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句教”看王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

王阳明晚年有四句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的是格物。"曾引起身边弟子钱德兴、王畿的争辩。阳明殁世后,钱、王争论并未继续,更大的分歧却发生在江右王门与越中弟子之间。又,王学自明末在学者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下渐走向衰落,批评王学的人又多以四句教为攻击目标。凡此种种,都说明阳明心学思想与王门四句教之间不一般的关系。所以,从"四句教"分析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可对阳明心学及阳明学派的思想特色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试探陈献章的自得之学——兼论陈献章与王阳明的关系

陈献章不依傍权威显学程朱理学,有着对天道心性义理的独特之见.他的自得之学包括:提出道(理)本论和心本论;含纳心量广大、无累无滞、自然和孔颜之乐等自得的境界;提出立志、读书和静坐等自得的方法.陈献章受到吴与弼的潜移默化并对佛道多有借鉴.王阳明熟稔陈献章之学,阳明心学可说是对陈献章心学的修正和发展.但因对陈献章心学有异议,且顾及视陈献章如父师的湛甘泉的感受,故王阳明平生不大提及陈献章.     

"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学

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千古不易之"心"取代了宋儒的"天理",从而建构了其心学道统。在此背景下,王阳明的经典诠释以"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为总体原则,其基本内涵则是对传统的读书求道观念的反叛,而要求以经典为吾心之印证。为了使得经典可以与吾心相接,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得释经者与经典在心之"良知"的本体层面达到彻底的"视域融合"。由此阳明得以将"致良知"作为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权衡",进而将明代的"二十四民"全部纳入经典诠释的对话对象之中,最终开启了明末以情抗礼的社会风尚。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重估王阳明“心外无物”论的价值——读丁纪《鹅湖诗与四句教》所思所得

丁纪的《鹅湖诗与四句教》一文对阳明学的兴盛表达了忧虑。以“心学”著称的阳明学实则落在了“意”上。“心”的地位看似至高无上乃至无所不包，却并无对“意”的主宰作用。这就使得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所表达的“心”与“物”的关系，反倒落在了“意”与“物”上。以“意”与“物”的关系而论，阳明学显然没有处理好万事万物的存在问题。心外何以无物，其用意在于为了让人明白亲不存于事亲之外，王阳明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却在义理上顾此失彼。就思想本身的价值而言，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确实被大大高估了。     

程敏政“道一”论与阳明心学的形成

探究明朝中期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成因,是宋明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阳明心学之源既有远承孟子和陆九渊的心学因素,也有同时代周边学者的商讨切磋之功。而作为王阳明的座主,程敏政以"道具于心"的"道一"思想,曾深刻地影响了王阳明学术的致思趋向,为心学的兴起导引先路,提供了契机。可以说,程敏政"道一"论是阳明心学形成的源头之一。     

王阳明的身体哲学思想

所谓王阳明的身体哲学思想,不是指在阳明哲学作为"心学"的整体性质外又另存一个与之性格完全相异的"身学",而是指阳明哲学在思维方式和质地上的根身性,它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体知"传统的一种回响。身体隐喻、身心一体、身物不二的身体哲学观念与思维,在王阳明论证万物一体、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的功夫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王阳明的善恶观

王阳明认为心之本体无善无恶,而能涵摄善恶,所以是至善;心之发用有善有恶,所以须为善去恶.从体用一源论出发,王阳明阐述了从体起用、从用归体的心学修养方法,并指出了人性善恶的争论在于立论的出发点不一,无对错之分,但有浅深之别.     

主体面向与学术分野——王阳明不说起陈白沙的原因探析

宋明理学史上,王阳明与陈白沙二人学术思想相近,但阳明从不说起白沙.本文认为,陈、王二人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有重大分歧.阳明因结交白沙弟子湛若水,得闻白沙的"自得之学",这对阳明产生了极大的激励和影响,这是白沙的先行之功对阳明最重要的影响,也是白沙开启明代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贡献,在这一过程中,白沙与阳明并无二致,完全可以称为一脉相承.但由于哲学家的主体性面向的差异,或者说,由于不同现实关怀的差异,根本上决定了阳明学与白沙学的分歧.     

心学的多重向度及其理论意蕴

王阳明的心学包含多重方面:在形而上之维,心学提出了"意之所在便是物",其中蕴含通过人自身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以形成意义世界的理论取向。这一进路既不同于对超验存在的思辨观照,也有别于对外在世界的抽象构造,其主要特点在于联系人自身的存在以理解现实世界。心学的视域不仅体现于心与物之关系,而且展开于本体与工夫之辩。一方面,本体从本然走向明觉,离不开后天的工夫,另一方面,工夫不能从无开始,其展开过程需要从内在根据出发,后者即表现为本体。和本体与工夫的讨论相联系的,是王阳明对"事"的注重。从总的方面看,王阳明对"事"的理解包含二重性:一方面,他表现出以心说"事"的趋向,另一方面,他又将"事"看作是人的现实活动,并以参与多样之"事"为成就自我的前提。王阳明所理解的自我,不同于封闭的存在,而是承担着社会责任并具有开放性,与之相关,王阳明提出了"万物一体"说,其中包含"仁道高于权利"以及人性平等的观念,后者构成了对正义作扩展性理解的前提。     

王阳明心学的知觉观点

王阳明心学是儒学与佛学交融的杰出代表。阳明心学中“物”的概念很大程度汲取于唯识论“境”的思想,而心学中“心”的含义与佛教中“识”的观念亦有一定渊源。本文结合佛教唯识的思想,以阳明心学中“知觉”观点来探讨“心外无物”、“南镇观花”、“知行合一”等命题,将阳明心学中“物”与“理”统一于知觉观点。在此基础上,对良知学说偏重道德方面的传统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良知本体作用不仅体现在“尊德性”,也体现在“道问学”方面。     

从“阳明心学”到“王学左派”:“浪漫”的召唤、转向和终结

晚明是一个潜伏着文化转型和精神裂变的过渡时代,在"程朱理学"日益僵化的情境下,"阳明心学"成为晚明思想界另辟蹊径的一个产物,它在发现人、肯定人、尊重人、理解人的价值理念上达到中国近代历史的新高度。在"阳明心学"及其"王门后学"的熏陶浸染下,晚明孕育了中国近代的"浪漫洪流",而从"阳明心学"发展到"王学左派",左翼激进的思想启蒙促进了浪漫精神大放异彩,然而现实困境及自身局限使之在"向左转"后无路可走,最终导致浪漫的瓦解和终结。     

试论融汇道家自然之说的陈白沙心学

<正> 在明代心学的思想潮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除了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应该说还有陈白沙(陈献章)的“自然”、“自得”之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白沙学案上》)陈白沙在王阳明之前致力于扭转明初“一宗朱熹”的学术风气,开一代心学之流,其在心学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通过湛若水影响和启迪了王阳明,而且,他所建立的学说体系融汇了道家自然之“道”的思想情趣,在理论上亦是独开一面.本文即有意于探讨白沙心学的这一特点.     

王阳明贵州讲学与阳明心学之传播

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后，为求自身解脱悟出了心学的要旨，“龙场悟道”被视为阳明心学诞生的标志。王阳明在贵州首倡书院讲学之风，其心学在贵州书院得以初步的发展与传播。王阳明及其弟子、再传弟子在贵州讲学，传播心学，将贵州书院变成阳明心学的大本营，同时也开创了贵州一代学风。     

从"心外无理"看阳明心学对儒学的革命意义及启示

阳明心学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对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根本在于它根据当时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心外无理"为立论根本,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学说,实现了儒学理论形态的转型,将道德教化的理念从"治世"到"治心"转变为从"治心"到"治世",从而使儒学文化在明代中叶以后为熔铸中华民族精神继续保持了凝聚人心的生命力.今天深入研讨王阳明从"治心"到"治世"的心学理论,可以使我们在如何加强道德建设、如何实施道德教化、如何弘扬圣贤道德等问题上获得诸多启示.     

精一之传——王阳明道统思想探幽

道统论是王阳明良知学的重要内容。阳明道统论以“精一之传”为宗旨,阳明认为此道始于尧舜禹之十六字心法,经孔颜(孟)仁学、周程道学而最后为其心学所传承。阳明在极力摒除朱子学于道统之外时,对作为同调的象山、甘泉心学之不够精一皆有所不满,并以明人伦之学极力驳斥心学为禅学之诬评。阳明道统论有其动态发展历程,其若干“出格”之论体现了阳明学的理论创新与儒学传统、理学共识之间同异交错的紧张关系：“颜子没而圣学亡”作为阳明早年未定之说,实质上是对宋儒所揭示的颜孟之别这一道统分判的接续;孔子九千镒之论与“夫子贤于尧舜”之传统实相背离,体现了阳明学因病发药所隐含的矫枉过正之处。阳明的道统论呈现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继承发展关系,也表明道统论依然是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须面对之重要课题。     

李渭心学仁体论建构及其时代价值

李渭心学仁体论建构于对治理学僵化和王学末流玄虚的时代语境中,是在心学视阈内对理学有限度的回归和对传统仁学与阳明学的融合发展。李渭心学仁体论的内涵包含仁的内在主体性确立、生生之仁、一体之仁、为仁由己等,这种心学化的仁体论建构具有强烈的时代现实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理论面向,超越"理"与"良知"的时弊,在心学视阈内有限度回归仁的普遍规范;二、诠释进路,在功夫与事为的心学化诠释中阐发"仁"的丰富内涵,凸显仁体发用的实学特色;三、实践取向,在日用行常中阐发"仁"的实践价值。作为黔中王学代表人物之一,李渭心学仁体论是时代学术思想的映像,也体现了黔中王学的时代关切。     

孙应鳌的哲学思想

晚明时期心学风靡,阳明弟子遍及全国各地.精英荟萃首推淅中、江右、泰州,旁及大江南北、边陲各地,在开化较晚的贵州也出现孙应鳌这位杰出的人物. 孙应鳌(1527-1586年),字山甫,号淮海,谥文恭,贵州清平人(今凯里县泸山区).他是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泰州学派徐樾的学生.他在任官之余积极倡导心学,写下了《淮海易谈》、《四书近语》、《孙山甫督学文集》等著作.在王学分化、学派林立的晚明时期,能以一家之言,据一席之位,与罗近溪、耿楚侗,赵大洲等人一道被世人尊为"理学名儒",有较高的声誉和影响.     

心学的东南之光——薛侃对阳明心学传承与发展的全方位贡献

“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阳者”,这是王阳明赞扬其弟子薛侃的话。王阳明弟子众多，何以如此盛赞薛侃呢?这是因为：薛侃不仅不遗余力地为阳明接引弟子，从而壮大了心学队伍，并使心学闪耀东南，而且任劳任怨地为阳明分担家务公务，从而为阳明减轻了繁重的事务负担，使得王阳明能够从容地创构心学；薛侃不仅第一个刻印了《传习录》,同时刻印了多种文录，从而使阳明心学有了传承载体，而且千方百计地创办了天真书院，为传播阳明心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薛侃不仅致力于同门关系的协调，使大家团结一心，而且进行了精心的筹划，为阳明心学的传承、传播制定了清晰的方案；薛侃不仅与阳明心心相印，于日常体贴入微、于学问理解信奉，从而成为阳明孤独心灵的重要伴侣，而且对各种形式的质疑予以了解释和回击，从而削减了阳明心学传播道路上的障碍，并维护了阳明心学的尊严与纯洁。可以说，在传承、传播和发展阳明心学的事业上，薛侃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成为阳明弟子中的标志性人物。而且，薛侃在传承、传播阳明心学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智慧和优秀品质，对当今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业，似亦蕴含了诸多积极性启示。     

论“意”在阳明心学中的特殊作用

"意"范畴在阳明心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着特殊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意"贯穿了王阳明的整个思想体系。王阳明通过"意"重新诠释与之关联的"心"、"知"、"物"等范畴,新学说方得以初步确立。并且,"意"在建构致良知、知行合一、万物一体等命题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心学诸多命题得到论证、开展的主要理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