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型社会主义"德治"观的确立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天我们所说的“以德治国”．并不是只有中国传统的儒家“德治”思想这一理论来源，不应谊把今天的“以德治国”看成只是对古代儒家“德治”思想的继承发展。     

儒家的"德治"与当今的"以德治国"

今天的“以德治国”，追根溯源是对儒家“德治”思想中以民为本，立身惟正，举贤任能，教而后刑等积极合理因素的深刻借鉴和继承，包容了儒家“德治”智慧的深厚底蕴。“以德治国”与儒家“德治”在性质和内容、主体和目的、实施时的地位和方式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和不同。“以德治国”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的发展和升华，是新时期对国家管理机制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晶。     

“德治”的内涵是与时俱进的

我国“德治”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周的周公，他在总结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后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只辅佐那些有德之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遂成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方略。孔子继承了周公的思想并丰富了“德”的内容，成为儒家“德治”思想的创始人，“德治”思想也就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德治”经典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治国宝典。正因如此，一些人把“德治”与封建专制等同起来，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常常被认为是同“法治”根本对立的“人治”思想。人们…     

把依法治教和以德治教紧密结合起来

“德治”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孔子和儒家是“德治”的倡导者。孔子所说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段话包含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古代“德治”思想的基本代表。孔子和儒家“德治”思想的主要缺点是：第一，与封建的法治一样，本质上也是“人治”，是皇帝一人家天下之治；第二，轻视法治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把道德的地位抬得过高，有道德万能论的倾向；第三，儒家的德治强调施“仁政”，但在实际生活中，封建统治者对广大老百姓的“仁政”从未真正施行过，德治首先是“治民”，因而具有…     

论儒家的德性主义与德治主义

儒家传统伦理的“性本善”的德性主义人性论,是中国人对人性见解的主流观念。儒家把人性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德治主义管理模式,它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族心理产生了重要而久远的影响。儒家德治主义的主张虽然已不能直接用于现代社会,但儒家德治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仍具有巨大的资源价值     

儒家的"圣人榜"及其政治伦理目的

在儒家的圣人榜中列为圣人的,除了孔子、孟子之外,都是治国平天下、擅长文治武功、德行高尚的统治者。儒家思想家们给历代统治者开列了一个需要效法的“为政以德”的榜样谱系。儒家所谓的“人治”,与其说是不要“法治”,不如说是强调“圣人之治”,即强调只有具备像儒家“圣人榜”中的统治者那样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的人,才具有治理国家的资格。正是由于儒家的德治思想直接将统治者的道德水平与国家的治理联系起来,因而后来之人尤其是今人,才意欲将儒家的德治思想与人治思想相提并论。这是德治思想被人们认同为人治思想的一个根本原因。对德治思想的诸多误解,问题的源头也正在这里。     

继承与拓新:韩非论德治与法治--兼与先秦儒家、道家比较

文章将德分为八个子目，即仁、义、礼、智、忠、孝、廉、信，通过分别比较韩非同儒家、道家对法与它们的关系的探讨，认为韩非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反对“德治”，而对德的子概念用法加以约束，凡有悖于法的都加以批判，有利于法的都加以吸收拓展。这种对德治的审慎的做法，其实是对儒家、道家德治思想的继承与拓新，与当今社会主张德冶与法治相辅相成的观念暗合。     

论神权法思想对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影响

神权法思想是中国奴隶社会时期占支配性地位的法律思想，到春秋战国时期虽已衰落，但仍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直接继承于西周，加上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不能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影响，因此，在“礼治”、“德治”、“人治”以及立法、司法实践等方面都受到了早期神权法“天命”、“天罚”、“以德配天”等思想的影响。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贯穿中国社会的治国方略——德

德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治国方略,儒家为德治设计了一套“德主刑辅”的模式。江泽民同志经过继承和发展,提出的“以德治国”是在“依法治国”逐渐完备的情况下,为应对国内外一系列新的复杂形势提出来的。它对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     

论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在国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张,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上只是一种“思想”,是董仲舒将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他所竭力主张的“德治”思想主要有“以义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某些思想和政策对后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儒家自然法思想及其启示

儒家自然法思想是中国历史上固有之法律思想、儒家自然法思想的范畴为“礼”。儒家从其自然法思想出发,提出了“礼治”、“德治”、“人治”的主张,三者构成了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在儒家的自然法思想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治法律观中,包含了一些可为当代法制建设借鉴的合理内核。     

孔子的德治思想与当代启示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系统的德治思想。在孔子的德治体系中，天命论是德治的人学根基，为德治提供了必要性；爱人是德治的基本精神，礼是德治的墓本形式：“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轻征薄敛”的经济政策和礼乐教化的统治之方成为德治相辅相成的实施手段和措施。孔子的德治思想在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以德治国”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特质

本文以肯定“依法治国”、坚持“两手抓”为前提 ,探讨“以德治国”的历史传统 ,认为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大都在政治上以儒家“德治”思想为指导 ,法制上以“德主刑辅”为核心。根据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 ,以道德的继承性和发展性为依据 ,扬弃地总结出当代“以德治国”的特质——以市场为根基、与科学和法治同行、并兼有实践性和理想性。     

传统人治方略的二维向度及差异

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实属传统人治。儒家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人治思想显然;而法家法治实属君下法治,其不彻底性使它最终倒向了人治。儒、法人治方略在人性前提、哲学依据、理论基础、对象考量等方面的诸多不同,为当代治国提供了众多启示。     

儒法两家治国思想的变迁

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法家强调用法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即"法治"。儒家和法家所代表的政治思想代表了中国治国方略的两个方向,并形成了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两个传统。德治与法治虽然不同,但两者绝非对立,在经过历代儒家和法家学者的补充和发展后,礼法结合成为西汉的治国之道,并被后世王朝所沿用。离开了儒法两者的互补,就无法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社会治国模式的结构和特点。     

从传统“德治”到社会主义以德治国

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缺一不可，此理多有论述。本文着笔旨趣在于“德治”方面，以透视传统“德治”之本义，并及社会主义以德治国的特点和本质。一由古贤主要是儒家提出并大力倡导的传统“德治”，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概括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里实际上包含着三个基本的逻辑环节，即“民本”——“德治”——“邦宁”。既然“民为邦本”民本，因而要达到“邦宁”，就必须实现“本固”，也就是“保民”，“得民心”；而实现“本固”的关键，则在于根据“民为邦本”的理念，实施“为政…     

浅谈"领导就是服务"的哲学思想--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会

“领导就是服务”是我党三代领导集体都强调的治国治党的哲学思想，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体现中国儒家“仁学”、“德治”之精华，是我党执政的归宿。章联系实际，说明只有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思想，才能真正贯彻和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历史上“德治”思想的提出及儒家对它的发展──兼谈法制和德治的关系

对中国历史上“德治”思想的产生及儒家对它的发展进行了阐述。     

法制与德治并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法治与德治并举 ,可以兼采二者优点 ,避免失衡错位的片面发展 ,体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世界演化的内在逻辑要求。国家的演化是在重“力”的政治、重“利”的经济和重“理”的人文环境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的发展也要求法治与德治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