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形式探讨——以宪法第67条为视角

宪法解释形式具有法定和特定的双重特征,宪法解释机关不能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解释形式之外创立解释宪法的形式,也不能采取与解释机关行使权力的性质不相符合的解释形式。境外宪法解释的形式主要有宪法案件判决书、宪法解释文件和宪法性法律三种。我国宪法第67条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各种形式,这些形式包括法律、决议、决定和法律解释文件四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实践出发,法律和决议不能成为宪法解释的形式,而决定和宪法解释文件具有规范性强的特征和补充立法的性质,应当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主要形式。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问题思考

刑法立法解释,不仅是发展、完善刑法立法的重要方式,也是沟通、联接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的桥梁。而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显消极滞后,亟需改进和完善:应提高对刑法立法解释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解释机构建设,提高立法解释的质与量;改革刑法司法解释制度,建立以法官适用解释为主体,以最高司法解释为补充的司法解释体制,使之与刑法立法解释相协调;促进我国刑法学派的形成和刑法学理解释的繁荣,从而推动刑法立法解释的发展与完善。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限的法律实证研究

在宪法意义上，我国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限的处理，采取的是立法化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模式，在实在法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也都有关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原则和具体范围的规定。但是，这些数量规模庞大的法律规范并没有真正建构起一个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分权制度，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的缺位，以及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在一些领域享有实质性界定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界限的法定权力，则加剧了立法化分权模式在实践中异化为行政化分权模式的危机，严重制约着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的行使。为此，应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和分权制度，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解释体制，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争议解决机制，妥善处理分权规则的明确性与模糊性之关系，化解立法化分权模式异化的危机。     

我国姓氏立法问题探究

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立法解释。我国民法领域的首个立法解释将公民的姓名权作为解释对象,将公民的姓氏选取作为解释重点,足见姓氏立法问题在我国民法领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该立法解释从姓氏选取的原则规定、"第三姓"选取的具体情形等方面细化了姓氏权行使的规则,但仍存在着不足之处,完善我国姓氏立法还需要从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两个层面进行系统规范。     

论刑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协调

目前,我国刑法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存在失谐,其既有法律制度的因素,也有部门的因素和实践的因素。解决二者的失谐,必须实现刑法司法解释的规范化以及立法解释的经常化,而最根本的措施则是要完善制度、加强协调、强化监督。     

中国语境下的宪法解释方法的艺术性运用

随着国内的许多案件先后都适用了宪法审理案件,国内逐步地开始认可我国的宪法司法适用及其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但是宪法司法适用中的解释不同于立法性解释、英美国家的法官解释以及哲学意义上的解释。源于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合宪性推定原则被引介并发扬,中国的宪法方法论更应该成为一种中国语境下的合宪性推定,并被法官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被艺术性的运用。     

《香港基本法》解释的若干问题辨析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涉及到《香港基本法》的定位、解释权配置、解释的正式渊源及解释场合等问题。《香港基本法》应定位于宪法性基本法律,其解释权配置可概括为＂一元两级主从解释体制＂,对有关释法主体都适用的正式渊源以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为宜,对其解释场合应做最广泛的理解,而《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性质是一种独立于一般司法和立法的专门性法律解释权。     

试析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理论与实施

刑法立法解释是与我国权力结构相适应的一种制度。刑法立法解释活动主体、对象、程序和形式特点。刑法立法解释应当贯彻刑法罪刑法定原则 ,以及刑法立法解释法律效力和生效、失效和溯及力。刑法立法解释实践较少 ,并有明显滞后性。     

宪法解释的特质

宪法的原则性、政治性和最高法位阶性,使宪法解释不同于一般法律解释。尽管宪法学不能真正作到政治中立,宪法解释离不开政治价值的考量而具有政治性格;但宪法解释同时具有法释义学性格,要受法解释规则的拘束和法学方法论的制约。以民主因素为核心的方法是最有前景的宪法解释方法,释宪者对作为基本权之载体的宪法进行解释时,人民利益是必须虑及的核心因素,宪法基本权价值构成了宪法解释的限制条件。     

对我国立法监督制度缺陷的探讨

我国现行立法监督制度设计存在着一些理论上不可克服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即: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存在着立法职权与立法监督权交叉的矛盾;军事法规与军事规章还没有完全纳入立法监督体系之中;错位监督;立法监督与具体的法律适用活动相脱节.这导致了在实践中立法监督工作无法有效地向前推进.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能够在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的法律保障作用,必须重新审视目前的立法体制,对宪法、<立法法>所规定的立法监督制度作出必要的改革.     

宪法解释的目的论──兼论法律解释的目的

法律解释是法解释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法律解释的目的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就其目的、原则和方法是统一的;美国的宪法解释有其独立的理论;我国的宪法解释相当薄弱,需进一步加强。     

保险法与侵权责任法关系辨析——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为重点考察对象

我国立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中引入了责任保险制度,由于保险法和侵权责任法在规范与功能等方面既有其相互融合的一面,又有其相互独立的一面,故侵权责任法不同于传统的侵权规则,保险法也不能完全取代侵权责任法。我国现行立法注重对保险法与侵权责任法的关系予以有机协调,但是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应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要注意商业保险与侵权责任机制的协调;对具体适用中的问题亦应进一步明确规范。     

我国迁徙立法的原则及初步设想

从法理的角度看,我国迁徙立法应顺次遵循三个原则:自由、平等和社会功利;在此基础上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迁徙立法步骤: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迁徙自由应先从宪法层面得到确认,而后在具体的法律制度层面进一步具体化。     

论宪法对冲突法的规制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已经颁布，但尚有许多问题没有理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其与宪法的关系问题。宪法在内国法中具有最高的效力，其他法律都需以其为依据并不能与之相冲突。界定冲突法与宪法的关系，首先需要了解冲突法的性质。宪法对冲突法的规制方式分为三种，我国冲突法立法应区分大陆部分立法和区际冲突法立法。对于大陆立法采用宪法作为冲突法立法指导的模式，对于区际冲突法则要采取改良的传统模式。     

论公众参与立法制度的完善

公众参与立法是立法民主化理念体现的重要形式,关于公民参与立法问题,我国宪法法律有相关规定.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立法的方式主要是大众参与讨论、恳谈会、听证会、法律草案意见征询、公共立法项目征集等.现阶段,我国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渠道较为有限,实践效果欠佳,亟需提升公众参与度.借鉴国外公众参与立法中先进的制度设计和实践经验,应是完善我国公众参与立法制度的方案及对策.     

刍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违法现象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解释中占的比重比较大,影响也比较重,有必要加以分析研究。司法解释既是司法活动,又是立法活动,其行为更须规范。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制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过多过滥,质量也不都尽如人意,更重要的是违反法律规定。违法现象主要表现为：越位越权,以司法解释代替国家立法;性质不分,以司法解释代替立法解释;释义枉法,解释的内容与法律规定相抵触。     

略论行政解释的定位及其规制

行政解释是一个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现阶段 ,我国在行政解释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 ,其中既有程序方面的问题 ,也有对行政解释本身的定位方面的问题 ;既有事前的行政解释权设定方面的问题 ,也有事后对行政解释权的规范、制约方面的问题。应从宪法、组织法到基本法律层面规范和完善对行政解释权的设定和有关行政解释权运作的程序性规定 ,建立一整套对行政解释权的监督、约束机制 ,并确立行政解释在法律解释制度中的合理定位 ,探索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合理运作、有效制约的机制。     

立法解释探讨——兼为法律解释正名

立法解释,虽名为法律解释之一种,但究其实质,实是一种不规范的立法现象;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对法治极为不利.应对立法解释、法律解释重新认识,正确定位.     

检察视角下民事支持起诉的实践考察及立法思考

支持起诉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旨在发挥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力量,共同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确立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时也是支持起诉制度的重要主体。由于立法初期的解释存疑、具体规则尚未形成体系,导致检察机关支持起诉难以百分百或者大比例运用到司法实践,主要表现为诉讼地位模糊、职能作为弱化等。应在立法层面明确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诉讼地位、支持标准、权利义务等,以期发挥该制度的应有效果。     

我国赦免制度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赦免制度能有效弥补法律规定及法律功能之不足，有其存在的必要。但在我国，赦免制度的法律规定呈现一种空白状态，赦免实质上是无法可依。本文着重从立法的角度就如何完善我国赦免制度提出了具体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