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药卫生体制的转型特征与演进趋势

立足于资金的来源及使用决策方式变化的考察表明,新一轮医改开始之前医药卫生体制在我国城乡的转型具有共同的特征:"三医"建立和运行所需资金来源需要进一步确定,"三医"之间彼此合理关联的机制也有待重新确立.这就决定了新一轮医改之争从政府与市场之争发展到补贴之争,其本质是争论各方在认同卫生财政责任的基础上,围绕卫生财政投入的方向选择和方式选择不同看法之间的争论,争论反映了我国医药卫生体制的演进趋势:集中决策与自主决策机制有效作用范围与边界的划分将深入到"三医"内部及"三医"之间各环节具体的分工节点,而这又将推动我国医药卫生管理体制和有关立法的持续创新.     

均或不均:清末江南新式教育经费的城乡配置及其论争

在清末政府实行分级分区筹款办学的策略下,地方基层社会担负着开办初等教育的重任。随着新式教育的逐步推进,书院、宾兴、公车等传统教育资源与善堂、寺庙、祠宇等地方公产成为各地兴学的首要依赖对象。江南地域社会对此进行了重新配置。教育经费在城乡之间如何配置,引起了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时人围绕经费均分与否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受新式教育制度安排和清末社会经济状况的制约,府厅州县自新式教育起步之时就保持着对城镇乡的优势,成为近代城乡教育差距形成并不断扩大的根源。     

军队任职教育院校学报功能定位与发展研究

随着院校体制结构的调整,任职教育院校业已成为军队院校的主体。任职教育院校学报是以反映任职教育院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文章围绕着学报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提出了一个转变、三个发展的工作思路和对策措施。     

经济大潮中的中国卫生美术

经济大潮中的中国卫生美术深圳市健康教育研究所柏华当卫生美术步履艰难地挤夹在绘画与医学的缝隙中走至今天时，我们已经无法回避它面临的几乎是难以超越的困境。传统的模式框架和运行机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完全丧失了它原有历史作用与功绩。多年培养起来的卫生美术队...     

城市研究的历史情境——“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生活变迁”学术研讨会暨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综述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50周年华诞之际,2008年9月8日至10日,作为第三届海外中国学论坛的重要分会之一,"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生活变迁"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亚洲新人文联网会议在上海展览中心及杭州三台山庄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协办.42名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的新老学者汇聚一堂,围绕着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生活变迁以及"新人文"的主题作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康熙朝奏折中的经世官员及其典范化

康熙朝经世官员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拥有掌握特殊治理技术的优点,二是存在很多难以回避的缺点。由于存在缺点,经世官员很难通过常规选任程序进行选拔,只能通过特殊选任程序进行选拔。由于豁免缺点的条件不同,经世官员分别被时人称为"廉吏"或"循吏"。经世官员之所以会被保举,是因为地方督抚可以借此获得人事提名的权力。在18世纪的官箴书中,经世官员所受的处分被解释为坚持人地相宜原则而做出的自我牺牲,原本被视为升迁障碍的缺点反而变成理应效仿的优点。通过这种方式,经世官员演变成为州县官员的典范。     

中国医院产权制度改革高层政策理论与操作研讨会预告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中国医院产权制度改革已成为卫生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为推进中国医院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医疗卫生产业化进程,在全国人大"修宪"和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之后,邀请卫生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官员和医疗卫生产业界企业家对中国医院产权制度改革的高层政策、理论与操作进行深入探讨。欢迎关注中国医院产权制度改革的政府部门、国有资产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医院经营管理者、投资人参加研讨。     

医疗服务市场纵横——北京卫生经济国际研讨会笔记(二)

在北京卫生经济与政策国际研讨会上有5位国外卫生经济专家和9位国际卫生组织官员参加。研讨会上有国外卫生改革专题,在讨论中国外专家和国际卫生组织官员也都充分发言,各抒己见,时有争论,妙趣横生,引人注目。首先专家们介绍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和东欧的卫生改革情况。     

军队任职教育中基层管理者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任职教育在军官胜任岗位任职需要,提高军官任职岗位的能力,加快有中国特色的军事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十五次全军院校会议也明确指出,岗位任职教育将成为军事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任职教育属于继续教育范畴,是提高教育、岗位转换教育,同时,任职教育周期短、节奏快、学员组成多样化。本文根据参加任职教育学员的主要特点,对任职教育的管理模式做简要探讨。     

客家研究的知识谱系——从“地方性知识”到“客家学”

19世纪,在土客矛盾与冲突频发、周边人群对客家人的总体印象日趋负面的背景下,以清代嘉应籍客家士子为核心的一大批知识精英纷纷著书立说,由此而开始了客家历史文化的"元典"建构和"知识考古"工作。进入20世纪,一方面由于冒犯性的"辱客"事件不时发生,另一方面则是客家人自我意识的持续高涨,这一书写传统绵延传承,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和一系列急迫的时代课题越来越紧密地相关联。正是在与时代性课题的交织与缠绕过程中,围绕客家历史文化的书写,终于从一种传统的"地方性知识",上升为现代人文学术语境下的"客家学"。梳理其间的曲折与变化,勾勒百多年间围绕客家历史文化建构的知识谱系,不仅能够加深对客家研究学术史的认识,而且对于理解现代学术语境下人文知识的建构、生产与社会变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有道变无道：春秋晋国史中最生动的一页

春秋时代晋国史最生动的一页，是围绕着祭祀和战争的权力由诸侯手中逐渐转移到异姓官僚和大夫阶层这一时代主题展开的。本集中论述了晋国非主流的异姓异氏宗族在政坛上的崛起、发展，以及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表赵氏、栾氏两大家族势力的消长过程。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春秋末年“三家分晋”的历史前因。     

唐代中后期内侍省官员身份质疑

唐代中后期的宦官实际上并非全是阉人。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安史之乱后 ,内侍官员的兼职愈来愈多 ;许多内侍官员一直在军中任职 ,并不服务于宫闱 ;本人也都安家于宫外 ;在很多情况下 ,内侍官员确实有家族化倾向 ,等等。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下)——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始末(1966.9.10-9.30)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抵达上海后,广泛地开展了抄家、武斗牛鬼蛇神等暴力的行动.这是因为中国文革初期的"武斗源"在北京,同时与"暴力传统"、"教育缺失"、"广场效应"与"现场心态"、"非常时代"与"精神世界'等社会运动和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相关.至于北京红卫兵与上海红卫兵在武斗的规模和惨烈度上存有霄壤之别(以同为1966年9月30日的统计为准:北京殴打致死1772人;上海殴打致死11人,相距达160多倍),以及北京红卫兵的武斗,遭至上海市民的抵制,不仅具有地域政治的因素,还关乎北京人与上海人地域文化的差异.     

溢出边界的“朝奉”:明清以降徽州与旌德的地域关系

明清徽州以其强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实力,对周边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徽州与毗邻区域的地域关系有必要纳入考察范畴。本文从旌德改隶个案着手,认为当地人对徽州的地域认同并未扭转,这一现象兼有历史与现实的因素。长期以来旌德与徽州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人文领域亦深受徽州熏陶,"朝奉"一词在当地的文化意蕴与徽州相同。观察旌德与徽州的经济交流和社会互动,分析旌德人"向徽"心理的形成,有助于理解皖南社会之变迁历程,揭示明清以来地域关系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在幸福中慢慢变老的加拿大人

在中国,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四世同堂的照片,一对老年夫妇抱着可爱的小孙子孙女享受天伦之乐,似乎国人认为守着子孙后代才是最幸福的生活,而在西方,人们会格外重视自己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平时做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追求自己想要的"快乐人生",几乎是西方社会普遍的人生观。就像可爱的加拿大人钟情大自然,尽量回避人群,回避城市的喧嚣,甚至喜欢在没有"路"的山间落户。他们修剪、浇灌自家庭院的花草,或坐到咖啡馆聊天,享受着下午的阳光。他们同样酷爱户外运动享受着和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刻。     

边疆议题的“外”与“内”——民初国会外蒙古议员资格事件研究

1916年,俄国政府认为中国方面将外蒙古议员置于国会中,有视外蒙古为附庸、单方面改变外蒙古政治地位之意图,遂以中国政府干涉外蒙古内政为由,要求立即取消国会中的外蒙古议员席位。稍后,国内社会舆论围绕此问题展开讨论,形成"激进派"与"稳健派"、"爱国者"与"卖国者"的论战。国内各政派、阶层之言说尽管立场各异,但均将外蒙古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以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为要旨;同样,在一些具有外国背景的报纸形态各异的立论背后,亦隐藏着对本国利益的维护。北京政府围绕外蒙古议员资格事件展开的外交与内政活动,对于维护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地位,以及联络中央政府与外蒙古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过程来看,因国会外蒙古议员资格事件而发生的边疆议题之"内"与"外"现象,揭示了近代中国边疆事务亦"内"亦"外"的复杂性。     

皇权、景观与雍正朝的江南海塘工程

雍正决策的转变，成为江南海塘工程的转折点，他后来追求工程“一劳永逸”的效果。皇帝的雷霆手段使得臣工围绕该工程出现了各种建议和争论，这无非是皇权意志下的一种反应和谋求自保的措施。海塘工程经费来源于获罪官员们所出罚金，其背景是皇帝整顿吏治和巩固统治。江南海塘不是单纯的冰冷建筑物，海塘景观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内容。工程引起的环境连锁反应，导致乾隆年间北段工程的接续修筑，大型公共水利工程中决策者主观意志引起的客观后果，往往超出人的预料。对帝制中国大型公共工程景观政治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历史的丰富、复杂、偶然和曲折。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视阈下对人工流产的辩护

对人工流产的道德争论一直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一个具有很大争议的话题，论辩双方基本上是围绕着胎儿的生存权和妇女的选择权而展开的，这两种权利处于对立状态，且都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论证．使得对人工流产的道德争论处于僵持状态，一直悬而未决。作者认为传统道德理论对于此问题的困境是因为论证双方忽视了女性主义关怀伦理视角，它强调在关系中解决问题，为人工流产的辩护提供了一个更加合理的论辩思路。     

事业的归事业 产业的归产业——“化”说医改

争议在不知不觉间掩袭而至,这一次的七嘴八舌,是对改革大势的品头论足,包括始终寻固本培元良方而不得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对国企改革的异见发端,到围绕医疗、教育改革以及贫富分化、收入分配等问题的争论迭起,一段时期以来,国内理论界和社会舆论对历时27年的改革的整体反思和争论不断升温．中国改革在一片嘈杂的背景声中进入盘整期。一路关山飞渡的中国改革,这一次遇到逆风?今年年初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公开表达了“坚持改革方向,倒退没有出路”的执政决心。时隔近三个月后,党政决策高层事关改革方向的同样立场鲜明的表述,再次透过权戚媒体传达出来。一时间,《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推进改革开放努力实现新突破》等重磅理论文章高频传播,充斥了主流话语空间,明白无误地夯实着“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基调。有分析人士认为,来自决策层的连番表态,不仅清楚地表明中央对改革一以贯之的坚决态度,同时也表达了对某种思潮的担忧,具有着某种特定的现实指向,是对任何质疑中国是否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声音的回应,其中深意值得各方详     

“至元焚经”前后的全真教与山西社会——以元代纯阳万寿宫为中心的考察

位于山西芮城县永乐镇的纯阳万寿宫是元代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也是山西社会中首屈一指的全真教宫观。在蒙元帝国初期,全真教在山西迅速扩张势力,设立宫观,刊印《道藏》。以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的"至元焚经"事件为标志,全真教势力受到朝廷与释教的沉重打击。在"长时段"视野下考察以纯阳万寿宫为代表的全真教宫观在地域社会内的发展轨迹,可以窥见地方道众不仅寻求与大都长春宫恢复联系的路径,而且通过多种方式来维护宫观的威信与庙产。作为地域社会的精英群体之一,山西全真教依旧发挥着重要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