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历史上的特殊群体——堕民探析

"堕民"这个历史名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能从一些老人的言语中偶尔听到,如今仅能从古籍中略见端倪.堕民是浙东一带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特殊性就在于堕民虽作为一个群体,却被排斥在"四民之外",没有一点社会地位.历史上,浙东一带如慈溪、奉化、绍兴、宁波、上虞、萧山、镇海、象山、定海等诸市、县(市、区)都有堕民的身影,而绍兴又为浙东堕民的聚居地,"据19世纪40年代调查统计,绍兴县约有3万余人,其他地区约2万余."①鲁迅先生曾有一文<我谈"堕民">.舟山历史上也有叫作"堕民"的人群,而且人数不少.     

绍兴的喜娘：老嫚

中国传统婚礼中,喜娘是必不可少的角色,"扶持新娘梳妆拜谒,立侍房闼"都是喜娘的事,一般由家族内的"全福奶奶"充任.在浙江宁绍地区,喜娘由女性堕民--老嫚担当.堕民与乐户、蛋户和佃户等一样属于区域性贱民,不许读书、科举和做官,也不许与平民通婚杂居.堕民的起源已难考证,但至少在明代已经广布于宁绍地区.在四时八节的讨彩头和红白喜事做些约定俗成的服役性事务是堕民的特权,堕民视这种俗称"做堕民"的"走动权",为他们的"田地".一般堕民家拥有几户到一二百户这种"走动权",即使穷到没有这种"走动权"也会帮其他堕民"做堕民"."做堕民"收入是堕民家的基本收入,判断堕民家境好坏主要依据拥有这种"走动权"的户数及主顾人口和家境.     

先锋:后巴别塔的叙事

本文以博尔赫斯对格非的影响为个案,将两人所共同具有的"崩溃的巴别塔"式叙事、类侦探小说的叙事翻转进行比较,试图探讨80年代中国先锋派作家在以博尔赫斯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中找到共鸣的深层原因——他们同样想要进行一种在个人和宇宙之间进行的高度寓言化的直指本质的对话。这种发生在80年代中国先锋派作者身上的现象既是出于一种在宏大叙事崩溃后对历史真实、个人真实的探求,又导致了去历史化、去社会化、去国别化甚至去道德化的倾向,以及比博尔赫斯本身更有明确指向性的对革命叙事的鲜明扬弃。他们一方面对世界的可诠释性缺乏信心,一方面采取高调霸道的叙事姿态。宇宙与历史的谜底被宣布已经揭晓,而谜底从未存在。"     

"叙事冒险"VS"冒险叙事"——观察中西方电影差异的叙事视角

早前,有华人媒体记者就"中国作家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咨询一外国友人,对方回答:"因为中国作家还停留在'叙事冒险'的阶段,而外国作家在'冒险叙事'."这一实践性的话语存在同样适用于影视制作.     

“现场追述”:连结“真实”与“虚拟”的纽带——欧美真人秀节目中的独特叙事手法研究

真人秀作为一种电视节目类型,也是一种审美的艺术形式,如何进行叙事,如何运用好叙事,很值得我们去探究.作为一种将“真实”与“虚拟”相融合、混合交叉多种节目类型的电视节目形态,真人秀的叙事形式自然是将各种类型的叙事方式融合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手法——“现场追述”.     

再现"媒介真实"--"真实再现"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确实具有"再现现实"的性质,但它绝不是现实的原貌,而是现实与非现实辩证的统一.电视纪录片中的现实,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视觉器官去"观察"的现实,实际生活中我们对于各种各样生活的体验则是一般意义上的"体验的现实",二者之间存在着差异.电视纪实类栏目、电视纪录片某种程度上是编导的主观反映,具有主观规定性.但我们必须承认,根据一定主观意识截取的部分,仍然要受到包含这部分外界全体法则的控制.这就是电视纪实类栏目、电视纪录片中"真实再现"得以生存的原因."真实再现"并非是对于"真实"的"再现",而是对于已经消失在镜头前的"真实"提供历史的"可能性".     

纪录片《外滩佚事》:以“真实再现”解读历史

由周兵执导的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外滩佚事》将上海外滩当成一个历史的见证者,通过刻划个体人的情感和命运来解读上海的面貌乃至中国的历史变迁。《外滩佚事》在形式上异于传统的纪录片,加入了大量"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运用故事化戏剧化的情节叙事,并且首次邀请明星出演纪录片,这种运用"真实再现"和职业演员扮演的虚构化叙事手段给中国纪录片带来了一股新鲜前卫的风潮,但也受到了不少质疑。     

林露德传记小说中的"实"与"虚"

林露德是当代美国著名的传记小说家,她的创作在保持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将艺术的虚构性发挥到极致,以彰显人物的鲜明个性.《千金》和《木鱼歌》是林露德传记小说中的杰作,她以美国华人移民史为背景,凭记忆和想象刻画出具有光彩个性的历史人物,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虚构"交相辉映,共同构建了华人移民的正面形象.     

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题材剧创作之论争

文章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题材剧创作的论争进行梳理,对1940年代、1960年代、1980年代形成的几次历史剧问题讨论的高潮进行考察,对论争涉及到的什么是历史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剧与现实、历史剧与历史的关系等诸多历史剧创作的本质问题进行探讨,试图通过对历史的理性思考来反观现实。     

论电视历史剧的艺术真实性系统

在历史研究中,“历史真实”这个概念,包括了两个层面: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历史现象层面的“真实”(准确性、可信性)和历史本质、规律、意蕴的真实。它们之间是偶然与必然、个性与共性、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历史真实性到艺术真实性,要经过审美变形。电视历史剧的“艺术真实”,实际是审美化、艺术化了的历史真实,它在艺术形象和艺术假定性情境的相互作用中显露出自己的深层意蕴。电视历史剧的艺术真实性是一个动态的有机系统。各个时代形态各异的文本在互文性的基础上,构成了一种审美效果历史。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评介

清代学术是对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进行的整理和总结。近代以来,有关清代学术的研究一直是个热点问题。陈祖武先生用力于此数十年,著述丰硕,尤其《清代学术源流》一书,爬梳文献,探源溯本,理清了一代学术发展的清晰脉络,挖掘出其蕴涵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这对当下弘扬传统文化,建设实事求是学风,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视觉文化中存在的历史叙事问题——基于对“海角七号现象”个案研究的思考

本文采用话语分析与叙事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台湾社会对《海角七号》意义的阐述与解读,借鉴现有历史研究的成果,对其叙事策略及各方围绕电影建构的意义体系进行了分析,力图将此过程中对历史叙事的阐释与解读问题化,借此揭示流行视觉文化在调用历史资源进行叙事或再现时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困境,进而促进对历史-媒介-文化三者互动关系的深入思考。     

论新闻的“有机真实”

有机真实,不是简单的新闻真实类型,而是在新兴媒介环境中观察分析新闻生产、新闻真实的一种新观念、新视野,它意味着真实观念的变革,更意味着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新闻真实实现的主体方式、媒介方式、符号方式、文本方式及其背后思维方式正在发生变革。有机真实的实质,是说新闻真实是在不同报道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过程中呈现的真实,有机真实是在不同媒介方式、符号方式、文本方式有机互动中呈现的真实。就当下来说,尽管有机真实的实现有赖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信息的公开程度,有赖于职业新闻生产的透明度和公开度,也有赖于社会公众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群体参与新闻生产传播的热情与水平,但最要紧的是,专业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能力,职业新闻工作者应该承担自身的应尽职责,在新兴媒介环境中重建自身的权威性、公信力。     

准确理解新闻的“整体真实”

新闻真实始终是新闻实践中、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整体真实与具体真实是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其中,理论上较难理解的、实践中较难实现的是新闻的整体真实。整体真实,既是一种新闻真实观,同时也是新闻真实实现的方法论。新闻的整体真实,不是传统上所理解的关于目标报道领域全部事实的真实报道,而是新闻意义上的整体真实,宏观上是指新闻要呈现出目标报道领域新闻事实的整体图景,微观上是指具体新闻要反映具体新闻事实的整体面目。实现新闻的整体真实,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方法,需要客观、全面反映目标报道领域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新闻事实,需要新兴媒介环境中所有相关新闻传播主体间的有机互动,需要形成针对复杂新闻事实的过程性报道机制。自然,更需要国家提供相关法律政策的有效保障,需要社会创造实现新闻整体真实的宽松环境。     

爱与美的梦幻天堂——解读曹文轩艺术形象的现实意义

曹文轩先生的小说创作,是一个时代的新成就。他以“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审美情趣的“古典主义”为原则,通过一系列艺术形象,解读人间真美,讴歌至善至纯的人性,重新审视人生的幸福观与价值观,对生命存在的意义作了深度的思考。其散文化的艺术风格和真挚的悲悯情怀,成为小说形象美最为动人的内核。其现实的意义还在于填补文学发展“异样”的空白,为现代文明中“焦灼不安”的灵魂引领生存方式和生活意义的航向。     

大屠杀研究中见证者口述历史的价值

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创伤,而关于大屠杀见证者的口述历史是否可以纳入历史书写中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认为,口述历史不仅可以对文献史料进行翔实的补充和细致的阐述,同时更具备完整性和生动性,因而应该成为大屠杀历史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口述历史还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大屠杀的真相,并帮助人们从关注单纯的历史事件转向关注见证者历史意识。     

Afterglow: Conceptions of record and evidence in archival discourse

In the last ten years, influential voices within and on the periphery of the record keeping community have succeeded in establishing the preservation of “evidence” as the governing purpose of contemporary archival theory and methods development. Afterglow offers a critique of the concept of evidence in archival discourse. Its main contention is that one can put records into evidence; one cannot set out to put evidence into records. The argument rests on the following assertions: (1) current discussions of evidence rest on a blindness to certain contradictions embedded in claims that record keeping principally involves evidence keeping, or “evidence management”; (2) a politics of temporality, under which an interplay of disciplinary knowledge claims and professional interest is discernible, helps to account for the contemporary rhetoric describ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ord” and “evidence”, and (3) the late-twentieth century leg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limate, along with the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explain the increasing prominence of “evidence” in these knowledge claims and professional ambitions. The essay concludes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Thanks go to Terry Cook, Visiting Professor in the Archival Studies Programme,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anitoba, and co-editor of this series of essays, for his close reading and detailed comments on this essay. Particularly invaluable was his knowledge of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archival thinking on the notion of evidence.     

Declaring the Value of Truth

As fake news has become a growing concern since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ttention to journalism history offers a useful means for rediscovering strategies for both fighting fake news and shoring up journalism’s commitment to the truth.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ruth’s value emerges from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journalism is produced, both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Looking at arguments about fake news published in news reports, columns, letters to editors, and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metropolitan papers between 1891 and 1919, we recover the particular ways journalists came to define the problem of fake news, arguing that its emergence as a discursive object offered opportunities for conceiving of and articulating practicable responses across the industry. For contemporary practitioners, scholars, and commentators alike, this means that clearly defining and responding to the problem of fake news in ways that are both critical and contextual offer a means for recovering agency in the face of this crisis.     

钱基博文献学成就三论

钱基博是近代有名的国学大师，他一生藏书、读书、著书、教书，重视文献的搜辑、整理和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文章尝试总结钱基博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重点考察其在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思想方面的贡献。     

构建抗战遗址及抗战文献利用的立体形态研究

文章提出,重庆抗战历史文献中心以罗斯福图书馆的保护利用和重庆图书馆及全市收藏的抗战文献的保护开发为基础,搭建共同体系,展现抗战历史文化的立体形态,传递和表达抗战遗址与抗战文献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文化信息,将它们融入现代社会发展进程和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以此加强社会民众对抗战遗址和抗战文献的认识和了解,从而达到抗战历史文化的普及,抗战革命历史的传承,民族抗战精神的永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