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的岭南词

南宋时期的岭南词家不多，存词也较少，但这少量的词家词作，却已有可观的建树。本文对此分别给以评述。崔与之和李昂英为南宋直臣，故词中见其凛然正气；赵必和陈纪生于末世，故词中深含遗民之恨；葛长庚词多学道之语；刘镇词多闲适情味。他们的雅健词风，对后世的岭南词人影响巨大。     

试论南方文化对李清照婉约词风的影响

试论南方文化对李清照婉约词风的影响郑海味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１０８４—约１１５５），历来词论家都把她归属词坛的婉约派。明代王士祯在《倚声前集序》中说婉约一派“（李）、（李）煜为之祖，至漱玉（李清照）、淮海（秦观）而极盛。”他于《花草蒙拾》进而提出“...     

“以诗为词”析——兼评苏词对词体革新的意义

苏轼在北宋词坛上是一位杰出的大家,他以豪放俊爽的词风出现于纤巧轻靡之风盛行的词坛上,“一洗绮罗香泽之态”(《题酒边词》),使读者和其他作者耳目一新,他高举革新的大旗,开拓了词的领域,开创了豪放词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后来的论者对苏词,每有微词,如与他同时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评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及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再如《苕溪渔隐丛话》引《王直方诗话》说:“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     

论题画词

受题画诗的影响，北宋出现了题画词，但至宋末的张炎才开始大量写题画词。元代题画词写得最多的是张翥，值得注意的是卢挚的《六州歌头·题万里江山图》。明代是题画词的发展时期，题画词空前的多，而且出现了题画词的组词。清代是题画词的极盛时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作。约略来说．题画词的特点是：和时代脉搏一般有距离；和词人思想感情的联系有的比较紧密；有的题画词还表达了作者绘画美学思想；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和表现方法。900多年来的几千首题画词中不少是应酬之作，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好作品。     

南朝岭南社会阶级的变动

陈寅恪先生在《魏书司马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敏锐地指出,候景之乱不仅于南朝社会上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时期之大事,其故即在于所谓岩穴村屯之豪长乃乘此役而起,造成南朝民族及社会阶级之变动。本文从陈先生之说,以岭南土著为例,阐述其在南朝的变化。文中还对陈先生使用阶级一词作了辨释。     

注释杂记

清戴震有几句话是很著名的：“经之至老，道也；所以明道，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由文字以通手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造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躐等。”然而他在《毛诗补传序》中又反过来说：“余私调《诗》之词不可知矣，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批评说：“戴氏能分见两边，特以未通观一体，遂致自语相违。”“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初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庶得以定某句…     

试论《高僧传》中的“风”及其词族

语言是社会历史的产物。“风”的比较具体的意义和比较抽象的意义在词汇意义的演变中，发展并不平衡。慧皎的《高僧传》中“风”的用例，较为准确地反映出“风”的抽象意义受到强化这一趋势。“风”的词族中，构词方式大部分是有规律的，就其意义而言，似乎大多含有以“风”来修饰后一语素的意味。魏晋时期，其数目迅速膨胀起来。     

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形成与影响因素

考古发现揭示,北魏墓葬动物殉祭率在平城时期有一次跃升,但到了洛阳时期又有显著下降。殉祭动物组合中羊、牛、马等比较常见。殉祭动物个体数量盛乐和洛阳时期较少,而平城时期较多。北魏墓葬殉祭动物部位以牲体为主,头/蹄以及整牲数量较少。平城时期殉祭动物摆放位置或方式最为多样化,有棺外前部或侧部、壁龛、棺内或墓道等。出土殉祭动物的墓葬形制在不同时期有明显变化,盛乐和平城时期以土洞墓为主,洛阳时期则主要为砖室墓。北魏墓葬动物殉祭习俗的形成和变迁,可能受到了农耕-游牧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以及民族融合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齐国人殉之风试探

齐国人殉之风试探梁方健商代盛行的人殉制度，虽然总的来说自西周以来已逐渐衰落，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反对，但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制度仍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表现程度有所不同。《墨子·节葬》篇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     

《洛阳伽蓝记》中的双音节虚词研究

中古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新词新义,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的双音节词。这些双音节词有的是新词,有的是原来的词出现了新的意义。《洛阳伽蓝记》是中古时期的一本著作,它的语言特点具有较强的时代性。本文主要是采用数量统计和数据分析的方法,以《汉语大词典》及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参照,对《洛阳伽蓝记》中出现的中古时期部分双音节虚词进行整理和归纳,这些双音节词以中古时期出现的新词、新义为主,从而探讨其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演变规律在《洛阳伽蓝记》中的体现。     

梦中化城的永恒魅力--鲁迅、汪曾祺童年视角小说创作的"梦"境探讨

从"梦"入手分析鲁迅和汪曾祺的童年视角小说可以看到作为"醒者",鲁迅比较清醒深刻,他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充满温情的艺术世界,又亲自将这层迷人的面纱揭开,使我们不致沉醉其中.作为"醉者",汪曾祺至善至美的创作追求使他的创作缺乏应有的理智,他用诗意的笔触向我们描绘了故乡美好的人和事,沉醉在梦中不愿醒来,作品缺少理性穿透力.两者童年视角小说创作所达到的美学境界也向我们揭示了艺术的真正本质恰恰在于其呈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鲜活意义,使人们获得了真善美所给予的力量.     

挣扎与顺从:诗人食指诗歌精神探讨

打量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史,食指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文革时期,他的地下写作在凋敝的文坛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他的诗歌所体现的精神状态是复杂的:既有对当时时代的控诉,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主流。挣扎与顺从成了食指诗歌精神的标志。他的独立批判精神直接启蒙了白洋淀派诗人的创作,影响深远。     

鲁迅作品的色彩特征

鲁迅作品有其独特的用色特征。黑白的律动是鲁迅作品的色彩基调。黑色突出表现在通过一组黑色人物和夜的描写,渲染一种黑的心理氛围;白色主要表现在对人物肖像和天气的描写;彩色主要用于对童年生活和梦境的描写。这种色彩选择与鲁迅所处的社会现实以及他的艺术倾向、个性心理、艺术传承有密切联系。     

李齐贤在朝鲜词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李齐贤是朝鲜词史上最重要的词人之一,也是成就最高的词人之一,他的词对朝鲜后世词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开创了以词写景的文学范式,其次是开创了以健笔写豪情的词风传统,再次是树立了朝鲜特有的词学理念。李齐贤在朝鲜词史上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但消极的影响也存在,不过瑕不掩瑜,无损于他在朝鲜词史上的崇高地位。     

鲁迅对西方现代表现主义美术的理解和接受

鲁迅对于西方现代表现主义美术有着特别的留意和浓厚的兴趣,但学术界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未引起足够充分的注意.鲁迅在创作他的极富表现主义个性的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等之前,读过表现主义美术书籍并受其影响.鲁迅对表现主义美术的详细了解和接受,主要来源于他翻译的5部日本译文.在日常生活中,鲁迅对表现主义美术极其欣赏,但鲁迅喜欢表现主义美术有其选择性,鲁迅欣赏写实主义并未构成对表现主义美术的否定和消解.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被遮蔽的鲁迅形象——阶级斗争话语与鲁迅的符号化

在对鲁迅宣传和阐释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条与其精神背离的政治功利性线索,启蒙者的鲁迅形象长期被遮蔽。1962年后,鲁迅被纳入“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视野中来,“文革”期间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从鲁迅身上榨取资源,内涵丰富的本应“说不完的鲁迅”被“文革”政治彻底地符号化了。     

李白游衡山论

衡山是李白从洞庭湖溯湘江"南穷苍梧"的必经之地,从"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性格看,从"五岳寻仙不辞远"的志向看,从感司马承祯知遇之恩看,他没有理由不游衡山。李白笔下对南岳衡山景色生动逼真的描写,非亲历其境不能道。《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前四句应是一首独立的咏衡山诗。一些关键词语在李白集中的出现状况显示,《游方广寺》诗是李白真作可能性极大。李白集中应还有衡山诗。     

李白离京后的长安记忆与身份认同及其帝都书写

从受召入京到供奉翰林,再到“赐金放还”,李白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巨大变化。离京之后,“供奉翰林”成为他身份叙述的素材,在诗歌中时时向人呈现：在对金陵景观的书写中,城市兴衰与身世荣辱融合无间;对金陵历史名胜的重新定义,隐含着对永王东巡政治合法性与自身出处的解释;当成都升制为南京时,诗人以侍臣与乡导的双重身份将成都与长安进行比附,也坚持了对玄宗政治形象的维护。诗人始终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依托于京城的活动空间,从而使其流寓期的诗歌总是表现出沉重的无所归依感。     

症候式分析:毛泽东的鲁迅论

要完整的理解关于毛泽东的论述 ,就不仅要看他说出来的话 ,而且要看他没有说出来的话 ,用症候式分析的术语来说 ,就要看文本里的沉默、空白和沟壑 ,并从这里分析出他的“理论框架”。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图塞曾经用这种方法分析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 ,作者在这里则把症候式分析用来分析毛泽东的几篇关于鲁迅的论述。毛泽东在《论鲁迅》(1937)和《新民主主义论》(1941)里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和方向。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 )里说在革命根据地杂文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要求作家俯首甘为孺子牛。只有把握了毛泽东有关论述的相互联系以及其间的空白 ,才可能完整理解毛泽东在此问题上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