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统科学的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影响机制分析

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矛盾日益凸显的今天,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本文首先运用系统论的思维从环境管制、环境战略、利益相关者等三个方面,构建了基于系统科学的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的动态分析框架。接下来,详细研究了政府的环境管制政策和企业的环境战略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为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提供了有益探索。     

环境规制与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基于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企业技术升级双视角分析

本文以“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分别构建了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的数据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基于城市制造业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企业技术升级两个角度,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的具体作用渠道.研究发现:该环境规制政策显著推动了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城市制造业产业清洁度和企业生产率相比政策实施前都得到显著提升.并且,短期内环境规制政策主要是通过调整生产性要素投入对制造业产业清洁度产生影响,尚未形成行业创新驱动.同时,企业技术升级主要依赖于政府补贴的增加,尚未观察到企业创新和资金筹措的变化.本研究对厘清环境规制政策效果,提升城市环境规制执行的内在激励,促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利率市场化与集团公司债务分布规律——基于母子公司间债务占比的经验证据

探讨贷款利率管制放开如何影响集团企业债务融资形式，对于揭示集团公司债务分布规律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央行逐步放开贷款利率上下限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产权性质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贷款利率上限放开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集中负债程度，而贷款利率下限的放开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集中负债程度，两者呈现非对称性的影响；贷款利率上限管制放开对非国有企业集中负债的抑制效应在母公司盈利状况更差的样本组中更显著，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对非国有企业集中负债的加剧效应在母公司盈利状况更好的样本组中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贷款利率上限放开显著缓解了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贷款利率下限放开显著加剧了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这与集中程度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从母子公司间债务分布视角考察了利率管制放松对集团负债融资模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从中国独特金融制度环境揭示集团企业集中负债的具体动因，对进一步推进集团企业去杠杆行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和企业环境行为——基于演化博弈和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探讨环境规制下公众参与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构建出政府、公众、企业三方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到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和企业环境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对研究结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政府环境规制能够促使企业积极履行污染治理义务,政府监管效果受到企业收益状况和成本状况的约束;公众参与行为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三废排放量,公众参与积极性与其参与成本和心理收益密切相关;公众参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环境规制具有替代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企业、政府、公众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新形势下环境问题的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环境规制、绿色并购与环境绩效

企业绿色并购行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微观机制,但其实施动机和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尚不明确.本文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分阶段实施为外生冲击,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上市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实施能显著提高污染企业绿色并购概率,并且绿色并购带来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显著提升以及环境绩效的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目标企业并未集中于环境规制强度弱的地区,排除了污染转移的替代性解释.同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激励的绿色并购具有重大并购占比高、关联并购占比低,业绩承诺金额少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漂绿”工具的替代性解释.最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下的绿色并购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和外部关注度高的企业.本文对绿色并购行为进行深入考察,这对理解环境治理压力下的企业具体应对策略具有积极意义,也为深化环境治理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碳管制与交易政策下企业生产管理优化问题

碳管制与交易政策是一种有效的减排政策。首先研究了在碳管制与交易政策下,企业的最佳生产量和相应的期望利润,并且分析了碳管制与交易政策对企业管理和决策的影响。由于考虑了碳足迹的限制,企业的最优生产量要小于仅仅以利润为目标的最优生产量,且存在一个与企业碳交易相关的阈值。当该阈值超过、等于或小于碳限额时,企业可以买入、卖出碳权或不进行交易,此外分析了碳限额、碳价、碳足迹对最佳生产量和企业总利润的影响。最后,通过仿真数值分析验证了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对研究结果做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评价与解释。     

垂直一体化与企业间拆台问题研究

垂直一体化可带来联合经济,但又可能引发垂直一体化企业对下游市场独立竞争企业的拆台行为,例如降低中间产品质量,延迟发货,隐瞒重要信息等.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宽带接入歧视、液晶面板垄断等问题,就是垂直一体化企业拆台行为的集中体现.论文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和对中国联通宽带接入市场数据的仿真模拟,研究垂直一体化企业拆台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第一,垂直一体化企业的拆台水平随着最终产品的价格的上涨而上升,随着中间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下降;第二,拆台水平随着独立竞争企业市场份额的增长而降低;第三,拆台水平随着子企业其他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下降,随着独立竞争企业其他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上升;第四,当子企业对独立企业的需求交叉价格弹性处于一定的区间范围内时,拆台水平与需求交叉价格弹性正相关,与独立竞争企业的需求价格弹性负相关.上述结论对企业间拆台行为治理及政府规制政策制定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对氧化铝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规模差异的实证分析

氧化铝行业的高污染排放特性导致近年来对该行业的环保监管从严,但这对行业发展的利弊缺乏理论依据。"波特假说"认为环保政策能够刺激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使用1999~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氧化铝行业的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氧化铝行业"波特假说"成立与否与企业的规模大小有关;大型企业符合"波特假说",即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增强企业竞争力;中小型企业则不符合"波特假说",即环境规制导致的成本增加反而抑制了企业的发展。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该研究结果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债务融资成本的中介作用和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导未来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2010年开始实施的关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倍差法(PSM-DID)检验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影响机制来看,产业政策可以通过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同时,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正向调节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且对产业政策有效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国际多元化、代理成本与资本结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战略对资本结构具有重要影响. 在中国企业的战略行为中， 国际多元化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从理论上看， 由于国家之间的经济行为并不完全相关， 国际多元化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债务比率.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国际多元化战略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 国际多元化战略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财务杠杆水平， 这与行业多元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原因主要在于， 跨国经营提高了债务的代理成本， 这使得国际多元化降低了企业的债务比率. 同时， 在跨国公司内部， 国际多元化程度与企业的债务比率显著正相关.     

环境规制政策与公共健康——基于环境污染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探究环境规制政策对于环境污染及公共健康的影响,本文基于我国1978至2013年颁布的976条环境规制政策,利用从政策属性力度、政策内容力度两个维度对我国环境规制政策进行量化的数据,构建了针对环境规制政策效果的计量模型,通过将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引入环境健康经济学分析,检验了环境污染对环境规制政策与公共健康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对公共健康具有促进作用;我国总体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防治环境污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效果;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对环境污染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进而对公共健康产生了促进作用.本研究基于总体环境规制政策文献量化角度考察的"政策-环境-健康"三维动态关系结果,阐明了环境规制政策、环境污染以及公共健康三者的影响传输路径,对于有效评估环境规制政策效果,保障环境质量以及公共健康的可持续提升具有理论借鉴价值.     

政策组合对中国光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政策组合视角,运用2015~2019年中国光伏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技术,实证分析创新政策与环境政策及其组合对企业创新数量以及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中国光伏企业而言,在创新数量积累阶段,创新政策与环境政策组合效应为正协同,在创新质量提升阶段,两者组合效应为负协同;政府补助对创新数量存在显著的倒U型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与创新数量之间存在正向的非线性关系,且这种正向影响呈现边际效率递减特征,环境规制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特征;在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差异时,政府补助对创新数量的影响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     

碳配额免费分配法下寻租对市场运行效率影响

在强制碳减排政策下,企业希望通过寻租等手段逃避减排责任的动机强烈,而现行的环境规制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过多的寻租空间.构建基于SWARM的碳交易市场仿真模型,模拟不同寻租环境下碳交易市场排放权交易,从流动性、波动性、有效性三个方面衡量市场运行效率,考察碳排放权免费分配方式下,不同寻租环境对碳交易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寻租行为会通过改变初始配额的分配总量和结构,影响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和有效性,但对市场价格波动没有显著作用.寻租行为对市场运行效率"不降反升"的影响反映出初始配额免费分配法并不能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减少政府对碳交易市场的干预,从免费分配方式向定价出售或拍卖方式过渡,不仅能明确价格信号,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还能从源头上切断企业寻租的可能性.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补贴政策创新研究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是解决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的重要方式.目前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补贴政策主要集中在需求侧,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调整补贴政策,有利于促进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本文考虑将国家财政补贴调整为向企业提供,并设计产业内补贴,两种补贴同时实施。研究结果发现,将补贴调整为向生产企业提供,也能起到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促进作用;两种补贴同时采用,一方面可以激励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加大新能源汽车领域投入,促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可以激励新进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加大投入,从而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另外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行业内补贴会逐渐消失,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     

环境与经济整体优化分析

企业生产应该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相结合 ,政府充分利用排放税、费等经济手段来管理企业的环境行为 .在对环境影响分类的基础上 ,建立了环境与经济整体优化的双层规划模型 ,并用这一模型对政府如何确定环境补贴与税收政策以达到污染物排放最小进行了分析 .     

富则思安了吗？创新期望顺差、冗余资源与企业研发国际化

研发国际化在企业提升技术实力、创新绩效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企业行为理论,探究了创新期望顺差、冗余资源两种“富有”状况对企业研发国际化决策的影响,以及企业政治关联和国际经验在其间的调节作用。利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究发现：创新期望顺差和冗余资源对企业研发国际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政治关联通过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走出去”优势,最终强化创新期望顺差和冗余资源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正向影响;企业国际经验则会通过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走进去”优势,最终强化创新期望顺差和冗余资源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正向影响。本研究不仅增强了企业行为理论对企业战略性决策的解释力,对企业更好地推进研发国际化也具有启示意义。     

农产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成本收益及决策机制分析

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农产品生产企业的质量安全成本收益进行分析，探寻农产品质量安全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同时根据企业对质量安全行动经济效益的预期和企业服从管制成本与违抗管制成本之间的比较，将企业决策分为无质量安全行动、被动的质量安全行动和主动的质量安全行动3种类型。政府应该根据企业的不同行为决策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无质量安全行动和采取被动质量安全行动的决策，政府要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提高其违抗管制成本，对于采取主动质量安全行动的决策，政府要采取激励措施。图5，参4。     

信贷错配和商业银行脆弱性特征下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基于我国经济现实,放松企业同质性(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和"完美银行"的隐含假设,将国有、民营的"二元"信贷错配和商业银行脆弱性特征引入带有金融加速器效应的DNK-DSGE模型.模拟结果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约束条件的不同,金融加速器效应存在显著性差异.由于放松了"完美银行"假设,外界微小冲击通过企业资产负债表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双重扩大(收缩)机制,使得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显著,又由于我国典型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二元"信贷错配的存在,造成了我国整体外部融资风险升水的杠杆率弹性被低估,对金融加速器效应又具有一定的冲抵效应.模拟结果还表明,信贷错配和商业银行脆弱性特征叠加的外部冲击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货币政策对调控通货膨胀效果最好,对调控总产出效果欠佳.同时其外部冲击具有传递性和持续性,并且这种持续性会延长1～2个季度.本研究可为宏观调控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城市房价为何不同:公共服务对房价的影响

本文研究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对住房市场的影响,实证考察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在住房市场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本研究基于2006-2014年我国29个大中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数据,采用熵值法计算出各城市每年的基本公共服务指数,并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对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医疗资源对住房市场的影响十分显著,对于一线城市更是如此,医疗资源的集中是引起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合理统筹医疗、教育等资源,推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促进我国住房市场健康发展,有利于构建住房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长效调控机制.同时,统筹城市公共服务和制定房地产调控政策应做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