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角的引入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从20世纪新史学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与交流,中国学者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并形成了21世纪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之一。从编史学的角度入手,结合当前中国史学界在这一对话中的努力,以及学者们的实际研究成果,可以从理论上来论述人类学方法以及视角的引入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包括观念的更新,方法的改变以及研究领域的扩展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编史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重估大传统:文学与历史如何对话——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学术观察与述评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学术年会以"重估大传统:文学与历史的对话"为主题,通过探讨和反思现有的文化大传统观念,以期拓展和超越既有文明历史框架,在中国重新发现历史,由此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学术前沿性的理论探索。笔者对此届年会的主题和研讨的相关问题进行学术观察,分别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评述:一、大、小传统的界定以及重估大传统的意义;二、中国的多元历史与多重叙事;三、文学人类学的学科整合与方法论探索。     

论历史民族志的书写

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历史学和人类学遭遇了同样的表述危机,历史民族志可能是这两个学科用以应对危机的最佳表达载体。它是实验民族志中和中国研究主题最为贴近的一种,同时还被期待解决历史人类学学科定位的问题。在当前以历史学家为主体的对历史人类学的讨论热潮中,人类学的加入是有益和必需的。中国的历史民族志必须立足本土资料,同时在实践中融合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基本原则,而历史民族志的写作方法也应该是重要的探索内容之一。     

对历史人类学经典《蒙塔尤》的诠释

法国年鉴学派勒胡瓦·拉杜里的《蒙塔尤》一书,是成功运用人类学方法对历史材料进行解析的经典之作,在方法论上体现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两学科向深度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由此引发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若干思考。     

历史学、人类学与家庭演变——杰克·顾迪教授和萧凤霞博士1989年1月27日在广东历史学会的演讲

<正> 杰克·顾迪(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首先,我想感谢邀请我来讲演的东道主——广东历史学会.由于在座的都是历史学界、人类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同仁,我想利用对家庭的研究,从经济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角度,说明历史学与人类学这两个非常相近的学科的关系.从观念上说,美国的人类学和欧洲的人类学是有差别的.     

20世纪西方史学思潮二题

在20世纪西方史学诸种思潮中,年鉴学派史学与历史人类学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两种。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年鉴学派以学科综合为旗帜,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历史客体建构论、问题史学,以及时限的辩证法与总体史思想。历史人类学则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产物。它继承了年鉴学派进行学科综合的理想,试图以“历史人类学”之名整合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以集体/整体作为自身研究的终极对象,广泛采用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和分析策略,为当代史学再次树立了学科综合的典范。     

“多元文明与中华民族”跨学科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21年12月4日到5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月刊》杂志社联合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的“多元文明与中华民族”跨学科学术研讨会于上海举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中青年学者济济一堂,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研讨多元文明与中华民族形成的关系,重点探讨3到9世纪中古中国各民族的文明交流与融合。大会分主题报告和小组研讨。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的纳日碧力戈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韩昇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张晓虹教授、上海大学历史系徐坚教授分别做了大会主旨发言,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发展进路。     

民族史与民族学(人类学)的对话互动及其对西域研究的意义

<正>近年来,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有比较突出的表现。这个发展对中国历史学,特别是中国民族史学科有什么意义?如何评价?常常成为民族史学者的热门话题。我这里从一位历史学者的角度,谈历史学特别是民族史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交流与互动,以及这样的互动对中     

中国宗族再研究:历史研究中的人类学观点

<正>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研究的是文化生态学,这个学科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探讨。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手段是实地调查。因此,我和我的夫人华若壁(Rubie S.Watoon)在香港新界农村住了三年,调查研究那里的宗族关系,我研究新田村的文族,她研究厦村的邓族。下面拟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中国宗族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在美国,人类学研究与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关系十分密切。我本人与研究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历史学的许多学者都有密切交往。最近我要出版两     

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李大钊对历史学几个相关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对历史学的几个相关概念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诠释 ,是李大钊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方面。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 ,李大钊对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等概念进行了科学的诠释 ,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体系做了基础性的工作。通过研究李大钊对有关历史学概念的诠释 ,能够为进一步系统地研究李大钊的史学理论体系 ,提供认知的前提。     

文学的历史观与历史的文学观——《史通》文史关系析论

刘知几处于文士以诗赋谄附帝室的武后、唐中宗时期，虽具史才，却不能不受时代文风影响。他认识到文史之间从合到分的演变过程，其追摹孔子、左丘明的复古心态，使他在《史通》中以文衡史，表现出文学的历史观；又以史律文，表现出历史的文学观。     

西方“科学历史学”何以可能——以兰克、马克&#183;布洛赫和劳伦斯&#183;斯通的史学思想为例

在19世纪形成于德国的兰克史学使历史学取得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并且使史料批判成为历史学家写作中公认的学术规范.兰克史学发源于德国,但其影响却是世界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兰克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受到了新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批判,其范围也超出了德国的范围.以法国的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在批判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努力使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又忽视了保持历史学自身特色,存在过分"科学化"的倾向."叙事史的复兴"则是对这一倾向的纠偏.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了不同时代条件下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科学历史学"及其之间的传承演变关系.     

把历史知识交给更多的人——白寿彝先生的通史编撰及其思想渊源析论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史学名家。其所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与多卷本《中国通史》,结构严谨、语意通俗、流传量广,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史书编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大众化成就的显著代表,亦是为了满足国内外读者要求,充分继承通史家风,尤其是民国以来顾颉刚诸先生的通史编撰遗产而取得的集体智慧结晶。     

朱熹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集两宋理学思想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他在史学思想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见。首先,朱熹从辨本末、别义利的要求出发,反对将史学置于理学之上,同时又从格物穷理、经世致用的角来倡导史学研究;其次,朱熹阐发了历史发展观是由道、文、势、人、气数和命运等复杂系统的思想所构成的;其三,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除有义理和功业两大标准处,还从人物的心术、气象、资禀、本领、见识等方面入手,评判人物标准严格而不乏宽容,通达而有所坚持,堪称知人论世的典范。     

论中国现代文学叙述中"边缘文学"的地位

“边缘学”特指被中国现代学主流意识排斥在外的旧体诗等旧体学和“官方”学。从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学是多元共生的学,中国现代学的叙述也应该是多元共生的。“旧体诗”等旧体学、“官方”学等都是中国现代学中的一分子。在学的历史进程中,它们都曾以自身的存在和创作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对它们的“关注”,既是我们应有的史学品质,也是中国现代学叙述更客观、更准确、更本质的保证。     

刘乃和先生的历史文献学研究

刘乃和先生是我国当代历史文献学界最为知名的学者之一。在其五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中,先生在学科理论的创建、历史文献的个案及专学研究、史学领域中的开拓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突出的学术成就至今为学界称道。     

陈寅恪与季羡林——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比较佛教语文学在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史上的不同作用与地位,可以明显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三变”和季羡林先生的“佛教语文学三转”之不同,佛教语文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完全不同的演进轨迹从而显现。陈寅恪先生因“史学三变”而灿烂夺目,季羡林先生则因“体”一“用”一“体用圆融”的“佛教语文学三转”而彪炳辉煌。     

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

所谓史学中的转折点,指的是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根本性变化,这些转折点事实上也无不在史学史上发挥了跨文化的作用,历史文本也因而得以重构。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诸多书写史学史时取用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的可贵尝试,历史学的范畴据之大为拓展,非西方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而当今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史学和国家历史为典范的现代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为又一次重大的史学转折点铺下基石。     

论吴玉章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

吴玉章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历史学家之一。分析研究吴玉章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对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史具有一定的意义,予我们今天亦不无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