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本及其区域分布

自然保护区的有效管理需要充分的资金保障。为了探究中国自然保护区的资金需求状况,构建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本体系,系统估算和分析全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成本和机会成本。结果显示：（1）以2014年数据估算,全国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本为5049亿元,占当年全国GDP的0.78%,远低于环境损害成本和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自然保护具有经济的合理性;（2）全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本约为85.91亿元,意味着为了达到最基本的管理标准,每年所需的管理资金量,但实际的总体投入远低于管理资金需求,保护区的总体资金缺口较大,且资金配置不均衡,地方级保护区需加强经费保障;（3）管理成本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保护区生态价值高、管理资金需求较大,而经济相对落后,地方财政压力较大,中央财政应适当倾斜;（4）全国自然保护区每年的机会成本达到4963亿元,反映出保护区建设带给地方的巨大经济压力,但目前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缺口较大,政府亟需完善面向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机制。     

基于生态保护成本的三江源区生态补偿资金估算

为了量化生态保护成本作为生态补偿的理论最低标准,以三江源区为例,将生态保护成本作为生态补偿标准下限,从实际需求角度分析基于生态保护成本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范围与指标体系,结合相关政策和调研资料,采用费用分析法对生态保护成本进行动态核算,以2010年为基准年,确定与量化2011—2030年三江源区16县1乡的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① 2011—2030年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标准下限为4 095.4×108元,其中,2010年为177.7×108元,2011—2020年为2 069.5×108元,2021—2030年为2 025.9×108元.② 按补偿资金的不同投入类别,生态保护与建设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728.6×108元,居民生产生活改善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250.4×108元,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投入的补偿下限为1 116.4×108元.③ 2011—2030年,三江源区土地生态保护投入由12元/（hm2·a）增至180元/（hm2·a）,农牧民生产生活改善的投入由4 500元/人增至8 000元/人.生态补偿资金的差异主要源于草地退化严重程度、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程度等方面,这将有助于缓解三江源区“人-草-畜”这一核心矛盾,同时有助于推进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实施"三区"推进珍惜保护生态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现阶段生态保护工作的目标是力争使人为因素造成的新的生态破坏得到基本控制,重要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和珍惜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部分地区的生态破坏得到治理,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为此,必须认真贯彻<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对重要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涵养区、重点水土保持预防保护区、江河洪水调蓄区、防风固沙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实施抢救性保护,对水、森林、草原、生物、矿产等重点资源开发区实施强制性保护,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示范区、生态市等生态良好区实施积极性保护.     

建立东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

东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水源.保护建设好东江源生态环境意义重大,而建立东江源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建设好源区生态环境、促进流域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本文从东江源区自然、社会经济状况,生态保护投入与发展机会损失、未来生态保护投入需求与资金瓶颈、源区生态补偿需求、生态补偿的政策渊源和环境经济学基础、典型示范意义等方面论述了建立东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根据国内外生态补偿实践及源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上下游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从生态补偿责任主体、标准、方式、途径等方面探讨了源区的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定量计算探究 ——以潘家口库区东北沟流域为例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对于我国的水土流失治理意义重大,水土保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问题。基于潘家口水库上游东北沟流域1990年和2009年土地利用数据和气候、 土壤、 植被、 DEM及农户调查等数据,应用通用土壤侵蚀方程模型(RUSLE)计算该流域采取预防水土流失措施后的土壤侵蚀减少量,在此基础上采用环境经济学的方法核算水土保持生态功能的提供方和受益方两个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并构建了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模型,实现了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标准定量计算。结果显示:流域生态系统的年土壤保持量为6.49×10⁴ t·a^-1;水土保持服务提供方损失为24.48×10⁴元,所得收益来自减少土地损失和肥力损失的价值共计44.21×10⁴元;水土保持服务受益方主要指下游潘家口水库所得收益来自减少泥沙淤积和减少富营养化共计84.88×10⁴元;流域所得的补偿介于24.48×10⁴元(222.55元/人)到46.90×10⁴元(426.36元/人)之间。     

基于生态服务供给成本的三江源区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研究

为了对生态保护地区进行合理补偿,亟需构建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方法.通过对适用前提、现实条件、方法确定性等方面的比较,提出了相对准确可行的、基于生态服务供给成本的核算方法.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阐释了生态服务供给成本由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投入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构成,其中隐性成本又包括直接限制资源环境要素利用的成本和间接影响相关要素的成本;最后,将该核算方法应用于三江源区生态补偿研究.结果表明:三江源区生态服务供给的显性成本包括生态保护与建设成本、农牧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生态保护支撑项目成本;直接限制资源环境要素利用的隐性成本为畜牧业、水电业、矿业的损失扣除旅游业增加之后的变化量;间接影响相关要素的隐性成本为因保护措施而带来的整体经济发展降低扣除直接限制资源环境要素的成本后的部分.以2013年为例,三江源区生态保护的显性成本为9.4×108元,隐性成本为22.4×108元,其中直接限制资源环境要素的成本为10.6×108元,间接影响相关要素的成本为11.8×108元,补偿额度应为31.8×108元.由于基于生态服务供给成本的核算方法仅考虑了经济损失,未来可结合生态环境方面的成本和效益做进一步完善.      

美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相关立法尚未完善,难以为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本文借鉴美国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立法的先进经验,通过对我国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立法现状的梳理,从法律体系、资金来源、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等方面提出建议: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拓展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确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实施方式。     

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饮用水源保护区对于居民的健康安全,以及区域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饮用水源保护区为研究对象,对于开展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系统分析了补偿机制的构建内容,重点对财政转移支付、征收水资源费、开展优惠信贷、鼓励公益性资金投入等四种生态补偿途径进行了探讨,并从生态效益、生态建设成本、补偿主客体的参与意愿及支付能力等角度对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进行了评述。最后提出实施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工作的具体策略与建议。     

坚定不移做好“中华水塔”守护人 谱写青海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新篇章

系统推进青海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做好“中华水塔”守护人的重中之重和落实“国之大者”的关键之要。本文立足青海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基础,客观分析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构建水生态环境保护新格局、促进水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持续深化水污染治理、着力保障河湖生态用水、实施水体差异化保护与治理几方面提出推动青海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举措。     

白龟湖水源保护区生态修复技术研究

白龟湖水源保护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蓄湖泊,是平顶山市区重要饮用水源地.针对水源保护区生态特征及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提出构建入库河流生态修复、上游流域水土保持、河口人工浮岛、库区水体生物链、人工湿地及生态驳岸复合水生态系统等生态修复技术,为白龟湖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以及饮水安全保障提供重要技术支撑.通过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可使白龟湖水源保护区水质得到有效的保护,实现城市饮用水水质稳定达标.     

浅析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湿地治理新思路

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湿地在调节气候、保护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不断尖锐,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也受到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湖南东洞庭湖国家自然保护区作为收录于国际湿地公约的第一批国际性重要湿地,保护其生态系统不仅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同时对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东洞庭湖生态湿地的整治为例,从其基本情况、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建议及如何协调绿色发展与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可行的治理新思路。     

辽宁饮用水源地的生态补偿

要求水源保护区单方面做出牺牲,并由其独自承担巨额的生态保护成本,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极易导致低效率的生态供给。更令人担忧的是,水源保护区大多属贫困地区,在面临生存危机时很难避免“贫穷污染”的发生,届时供水受益城市的饮水安全将难以保障。为此,必须从生态补偿法规、管理、标准、方式、配套政策等多方面完善辽宁省现有的生态补偿机制。     

强化祁连山生态保护的路径选择

祁连山是西北乃至全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本文分析了目前祁连山生态保护存在的生态系统退化、"固体水库"作用减弱等突出问题,并据此提出了统筹协调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补偿机制等强化祁连山生态保护的具体建议。     

基于帕累托改进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为了消除生态环境保护活动的外部性,借助流域边际价值的概念,得出了使流域实现帕累托最优改进,需要对上游流域保护区进行生态补偿的结论.分析了3种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方法:政府对上游补偿、对下游征税同时补偿上游、上下游之间进行谈判.以闽江流域为例,对1999~2013年流域上、下游的区市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和流域相关地区生产总值的数据进行数据统计并分析,结果显示:通过对上游给予补偿同时对下游征税,可以实现流域的帕累托改进,上、下游地区达到各自的效用最大化,即对下游征税额应高于26.026亿元;上下游再用谈判或者达成协议等方式对净收益进行分配.以此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基于机会成本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针对基于机会成本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存在的问题,本研究建立基于机会成本的闽江流域跨界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分类统计了2010~2015年流域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的成本,并结合下游地区福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闽江流域下游地区应支付给上游地区的补偿量。结果表明,三明市获得的补偿额为0.5694~0.9407亿元,南平市获得的补偿额为2.0104~2.7061亿元,下游地区福州市需要支付生态补偿额为2.5797~3.4913亿元。针对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拓展补偿资金筹措渠道,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补偿模式,在补偿资金的同时加以项目或技术补偿,缓解上游地区的资金、技术压力。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构建受水区补偿与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的互动关系对跨流域调水生态服务市场的形成及饮用水源的保护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论文以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为研究对象,分析陕西水源区保护生态环境与生存权、发展权的矛盾,明确了生态补偿的思路、客体、主体;计算分析了陕西水源区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标准及受水区与水源区之间的补偿资金的分摊比例;依据国家生态补偿政策、法律条文及陕西水源区生态功能区的特点提出了多元化、多层次的补偿途径。     

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初探——厦门案例研究

生态补偿是环境管理的一种经济手段,它通过调节人类生产活动行为来达到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本文以厦门市汀溪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建立汀溪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确定了汀溪水库引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计算出了汀溪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2004年—2006年的生态补偿量,并提出了符合保护区实际情况、可操作性强的生态补偿方式,对构建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初探。     

基于CVM的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嵊泗马鞍列岛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定是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的关键,而利益主体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提高补偿效率的重要基础。本文以嵊泗马鞍列岛海洋保护区为例,根据利益相关者分析,确定该生态补偿的主要受偿者为居民,主要补偿者为政府、游客和外来经商人员。在此基础上,根据条件价值评估法,通过对保护区内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并结合Log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居民和游客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68.54%的被调查居民具有受偿意愿,平均受偿水平约为248.03元/（人·年）。其受偿意愿主要受年龄、职业等因素影响,而受偿水平主要受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影响。绝大部分游客（97.62%的被调查者）具有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水平约为203.55元/（人·年）。其支付水平主要受家庭年收入、居住地和对生态补偿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影响。     

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研究

文章总结了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的成效,分析了在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水风险方面存在的问题;梳理了墨累—达令河流域、以色列、莱茵河流域等国际实践,对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推进“四水”统筹、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转变高耗水方式、推进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强化协同治理等建议,以期通过高水平保护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浅析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介绍了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概况,分析了保护区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来解决保护区的困境:界定生态补偿的主客体,严格界定林地产权制度,构建高效的保护区管理机构,多渠道融资,项目形式补偿、积极争取国际资金支持,设立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专项基金等。建议核算保护区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确定生态补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