地转出行为参与率和转出规模平均比重均呈现出较低水平,分别为17.4%和14.4%。非农创业对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非农创业在青壮年农户中的影响强度要显著高于老年农户。非农创业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参与保险,进一步推动了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和转出规模,家庭保险参与在非农创业对农地转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因此,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基于农户发展特征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扶持和就业引导,通过完善农村保障制度提高农户保险参与率等政策建议。     

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分析

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对三峡工程农村移民进行实地调查,用潜在聚类分析定量划分农户生计策略的类型,并运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分析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生计策略分为农业自给型、农业经营型、兼业化型和非农化型4种类型;收入多样化现象普遍存在,非农收入对不同生计策略的收入差异起决定作用;兼业化型和非农化型生计策略明显优于其他策略,农户选择优势生计策略取决于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制定切实有效的发展政策,通过提高农户人力资本来实现生计多样化。     

西南典型山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

农户可持续生计问题是解决山区聚落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借用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西南典型山区三峡库区实地调研数据,对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和由此决定的资产配置方式——生计策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发现:农户5种生计资本极不平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分分别为0.490,0.379,0.245,0.073和0.069;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有利于农户类型由纯农型向农为主型转化;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有利于农户类型由纯农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降低农户的自然资本,有利于农户类型由纯农型向非农型转化.基于实证研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一是有针对性的开展农业、非农技术培训,提高农户职业技能;二是制定贷款政策时适当向农户倾斜;三是鼓励乡村能人整合村落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系网络资源,增强集体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     

家庭生命周期、社会资本与农户生计策略研究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采用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Mlogit回归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湖北农村家庭的兼业化程度较高,家庭结构呈现"纺锤形"分布,社会资本积累会促使农户选择偏非农型的生计策略。通过检验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发现社会资本在家庭生命周期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中既存在调节作用,又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的大小为35.2%。为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加强农户抗风险能力,防止生命周期阶段两端的家庭遭受生计风险,建议政府通过职业教育或者技能培训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加强对农户资金、贷款方面的支持,扩大农户的社会网络。     

气候变化感知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云南省农村居民调查数据

为理清气候变化感知影响农户生计的基本路径和内在逻辑,本研究基于云南省昭通市大山包镇农户调查数据,应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气候变化感知对其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1)气候变化感知对农业生计策略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但对非农业策略呈现显著正向影响;2)气候变化感知同时通过适应性行为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生计策略,进一步推动农业生计策略向非农化方向发展;3)气候变化感知对生计策略的影响路径表现出明显的农户个人因素差异和农业生产环境差异,风险喜好型和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农户群体更倾向于调整和转变生计策略,存在农业补贴和农业基础设施较完备时农户倾向于坚持农业生计策略。本研究能够为政府制定针对性更强的气候变化政策、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供一定参考。     

皖北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93个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生存适应能力视角，构建农地流转中农户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因素对其转出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转出农地农户占比较低；在反映农民当下生存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家庭非农劳动力数对农民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承包地面积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反映农民未来适应能力的变量中，农民在城镇落户以及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对其转出农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年龄及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情况则有显著负向影响。     

家庭自有农机如何影响土地流转?——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为探索农户家庭自有农机在土地流转中发挥的作用。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CFPS2018数据,在控制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前提下,检验了农户家庭自有农机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家庭自有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农户转出土地的可能性越低,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高。2)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发现家庭非农就业率会显著正向调节自有农机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农业雇工成本和不平坦的地形会负向调节自有农机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但村庄交通情况无法调节自有农机对土地流转的影响。3)对于农户土地转入行为,农机社会化服务和自有农机会互相负向调节各自对农户土地转入的影响效应,表明在家庭扩大经营规模的决策中,自有农机和农机社会化服务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因此,本研究意味着家庭自有农机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不可忽视,且非农就业、劳动力成本、自然地貌和农机社会化服务等外在因素会增强或削弱自有农机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非农就业、所有权认知与农户承包地退出

为探究非农就业与所有权认知对农户承包地退出的影响,以国内9省1 006份农户抽样数据为基础,在综合分析农户承包地退出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利用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方法,考察其对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的承包地所有权认知与制度规定存在错位,有39.07%的农户认为承包地所有权归农户个人所有,承包地所有权的私有认知降低了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非农就业程度的升高会降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承包地所有权私有认知对承包地退出意愿的负面影响。控制内生性后,非农就业对承包地退出意愿的促进作用增强。因此,要提升农户承包地退出意愿,应从引导农户形成正确的承包地所有权认知及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两方面入手,并在此过程中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解除退地农户后顾之忧。     

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行为及其效率的影响——基于苏州、南通、宿迁市的调研

基于江苏省233户实地调研数据,分组对比分析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资金投入、劳动投入、肥料投入、土地经营规模等变量各总体均值间的差异;模型估计农户兼业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发现农户兼业降低了土地利用强度、降低了土地生产率,但对资金和劳动投入产出率影响不大。建议加快推进农村体制改革,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动二兼农户离农,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经营。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土地规模和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的悖离

为缓解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基于2019年7-12月在甘肃省内调研的农户微观数据,立足不同土地规模下农户生计分化的视角,采用二元Logit和PSM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化服务组织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以及土地规模在上述影响路径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土地规模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绿色生...     

风险感知、公众形象诉求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度的影响

基于湖北省1 088个农户调研数据,结合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因素,利用Ordered-Probit模型探析了风险感知、公众形象诉求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情况并不理想,其中受教育年限虽对其有显著正向影响,但风险感知和公众形象诉求对其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公众形象诉求越强,农户风险感知敏感性越弱,则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度的负向影响越弱。2)风险感知和公众形象诉求对不同分化类型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度的影响存在差异,风险感知和公众形象诉求主要对纯农户和二兼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度产生影响,而一兼农户和非农户的绿色农业技术采纳度主要受公众形象诉求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加强绿色农业技术的适用可靠性,同时激发农户公众形象诉求,且根据不同分化类型农户的特征提出针对性采纳措施,从而促进农户提高绿色农业技术采纳度,引导农户进行农业绿色生产。     

关于我国农业生产培育中等农民的思考

首先提出了中等农民的概念,即中等农民是拥有数倍于目前家庭承包下的耕地面积、主体是中壮年农民,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采用机械化生产,能够获得与外出非农就业相近、可以维持家庭生活支出的收入和并能开展适度规模家庭经营的农民。有别于家庭承包制下的小规模农民（小农）和粮食大户（农业资本家）。再次阐述了中等农民是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的,是农业生产需要决定的,是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现实途径。最后结合并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在我国应通过土地流转、协调农村土地政策、完善养老政策与土地规划经营、依靠乡村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途径培育发展中等农民的建议。     

农牧交错区农牧户生计与土地利用问题研究——以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农户调研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利用科左后旗农牧户的调研数据,研究农牧交错区农牧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状况。结果表明:1)农业依旧是当地最主要的生计来源,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状况与区域自然环境有密切联系,水土条件差、蒙族聚集的区域,农户生计以种养结合为主,土地利用的投入集约度偏低;而土壤条件好,降雨充沛的区域,农户生计以种植为主,土地利用投入集约度明显较高。2)不同自然条件下的农户家庭生计策略选择对土地利用的影响趋同,表现为农户的土地投入集约度随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的升高有明显变大的趋势。3)农户在土地利用过程中仍然存在开垦行为,这种行为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区域表现的更加显著。基于以上分析,以减少农户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提高生计水平为目标,采取分区、分对象的手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