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北官僚资本的若干问题

当前,学术界正在开展对于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讨论,见仁见智,百家争鸣。其中就官僚资本问题,有的同志提出取消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划分,将其并归一类;有同志提出可以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概念去划分近代企业的性质,以为这样“在概念上和范畴上明确得多”。我认为唯有坚持以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分类去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两个组成部分,才能深刻地揭示出它们各自的本质特点和历史作用,科学地反映中国的历史实际。     

略论中国官僚资本

<正> 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对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均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它只具有反动性和一面性,而且成为盖棺论定的结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围绕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问题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甚至由全盘否定走向全盘肯定,认为官僚资本与官僚资产阶级只具有同民族资本与民族资产阶级一样的进步性,并认为中国无所谓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只有一种本国资本和一种本国资产阶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8月18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讨论中涉及到的主要观点为: 一、关于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 有的同志认为,一开始就存在着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类型的形态,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定条件下的畸形状态。与此相适应,从六、     

近代军阀私人投资是官僚资本吗?

按照传统的观点,中国近代资本形式有两种: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其定义是这样下的,官僚资本: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也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在中国的通称。(《辞海》第1016页1979年缩印本)民族资本: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一般为中小资本。(同上,第1806页)那么,近代军阀的私人投资到底属何形式呢?史学界一般把军阀的私人投资也算作官僚资本,因为军阀亦军亦政,他们利用政治特权,通过滥发纸币、募借外债、商业投机     

关于企业史料工作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企业史料工作的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和民族资本发展史的科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资本一直受到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所以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和民族资本发展史,必须同时研究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发展史,而企业史料工作,也应该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典型企业和官僚资本典型企业的调查和研究;但两者的调研工作至今还是空白点。所以今后企业史料工作,有其广阔的道路,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科学研究任务。关     

有关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

读了《重评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以下简称《重评》)一文,①既获收益,亦有疑问,谨提出几点看法,就正于该文作者。 (一) 何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 对这个问题,《重评》提出3种截然不同的答案: 其一:“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工业企业为代表),存在着三种资本形式,即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     

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的分化与粘连

几年以前,著名中国近代经济史专家汪敬虞先生曾经提出一个颇有意义的命题,即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构成“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①我个人以为,从经济结构上具体体现“发展与不发展”的一个突出的历史现象,乃是中国早期民族资本分化与粘连并存,亦分化亦粘连的格局.所谓分化,指中国民族资本按照世界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随近代经济成长而分化为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它与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程度成正比;所谓粘连,既指近代民族资本经济同先前封建农业宗法经济的历史瓜葛,亦指新兴民族资本自身分化程度低下,商业支配产业,以至不能适应近代化大生产的需要.本文试图对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分化与粘连并存、发展与不发展并存的宏观态势作一尝试性的描述和分析.     

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趋向及特点

一、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 工人阶级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中国早期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三种近代工业而产生和发展的。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产生于19世纪中期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企业中。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中国建立了他们的近代企业,进行以商品输出和掠夺原料为主要方式的经济侵略。英、法、俄、美等外国列强相断在中国开设船舶修造、轮船运输、轻工业加工和公用事业企业,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久,外国资本所设的工业企业共达100余家,雇佣工人约34000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30     

官僚资本与旧中国社会性质

一、窗僚资本的特征 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由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两个部分组成的。什么是官僚资本? 许涤新同志认为官僚的私人资本是“固有意义的官僚资本”,而“国家资本在实际上就是四大家族的私人资本”,因而也划入官僚资本的范畴。对于这个论断,有两点似可商榷。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的

编辑同志: 我们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中碰到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我们翻阅了一些有关学术论文。有的同志认为:“这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发生时期是旧社会的商人、地主、官僚通过新式企业的经营开始逐渐蜕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时代。这蜕变转化的过程是复杂曲折而缓慢的。到了十九世纪末叶,这转化过程还只开始不久,距离着它的完成还很远很远。”这种意见认为投资兴建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商     

现代民族资本的历史使命与自律

中国现代民族资本自再生以来 ,在二十多年间已经发展成中国境内三大资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担起了繁荣民族经济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加入WTO的两年来 ,中国现代民族资本在行为自律上存在着缺陷 ,影响了中国现代民族资本作为主流资本的发展趋势 ,影响了现代民族资本历史使命的完成。文章认为 ,中国现代民族资本要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 ,从战略的高度 ,从中国建立全面小康社会的高度 ,从中华民族在WTO框架下全面参与国内外市场“竞合”的高度 ,在自尊、自重中自律 ,努力为明天的更大辉煌而奋斗     

近代中国口岸中心市场与统一市场

一中国近代的中心市场与统一市场 ,是经济史学术界众说纷纭的论题。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 ,国内商埠增设 ,市场的商品流量有了较大的增长 ,有的学者认为此时已形成了统一市场 ,3 0年代初的币制改革是统一市场建立的标志。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没有形成国内统一市场 ,魏永理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割据和旧中国商品经济的微弱 ,地方市场的独立性依然存在。 2 0世纪 90年代后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更注意对区域市场和地方中心市场的研究。笔者将这两个论题联系起来考察 ,以此对近代中国市场发展的形态和水平作一理论分析。所谓“中心市场”…     

试论近代中国社会阶层排序

本文主张以动态的眼光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阶层排序问题 ,认为阶层的排序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与制度因素紧密相关的 ,在近代军阀官僚政府尚不能有效控制政局和经济时 ,军阀官僚与上层工商业者并列为社会阶层序列的首席 ;而一旦军阀官僚得以控制政局和经济时 ,特权官僚就成为唯一高高在上的等级 ,国民收入的分配也会发生相应的剧变。过去简单地以“国家资本”的概念来替代“官僚资本”的概念失之于草率 ;“官僚资本”的概念尽管可能有某种不清晰之处 ,却包含着传统政权利用对新式经济的控制权及运作形式来为自己牟利的丰富的历史内涵。     

不能把外国资本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

客观评价外国资本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是近年来经济史学界和经济理论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正确认识外国资本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揭示中国社会经济演变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近一个时期,部分理论工作者提出:“中国近代社会中外国资本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一种资本形态,外国资本的存在,不仅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外部条件,同时又是中国     

试论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分期和发展阶段

<正> 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首先碰到了分期与阶段划分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些探索,以供讨论。一、中国近代哲学史的起迄时间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近代哲学史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因此,关于分期的上限问题,已不需要讨论。但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下限问题,有的划到辛亥革命,有的划到五四运动,存在意见分歧。     

中国民族资本竞争形式及其经验初探

中国民族资本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处于外国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双重竞争压迫之下。为了对抗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它们只有在竞争中求生存,并在竞争中夺取优势地位,以求发展。因为它们创造了纷繁多样的竞争形式,积累了一定竞争的经验,这些竞争形式或经验,固然是“榨取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技巧”,但却反映了商品生产的某些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竞争的目的、性质、范围和手段虽然与旧时根本不同,但批判地总结这些经验,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似有某些借鉴作用。     

中国哲学: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近几年有的同行、朋友又提出了所谓“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危机”的问题。“中国哲学”学科从创立到发展 ,已近百年 ,不断出现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最近又被渲染为出现了“危机” ,这的确令人深思。那么 ,谁是“立法者”呢 ?要合什么“法”呢 ?提出所谓“合法性”问题的 ,至少有来自两方面的专家 ,至少持守两种立场或视域。第一种是一些西方学者和认同这些西方学者的中国学人 ,他们以古希腊 (特别是亚里士多德 )以来至近代西欧大陆哲学的范型为主要参照系 ,以近四百年的科学理性作为惟一尺度 ,否认中国有“哲学” ,认为中国顶多只有“…     

对民族矛盾为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说的质疑

近代中国存在着两对重要矛盾:一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即所谓民族矛盾;一为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即所谓阶级矛盾.史学界一般认为这两大矛盾均为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按照毛泽东《矛盾论》的观点,“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即是说,事物发展的一定过程中,主要矛盾只能有一个.那么,究竟哪一对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有学者论证,在“近代历史的总过程”中,上述两对矛盾都是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民族矛盾较阶级矛盾居于更主要的位置”.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把民族矛盾视为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确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近代利用外资与中外合资企业

近代中外合资企业多被经济史界学者认为是外资在华企业;即使把它独立于外资企业加以考察,一些学者也认为它是外国资本侵略中国的工具。当然,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这一角度来认识问题,这一结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近代中外合资企业不是单维的事物,因此,对它的考察必须运用多维的分析方法。如果从近代中国利用外资的角度来探讨近代中外合资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是近代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     

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考证

一切事物均有其发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中国民族资本近代机器工业最早一家企业的出现,自有其重要的意义。解放后,对解放前关于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产生时期的一些错误记述,早已否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说法,是以广东南海县的继昌隆缫丝厂,为我国民族资本近代机器工业的第一家。然而,亦已有人提出,上海的发昌机器厂,无论在使用近代机器设备或使用机械动力的意义上,均早于“继昌隆”。但迄今尚未被一般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所承认和接受。为此,我们认为有进一步考证事实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