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现代性萌端--清末民初小说理论中"写实"与"理想"的分立

中国小说理论对现代性的追索,是在晚清文化启蒙运动的进程中展开的.在这一充满忧患的启蒙语境中,"写实"和"理想"这两种小说观因其价值倾向和观念内涵而显示不同的形态.前者成为中国历史追求启蒙现代性的一种思想表述;后者受西方审美自律论的启示而对启蒙论进行反思,表现为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写实"与"理想"两种小说观的分立,呈现出了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萌端时的多维价值与不同指向.     

跨文化形象学: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三组问题

在中国文化自觉的历史语境中研究跨文化的中国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起点,相关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即"自我东方化",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主义"问题;三、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的网络形成,及与此相关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彼此东方化"的问题.     

决澜社与中国早期视觉现代性的启蒙

在中国早期的视觉现代性启蒙中,视觉语言与审美艺术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了视觉现代性的启蒙革新。决澜社是中国现代视觉艺术史上第一个自觉吸收并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语言成果、锤炼现代艺术精神的学术性社团,在促进美术多元化风格及各种流派的形成,促使视觉语言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中国早期民众的视觉现代性启蒙影响深远。决澜社为我们提供了体察中国早期现代视觉经验的基本路径,其活动及经验已成为现代视觉艺术借鉴与反思的基点。     

跨文化形象学:问题与方法的困境

跨文化形象学关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结构以及其中展现的西方话语霸权,分析西方现代性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表现出的强大的"形塑力",其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向中国文化自觉,试图从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建构中国思想主体。这种在中国/西方、自我/他者二元对立框架内提出的问题与思考的方法,是未经反思的。就问题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未必能够建构中国思想主体,中国不是缺乏思想的主体意识,而是缺乏思想的能力,甚至建构中国思想主体的问题都是意识形态性的;就方法而言,解构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后学"方法,在西方思想体系中是合理的,移植到中国语境中,意义可能相反。我们的反思有必要回溯30年中国思想历程,追问思想的主体究竟应该是"人"还是"国家",究竟应该是知识哲学与道德哲学问题,还应该是政治哲学甚至意识形态问题。     

冲突与积淀--中国现代文学表现主义的艺术延展

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审美现代性是以启蒙现代性对立面出现的,这种冲突的现代性传入中国后,现代性的错位、价值观的背离致使中国文学并不具有西方现代主义的特质.然而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都不能解释现代文学创作的实绩,审美具有自身的现代性.现代美与永恒美都是现代意识的表现和现代形式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现实主义倾向并不能以西方现代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它在积淀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学传统.     

观念的演进与叙事的转变--以《碎簪记》和《是爱情还是苦痛》为例

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先后发生了两次启蒙运动,在面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选择上,第一代启蒙思想家表现出了犹豫,而第二代启蒙思想家则坚决地与过去一切划清界限.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伴随着这种启蒙观念的演进,带来的是叙事上的变化、文体上的革新.现代小说的叙事方式初具雏形.     

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研究中国形象

在跨文化视野内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关键的问题不是描述形象特征,而是在特定知识框架中解释形象的意义。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精神结构中生成,只有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意义才能够得到系统深刻的解释。在西方现代性观念纵深研究中国形象,就是分析启蒙运动前后西方现代性观念中不断乌托邦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和系统意识形态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规划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历史意义域与逻辑框架,进一步反思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提出中国形象研究的解释性问题并尝试解释性分析,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理论自觉的标志。     

"启蒙"概念东渐之失及其方法论批判

中国"启蒙"概念自近代以来增添了西方文化内涵,而问题在于,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不自觉地将西方"启蒙"作了实用解读.通过对中西"启蒙"概念的语义分析,在比较视域下呈现中西"启蒙"概念的差异及其在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运用过程中走人的误区,强调当代中国应对传统文化中启蒙资源的向善内涵、当代启蒙主体的把握以及启蒙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上予以重视.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从教化到启蒙——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起源

"政治"与"文化"是构成现代中国人日常世界的重要概念.这两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不是纯粹的形式和工具,而是必然带有西方的种种历史经验的.当我们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文化时,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观察问题的现代出发点和使用这两个概念必然产生的对中国经验的扭曲性再塑.当中国人将传统政治的理解转变为全盘接受西方对政治的理解时,中国的政治文化的自我理解也从教化变成了启蒙.这使得中国现代政治成了"模仿的政治".     

在西方现代性中发现中国历史

在西方现代性视野中,中国形象首先表现的意义是悠久的历史,它在文艺复兴晚期动摇了西方的基督教传统,确立了人本主义世俗历史的观念。西方文化进入启蒙运动阶段,取向未来、崇尚现代的进步史观逐渐形成,中国历史悠久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从荣耀变成耻辱。中国文明停滞的形象成为西方进步大叙事的“他者”。从中国历史构筑西方现代性,将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的文化霸权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物质霸权,有效地协调起来。     

古典经济学的多重视角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古典经济学这个概念在西方学者那里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具体说有三个方面:一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指认古典经济学的"模糊"内涵;二是以熊彼特为代表的指认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内涵;三是福柯所指认的"现代性"内涵。从本质上看,西方学者是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出发,曲解了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之意蕴并由此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当下意义。从马克思的研究视域出发可知,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主要指认的是其"政治"内涵--对社会权力结构的解剖。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社会存在)这一哲学概念的本质。     

西化浪潮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之焦虑——试论“国剧运动”的文化意义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国剧运动”以其独特的戏剧理论,突破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二元矛盾对立、不可调和的思维模式。在对传统与现代在现代性重建中的角色处理上,“国剧运动”认为从传统出发同样可以建设现代性的文艺,突破了五四以来西化=现代化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的设想。在对艺术中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的关系处理上,“国剧运动”尊重、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传统,因其民族性而实现其世界性,并完成现代性的转变,突破了五四以来民族传统=陈腐、与现代性相排斥的理论。从西化与民族化问题上的焦灼、试图两者兼顾的理论设想等方面来阐述“国剧运动”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中国戏剧的启示。     

文化转型初期的一种中国想象——论《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精神》、《吾国吾民》的中国形象塑造

在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关键期,陈季同描述的'家庭中国'、辜鸿铭塑造的'道德中国'以及林语堂想象的审美化的'人文中国',向西方展示了一种价值中国的形象,这是对文化转型时中西文化冲突的一种积极回应。这一回应的特殊之处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方面,这些中国形象都隐含着对西方现代性理念的认同,是通过中国人建构中国形象而参与到西方中国想象的话语谱系之中;另一方面,它是以中国自身的形象建构表现出对西方中国想象的反拨与重建,明显地带有对西方问题的思考和想象,由此形成了中国形象与西方中国想象以及与西方自身想象的一种对话关系,这不仅可以改变西方原本存在的中国想象,也能够让西方世界从对话的场域中重新发现自己。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及预示之难题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不是学界确认的一个,而是二个：一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艺术审美自由起点;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为社会政治现代性服务的起点。由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开端缺乏原创性,存在被迫、被动性与摹仿性,因此,自开端就预示着会产生三大难题,这就是：中国文论现代性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是一种没有以“通”为前提的“变”,以及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现代性生态平衡环境。解决这些难题的根本途径,一是让中国文论现代性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培育整个中国现代性的生态平衡环境,以确保中国文论现代性为“中国”的;二是充分吸收西方文论现代性的先进成果和经验,以保证中国文论现代性为“现代”的。     

《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

《新青年》"通信"栏目戏剧性的演变过程,显示了近代报刊民间化和政党化的双重影响,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投影出了中国近代以来"公共空间"既建构又解构的悖论性状况,使"现代性"在中国语境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面目。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与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无疑是近二十多年来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指的是把西方现代社会历史以“现代性”为中心概念加以主题化的反思批判。所谓哲学探究,对现代性而言,即是“自我理解”、“自我确证”的问题,为现代性确立既不同于古典也不同于神学的规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规范根基的建设性重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日常生活:民族学研究的新领域

日常生活既是认识民族社会的入口,也是民族社会理论产生的本源。以列费伏尔和赫勒为代表的西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把日常生活作为现代性的表征来讨论,中国语境下的日常生活研究除了继承西方这一哲学传统之外,在历史、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也有所扩展。相比之下,民族学现有的日常生活研究内容较为庞杂、分散,缺乏系统的理论方法,很多有意义的日常生活议题尚待进一步拓展研究。     

温故现代性语境下的新时期文学思潮

西方现代性社会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进入了中国学人的视野,对新时期20年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这期间作家走过了一个从认同到反思的过程,基于本土的特殊因素,西方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就有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结合西方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回溯中国新时期文学20年走过的里程,其目的在于建设我们自己的现代文化,重铸我们的现代精神,保持我们的民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