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迪利单抗联合安罗替尼治疗Ⅳ期驱动基因阴性肺腺癌1例并文献复习

<正>肺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死亡率居全球首位^[1]。根据病理分型，肺癌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其中NSCLC患者占85%^[2]。80%的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晚期，故患者5年生存率不超过20%^[3],特别是Ⅳ期患者5年存活率仅为5.3%^[4]。根据CSCO诊疗指南，含铂双药化疗仍是NSCLC一线治疗方案，     

中医药联合免疫疗法治疗晚期肺鳞癌1例

<正>随着医药科学的不断发展，免疫治疗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关于其开展的一系列临床研究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治疗带来了新的思路^[1-3]。但在临床实际应用中，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的发生也不容忽视^[4]。因此应用中医辨证论治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治疗晚期NSCLC患者，临床在获益的同时可减少其不良反应。     

PD-1/PD-L1抑制剂联合化疗对比化疗一线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疗效及安全性的Meta分析

<正>据2020年全球癌症数据发布,肺癌的发病率排第二位,死亡率排第一位^[1]。作为肺癌最常见的病理类型,非小细胞肺癌(non-sam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约占85%,主要包括腺癌和鳞癌^[2]。由于临床症状的非特异性及筛查尚未普及,我国肺癌患者的基数较大,多数确诊时已是晚期,预后较差。既往以铂类为基础的双药化疗是晚期NSCLC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但其有效率低,不良反应发生率高^[3]。     

从“大气下陷”论治肺癌转移

<正>肺癌是目前全球发病率第2位、死亡率第1位的恶性肿瘤,发病率约为11.4%,死亡率约为18%,其中约90%肺癌患者死亡原因为远处转移^[1]。现代医学认为,肺癌转移与肿瘤微环境动态改变密切相关^[2],通过分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手段,可改善肿瘤微环境,从而抑制肿瘤微环境的形成和功能,达到抑制肿瘤转移的目的^[3]。研究^[4]表明,扶正类中药在调节肿瘤免疫微环境和预防肿瘤转移方面的疗效比直接杀伤肿瘤细胞更具优势。     

顺铂联合培美曲赛或吉西他滨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不良反应分析

<正>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为肺部恶性肿瘤,其发生与吸烟、职业致癌因子、空气污染、遗传和基因突变、饮食与营养、电离辐射等有关,晚期可发生骨转移、淋巴结转移等,严重危害患者生命安全^[1-2]。手术、化疗、放疗为临床治疗NSCLC的常用方法。晚期患者由于失去手术治疗机会,化疗成为首选手段。铂类药物为治疗晚期NSCLC的一线药物,抗肿瘤效果良好,但副作用较多^[3]。     

循环肿瘤DNA检测在肺癌的临床应用

<正>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2022年全球癌症统计数据库显示，肺癌仍然是导致全球癌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1]。且大多肺癌患者确诊时已处于晚期，总体预后较差^[2,3]。胸部CT和肿瘤组织活检是目前肺癌早期筛查、监测病情进展、评估治疗效果的主要临床方法^[4]。然而目前在高危人群中进行胸部CT和组织活检的比例并不高^[5]。因此一种新型肿瘤检测方式：液体活组织检查，已成为近几年癌症管理中的关键工具。     

肺腺癌CT特征与EGFR基因突变相关研究进展

<正>肺癌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1-2],其中以肺腺癌最为高发,其发病率几乎占肺癌的50%^[3]。对于多数患者而言,传统的肺腺癌切除手术病死率高,晚期患者难以进行手术,只能以放化疗等全身治疗为主,但治疗效果较差。近十几年来,肺腺癌基因靶向药物的应用逐渐成为最受欢迎的领域之一,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是肺腺癌众多驱动基因中最常见突变类型^[4]。有研究表明,     

RET基因融合阳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进展

<正>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是起源于支气管上皮细胞及腺体的恶性肿瘤，常见于45岁以上吸烟人群，是我国及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1]。2015年我国新发肺癌人数为 73.3万，死亡人数为 61.0万，发病率及死亡率均居全国首位，与以往相比均呈上升趋势，约75%患者就诊时已是晚期，其5年生存率低于20%^[2]。既往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标准治疗是以放化疗为基础的传统治疗。     

结直肠癌错配修复基因与肿瘤免疫微环境的研究进展

<正>作为世界第五大常见的恶性肿瘤,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的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和非黑色素皮肤癌^[1]。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关于2020年世界最新肿瘤负担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全球范围内,CRC的每年新发病例数高达193万,在肿瘤总发病人数中排第3位;每年死亡人数为94万,在死亡总人数中排第2位^[2]。作为人口大国,我国CR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CRC的治疗逐渐形成以手术治疗为主,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为辅的综合治疗方法,特别是免疫治疗的兴起,     

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及肿瘤标志物变化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免疫治疗疗效的预测价值

目的 旨在探讨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及肿瘤标志物变化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预测价值及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2018年9月～2021年11月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免疫治疗的110例晚期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疗效分为有效组(n=36)和无效组(n=74)。比较不同疗效组、治疗前后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CD4⁺绝对计数、CD8⁺绝对计数、CD4⁺/CD8⁺)及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细胞角质蛋白19片段抗原21-1(CYFRA21-1)水平的变化。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ROC)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分析上述指标对NSCLC免疫治疗疗效的预测价值。结果 治疗6周,有效组患者CD4⁺、CD4⁺/CD8^+<...     

三维重建技术在肺段切除术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正>在全球范围内,肺癌约占总确诊癌症人数的1/10(11.4%)和死亡的1/5(18.0%),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1]。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在我国均居所有癌症的首位^[2]。怀疑高度恶性的肺结节治疗仍以外科根治性切除为首选,微创及精准切除的发展使更多的患者愿意接受手术治疗,更多的胸外科医师开始重视肺段切除在治疗早期肺癌中的应用。     

射频消融术联合细胞免疫、化疗治疗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效果观察

<正>肺癌中非小细胞肺癌占据比例较大,其病情进展较为隐匿,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手术治疗的效果有限,且患者预后较差^[1-2]。目前针对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多采用化疗及免疫治疗等策略。其中化疗虽然效果得到肯定,但其在用药过程中不良反应较大,对人体的免疫功能构成损伤~[3]。而免疫治疗的价格也相对昂贵,患者的经济负担较重。     

深吸气屏气技术在肺癌放疗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正>据2020 GLOBOCAN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预估肺癌病例约220万例，约占癌症总病例数的11.4%，在所有癌症中发病率排名第二，在癌症死亡病例中，肺癌依旧是最主要的死因^[1]。在我国，肺癌发病率依然高居榜首，截止到2020年，我国新发癌症病例约457万例，其中新发肺癌约82万例，占新发癌症总数的17.9%，癌症死亡约300万例，其中肺癌约占癌症死亡总数的23.8%^[2]。目前，临床上对于肺癌通常采用联合治疗，包括手术、全身治疗(化疗、免疫治疗和靶向药物)和局部放射治疗、介入治疗等手段，     

ERAS疼痛管理在胸腔镜肺癌根治术患者中的应用

<正>胸腔镜手术创伤小、安全性高,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肺癌手术治疗^[1]。但该术式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应激反应,特别是术后切口疼痛,不利于术后康复。有研究显示,加速康复外科(ERAS)能够缓解手术应激,降低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微创外科领域^[2-3]。有效的疼痛管理是ERAS的核心^[4]。本文将ERAS疼痛管理应用于胸腔镜肺癌根治术患者中,观察其临床效果。     

术前健康宣教与心理护理配合围术期综合护理在胸腔镜肺癌治疗中的效果分析

肺癌是肺原发性恶性肿瘤,该病可逐渐向机体其它脏器如肝、脑、骨骼、胰等处转移,危及患者生命^[1]。目前手术仍为应对早期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而伴随内镜技术的发展,胸腔镜治疗已逐步替代传统开胸手术成为临床首选术式。护理工作是手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干预方法,直接关系手术效率与成功率,因此,制定科学且严谨是护理计划关乎患者生命安全^[2]。     

肺癌引发静脉血栓栓塞症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正>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GLOBOCAN 2020估计在2020年原发性肺癌(发病率为11.4%)是仅次于乳腺癌(发病率为11.7%)发病率居于第二位的肿瘤,是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病死率达18%)^[1]。临床研究证明癌症患者易并发血栓^[2-3],癌症患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9倍^[4],且VTE的发生会使癌症患者的死亡可能性增加2～6倍,     

脂质代谢及炎症状态与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PCI术后再狭窄的关系

<正>冠心病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导致糖尿病患者死亡的重要风险因素^[1-2]。临床上最有效的冠心病治疗手段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3]。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的冠状动脉通常表现为小血管病变及多支血管弥漫性病变等,糖尿病患者PCI术后再狭窄(ISR)发生率比非糖尿病患者高2～4倍^[4]。目前冠心病合并糖尿病患者PCI术后再狭窄的独立风险因素尚不清晰。糖尿病患者长期的血糖代谢失调会逐步累及血脂代谢紊乱,致使高脂血症等并发症的发生^[5]。炎症对于冠心病患者预后有密切关系,并且是冠心病发病的独立风险因素^[6]。     

基于超声影像组学术前预测浸润性乳腺癌患者腋窝淋巴结状态

<正>乳腺癌已超越肺癌成为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也是全世界女性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1]。腋窝淋巴结(ALN)的状态对乳腺癌分期、治疗及预后有重要意义，也是术后放化疗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2]。术前对ALN状态的准确评估，对选择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至关重要。目前判断乳腺癌患者ALN状态主要依靠腋窝淋巴结清扫术(ALND)或者前哨淋巴结活检术(SLNB)；但两者均属于有创检查，患者创伤大，恢复周期长，且可能出现并发症^[3]。     

肺癌患者就医延迟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研究进展

<正>肺癌是我国及世界负担最重的疾病之一,发病年龄呈年轻化趋势^[1]。全球癌症流行病学数据库(Global Cancer Observatory,GLOBOCAN)^[2]2020年数据显示,我国肺癌发病数占全球的37%,死亡数占39.8%,且多数肺癌患者诊断以临床晚期为主,影响疾病的治疗效果与预后^[3]。就医延迟为患者首次发现症状或不适后未及时就诊于医疗机构的行为,     

LAMS辅助内镜直视下坏死组织清除术治疗感染性胰腺坏死1例

<正>感染性胰腺坏死(infected pancreatic necrosis, IPN)多发生在急性胰腺炎4周后,可继发严重的脓毒血症甚至多脏器衰竭,是急性胰腺炎患者的主要死因之一^[1]。外科清创术曾是治疗IPN的首选方案,但存在创伤大、并发症多(34%～95%)、死亡率高(6%～25%)等缺点,已逐步被微创技术取代^[2]。随着超声内镜技术的推广和内镜技术的改进,经超声内镜引导的内镜穿刺引流术及内镜清除术已成为治疗IPN的主要方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