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多元利益平衡保护

在现代刑事诉讼追求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目的支配下,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和被告人利益构成了公诉制度中三种基本利益。而国家、被告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对任何一种利益的保护过分上扬或萎缩都有可能导致诉讼客观,公正,民主的缺失。所以应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以充分发挥刑事立法控制犯罪、保护社会的作用。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法理分析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措施,在我国刑事诉讼流水作业、分段构造的结构特点下,能够加强对侦查主体行使权力的监督；也能够确保自身公正指控犯罪,保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正当利益,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排除非法证据是检察机关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确保指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在法庭上正确履行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说服责任的基础；也是检察机关履行合法性义务,实现国家追诉犯罪公正与平等的要求.因此,检察机关监督制约的工作原则,客观公正的立场,以及发现真实刑事诉讼目的,遵守起诉法定原则,都是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法理基础.     

浅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与诉讼权利

浅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与诉讼权利李平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依据一定的证据，被指控涉嫌或者有某种犯罪行为而应当受到刑事追究的人。只是由于其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或者对应当受到刑事追究的人提起的控诉方式不同，刑事诉讼...     

鉴定结论也应适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刑事法律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从上述规定我们看出，我国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只适用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三种证据，而将鉴定结论这一重要的言词证据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科学。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挑战与应对

刑事诉讼全部活动都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展开的。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论辩观点的基础是案件证据,法官审理案件也须对控辩双方所举证据决定是否采信,进而作出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罪轻罪重的裁判。公诉人指控犯罪能否成功以及指控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公诉人对证据的掌握、运用程度。概括而     

让司法公正不再残缺——在立法中应确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从事刑事辩护，其向委托人提供法律意见或者在法庭上陈述、辩护时，发表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此项权利目前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承认，并成为律师在刑事辩护过程中为维护当事人利益和降低自身执业风险的有力保障。没有“豁免权”刑事辩护举步维艰刑事诉讼追求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这是人类通过几千年的斗争和努力而取得的成果。惩罚犯罪指的是要及时惩罚有罪之人，但不能伤及无辜。保障人权要求在追诉犯罪的过程中，竭尽保护被指控者的程序性权利。两者共同构成现代刑事诉讼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完…     

求情还是求法：辩护的异化

当一个人遭遇犯罪指控的时候,国家不能直接动用其刑罚权,而是要在中立的法官主持之下,与被告人展开一场冷静的对话,以决定是否对其施加制裁,这便是现代刑事诉讼的法治基础。而为了使这场对话能够在平等和理性的基础上进行,辩护制度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辩护制度的存在使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另一方面,辩护制度又给     

案件延期审理后的补充侦查不能一概由检察机关进行

案件延期审理,一般有两种原因:一是违反了诉讼程序,需要纠正。二是指控的事实、证据出现了变化。补充侦查基本上出现在因第二个原因引起的延期审理后。案件因指控事实、证据出现变化而需要补充侦查以致延期审理的,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对已指控的犯罪事实需要补充证据。二是起诉书遗漏了被告人罪行或遗漏了同案犯罪嫌疑人,需要追诉新的犯罪。第一种情况下的补充侦查,可适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0条规定,由检察机关进行,这不违反刑事诉讼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可操作。在第二种情况下,     

怎样看待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被指控犯罪以后,就成为刑事诉讼活动的中心人物,处于特殊的法律地位。他既是诉讼的主体,又是证据的来源,同时也可能是刑罚的对象。被告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犯罪或怎样进行犯罪的知道得最清楚,他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每个案件的被告人,从个人利害得失出发,无不要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就其行为有罪还是     

美国刑事法中的能力减弱辩护制度及其启示

美国刑事法中的能力减弱辩护制度是基于被告人患有精神病或存在精神缺陷而否定犯罪成立要件中的犯意要素,从而达到否定指控的罪名或减轻罪责目的的辩护制度。虽然对于该辩护制度的存废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存在一些争议,但该制度目前仍被美国部分州法院适用。能力减弱辩护一般于开庭审理前由被告方向法院提出,同时需要提交被告人患有精神病或存在精神缺陷的证据。在庭审的过程中一般由被告方对其能力减弱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由事实裁判者裁定被告人患有的精神病或存在的精神缺陷是否影响到其被指控的犯罪所需的特定犯意的形成,并作出其是否构成被指控的犯罪以及应否减轻其刑事责任的判决。美国刑事法中的能力减弱辩护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完善我国相关的辩护制度不乏启示意义。     

论刑事诉讼中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

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是一定范围内刑事诉讼参加人拥有不得被强迫提供自陷于罪的证据的权利。美国通过宪法第５修正案，将其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予以保障。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该项权利制度在世界各国具有广泛影响，诉讼效益最大化的契合集中于该项制度之中。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仍存在着一些与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冲突的因素。解决这些冲突，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确立反对被迫自证有罪制度已显得十分必要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

正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应适用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这有助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侦查、检察、审判各机关的取证行为,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然而实践中,办案人员由于受司法机关职权本位主义的影响,很难客观系统地形成关于非法证据的排除理念,总是倾向于将打击、惩罚犯罪作为首要的地位而忽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加上司法实践之中,司法机关过于追求诉讼的效率;侦查环节的隐蔽性缺乏必要的监督;辩方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难度较大等因素的影响,非法证据的排除工作在具体的落实上存在一定阻力。本文定位于审查起诉阶段落     

慎重对待诉辩交易

所谓诉辩交易,是指法院开庭审理刑事案件前,控诉方因掌握被告人犯罪的证据较少,并且收 集证据比较困难或代价高昂,为避免所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或为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而以作出较轻的指控、许诺代为向法官求情为代价,换取被告人有罪的供述,而与被告人(一般通过辩护律师)在庭外讨价还价达成妥协的一种制度。     

试论检察机关在诉讼活动中对人权的保护

刑讯逼供和隐性超期羁押的存在、强制措施的滥用、非法证据的采用使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现状不容乐观,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定程度的沉默权、引入律师介入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以正确的犯罪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完善监督程序和规范办案流程、建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真正实现程序正义,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活动中的人权是检察机关职责定位的必然要求。     

论庭前证供的证据能力

庭前证供的证据能力即是庭前证供作为一种证据(主要是控方证据)被法庭所接受的资格。庭前证人证言和被指控人的陈述作为证据的一个种类,是具有被法庭采纳的可能性的,并不因为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如传闻法则)而排除在法庭之外。然而对于某个具体案件而言,其进入法庭以后,最终得以作为控方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或者证明被指控人无罪、罪轻的证据被法庭所采纳,就需要具有相应的证据能力。本文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庭前证供作为一般证据的证据能力的角度所应具备的自身属性;二是从证据能力规则角度对庭前证供的证据能力加以界定。     

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护的几个理论问题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问题,是一个被普遍关注的国际性课题,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深入研究则有赖于对其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作深入的研讨。 一、人权保护与现代刑事诉讼的建立 当我们欣赏现代刑事诉讼的民主和文明,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便跃然纸上,即现代刑事诉讼从何而来?回到黑暗的中世纪,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刑事诉讼是另一番景象:(1)法院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集审判权和起诉权于一身,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2)被告人不是刑事诉讼的主体,而是刑事诉讼的客体,他在刑事诉讼中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相反却有招供的义务;(3)有罪推定被广泛采用;(4)被告人口供被奉为证据之王,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自证其罪的义务;(5)法院审判秘密进行,对法院的错误判决没有救济程序。     

依法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权利——对刑事审判中刑事被告人权利保障问题的调研报告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被告人处在被追诉的地位,是权利最容易受到损害的群体,加强对他们的权利保护,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客观要求,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权利多少及其受保障的程度,也被视为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民主化、科学化的标志。但是,在审判     

排除非法证据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是否排除、如何排除,其实存在着一个价值权衡的问题。如果允许将非法获得的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对查明案件真相、实现国家刑罚权有益,但却以破坏法治秩序和侵犯公民的权利为代价。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因此,是否排除非法证据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排除,反映了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立法水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包括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物证的排除两个方面。在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方面,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是将非法获得的被告人自白作为排除重点并不断发展与完善。不但以刑讯、暴力威胁手段所获得的自…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贿赂犯罪案件侦破带来的影响

贿赂犯罪作为职务犯罪的一种特殊的形式,由于贿赂案件作案手段的特殊性,在侦查实践过程中,大部分的贿赂犯罪定案的依据只有行贿人的证言以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很难收集到其他形式的证据予以辅证,这就决定了口供对于认定贿赂案件的重要意义。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法律层面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伟大创新,但也对反贪部门贿赂案件的侦查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本文主要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外延、贿赂犯罪案件非法证据产生的原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贿赂犯罪案件带来的挑战,以及如何从转变侦查理念,提高收集证据、固定证据的水平,积极应对在审查起诉、法庭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三大职能之一的辩护，系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一方的指控进行的一系列反驳和辩解的诉讼活动。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的一项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利。为了保障辩护权，必须要有一整套制度和措施，即辩护制度。辩护制度是立法对贯彻落实辩护原则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的总称，一般包括辩护权和辩护权的行使、辩护人、辩护种类、辩护的程序及救济方法等具体内容。我国宪法第１２５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１１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是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