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自由裁量的“自由”与“不自由”

尽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不断扩张为有识之士所担忧,但迅速发展的社会要求赋予行政机关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当然,这种裁量的自由是法律控制下的自由,超出法律界限的自由将不复自由因此,为保证法律赋予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初衷,自由权力的行使应受到权力和权利的制约.     

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的表现与防控

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手段,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政许可中普遍存在.从分析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入手,有针对性地构建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的防范与控制体系,可以有效规范行政许可行为,预防和根除腐败现象的发生.     

行政裁量的正义——一个听证程序的视角分析

行政裁量权对于实现公共利益以及保证个案的正义具有积极意义。法治的发展趋势决定了既要认可行政裁量又要将其纳入到一定的控制轨道内。行政听证作为一种程序控制机制,对于行政裁量权的合理运作具有重要价值。我国行政听证程序必须在听证范围、听证公开、听证代表、听证笔录等方面进行完善以发挥其有效控制、规范行政裁量权的功效。     

冲突法中自由裁量权的自由与限制——《法律适用法》生效前后之对比

法官自由裁量权对于案件的公正审理、实现实质正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冲突法在保持传统冲突法形式正义价值取向的同时,又对其独尊形式正义的偏颇进行了合理的修正,这种情形在立法上表现为既赋予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自由,同时又对其进行合理的限制。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的生效为时间界限,从自由和限制两个方面分别对该法以及该法生效之前我国冲突法中关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定进行介绍、分析和评析,指出《法律适用法》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自由更为广泛,对其限制更为合理,体现了我国冲突法在追求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平衡的道路上又取得一定的进步。文章最后还针对《法律适用法》的缺陷提出了完善建议。     

基层行政执法裁量权研究

基层行政执法裁量权集中体现于给予相对人权益的给付行政领域和给相对人带来不利影响的秩序行政领域.基层行政执法裁量权的运行受到案件负荷、执法资源、相对人谈判能力、行政机关自利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为此要设计出简化且公正的基层行政执法程序,理性看待信息化给基层行政执法程序带来的双重影响,可以尝试通过制定裁量基准和书面执法指南来规范基层行政执法裁量权.     

论侦查裁量权之检察监督

侦查裁量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仍然存在被滥用的危险。实践中,侦查机关裁量权主要分为实体事项裁量权、程序事项裁量权和侦查技术裁量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加强对侦查裁量权的监督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检察机关通过不断提高发现职务犯罪的能力,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权,进一步规范、完善检察机关引导、指导和指挥侦查机制,积极提升检察监督的科技含量和检察干警的法律监督能力,促进刑事侦查裁量权合理行使。     

论行政裁量理由的说明

理由是将特定事实带入某一法律要件作出决定的原因说明。在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时,不说明裁量理由,就无法让人知晓为何在裁量权的范围内作出该决定。根据行政法治原理,应当将说明裁量理由设定为法定义务,以论证裁量决定合乎法律。公开裁量决定的判断和选择过程,这既有助于抑制行政机关的恣意,也有助于说服行政相对人,也便于私人寻求救济和司法实施审查。裁量理由与裁量决定应当具有同时性和一体性。没有说明或者说明不充分时,因行政机关没有按照要求说明裁量理由,为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起见,法院应撤销裁量决定;如果行政机关在事后以其他理由替换原先已说明的理由,在没有改变主要理由时,法院则可基于诉讼经济原则一并审查,一次性解决纠纷。     

行政决策的裁量性质及规制动因

为应对社会变迁中的治理困境,行政机关的决策活动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广阔的裁量空间,形成裁量目的手段式的规制技术有别于传统行政裁量的要件效果模式,同时,行政决策与传统行政活动在功能任务类型、合法化逻辑、公共利益客观性等方面的差异也决定了两者迥异的裁量属性.但行政决策中形成裁量的法律规制要区别于传统的行政裁量,重点在于克服民主正当性缺失、实现利益衡量的公正、纠正系统性偏见以及裁量基准的创新.     

论行政法原则的司法适用——以诚实信用和信赖保护原则为例

行政法原则在行政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司法也应对此加以保障。行政法原则的表现各不相同,效力各异,司法在适用这些原则时应遵循不同的规则,采取不同的技术加以阐释和推理。这既是司法权的法律执行性的要求,也是与法院的宪法地位相适应的要求,更是立法对司法裁量权的一种合理的限制。     

行政权力运行与行政程序

从行政权力的运行特征、运行的态势看,必须有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权力运行的安全装置。发挥行政程序的规范作用以及提高其权威性和约束力的重要途径,就是将其纳入法治轨道。目前,亟待加强我国行政程序立法     

论行政诉讼中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判定

判定起诉人是否具有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身份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难题,尤其是在起诉人并非城市规划相对人的情形下.在判定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时,首先应确定“权益”的有无,然后应判断“权益”与城市规划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在法律规则不明确的情形下,法院对“权益”和“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判断,有赖于利益衡量方法的运用.     

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行政复核

我国行政救济体系以行政诉讼为主,未来应充分发挥行政权作为行政争议解决主渠道的作用,完善行政内救济途径。考察现行立法规范,可以发现三种类型不同但相对制度化的行政复核:具有原机关自我纠错效果的人事争议复核,发挥实质救济作用的事故认定复核以及承担层级监督功能的信访复核。从行政复核概念本源、制度发展、域外经验和多元化行政救济途径的现实需要出发,宜将行政复核定位为行政权提供的特殊行政救济,区别于原机关自我纠错的声明异议、作为一般行政救济的行政复议和司法权救济的行政诉讼。从行政救济途径系统化的角度出发,行政复核的受理范围应是特定领域的行政争议,受理机关实行"上级主管机关+复核委员会"模式,审理方式上贯彻言词审理原则,复核决定遵守不利变更禁止原则。     

自由裁量权视野下的紧急监听

法律自身的局限性与犯罪侦查内在规律的客观要求决定了紧急监听的立法确认有其必然性。对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紧急监听制度的考察为我国紧急监听制度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我国将来在进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建立紧急监听制度,同时,为了防止这一措施的滥用,必须加强对紧急监听的法律控制,为此,在将“紧急情形”法定化时,还要注意事后追认、紧急监听未获法官认可的法律后果等配套制度的创建。     

从法官行政、司法二元身份到“法官中心主义”——以新公共管理为视角

客观认识法官身份中兼具的行政属性和司法属性的来源,充分理解司法管理、司法行政、司法审判与法官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而发现法官思维中行政思维对其司法思维的不当干扰的根源,才能真正解决长期以来法官行政思维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应理顺法官的行政、司法二元身份造成的二元思维模式,使其既能有效运用行政管理的高效率,又能保障司法的公正性.用司法的内在视角审视司法的行政行为及其行政思维,即为司法行政思维;用行政的内在视角审视司法行为及其司法思维,即为行政司法思维.无论是司法行政思维还是行政司法思维,都是由法官独特的身份所赋予的司法和行政的内在权力结构与外在权力张力之间的关系,缺一不可,但绝不能混同.解决当下司法困境的出路在于重新配置法官的行政与司法身份,确立“法官中心主义”,改变以往行政为主、司法为辅的行政管理模式为司法审判为主、司法行政管理为辅的管理模式.     

论自由裁量主义在冲突法中的渗透

传统冲突法多边主义方法的实质,是通过不同的连结点将各类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场所化或分配到特定的国家或地区中,最后适用该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这种方法忽视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作用,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冲突法学者的尖锐批判.受此影响,各国在冲突法的立法中都赋予了法官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主义在冲突法中的渗透,成为冲突法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渗透的主要方式是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渗透的主要领域是合同和侵权.我们必须正确面对自由裁量主义在冲突法中渗透的现实,在冲突法的立法中适当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民商事关系.     

关于法官的选任年龄

目前 ,我国的司法改革已经提出了实质性的问题 ,即法官职业化。但是 ,我们所要造就的未来法官职业阶层到底是应由什么样的人来构成呢 ?除了现在人们已经谈到的各种法官素质要件外 ,本文作者在此还提到了一个并非要件的条件 ,即选任法官的年龄标准问题。对此 ,作者不仅尝试从理论上 ,而且还试图从实践上予以说明 ;不仅以比较的方法 ,而且还通过对人的社会心态和人的生理和心理成熟程度的分析方法 ,阐释其法官不应年轻化的理论。无论其理论成立与否 ,均可给人以一个方面的启示     

行政权力的政治监督——以美国行政法为视角

探讨美国联邦政府不同部门对行政权力的政治制衡,主要包括议会、行政首长以及行政部门的自我监督。美国经验表明,政治监督是防止行政滥用权力的重要保障。事实上,有效的政治监督是行政法治的必要条件。     

试论省级行政权力结构的优化——以湖北省省级行政权力清理结果为样本

行政权力结构是行政权力在种类和数量上分布所呈现的形态.不同层级政府的行政权力结构能够反映出行政职能的重心、目标及其在行政权力系统中地位的差异.湖北省省级行政权力清理的结果反映了该省省级行政权力的结构.本文在剖析其行政权力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省级行政权力结构的对策.     

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评估与前瞻

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载体。通过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行政机关的名称、机构设置、执法主体资格、机构精简、执法人员等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一制度虽然发挥了一些作用,但质疑之声一直存在着,实践中也有诸多问题。有必要肯定这一制度的合法性,明确其发展方向,通过立法明确其法律地位,健全组织领导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