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合作、矛盾及其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和指导下实现的,同时也是苏俄政府对华政策的产物,体现了苏俄与共产国际推动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虑的矛盾与交织。苏俄对华政策的矛盾性使得其与孙中山国民党的联合确立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并在合作的过程中由于各自意识形态与民族利益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与矛盾,这种分歧与矛盾又加剧了民主革命阵线内部的斗争,并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苏俄建国初期的对华政策分析

苏俄建国初期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清除帝俄侵略政策，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也不能超越一般国家关系的准则。特别是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支援其他民族革命同俄罗斯民族利益相矛盾时，为了自己民族利益，不惜牺牲他国主权。“推进世界革命与维护俄国利益”的矛盾始终存在于苏俄建国初期的对华政策之中。     

罗易赴华使命失败原因探析

导致罗易赴华使命失败的原因有三方面:苏联与共产国际在对华政策上片面强调苏俄国家利益并把苏俄革命经验强加于中国;罗易轻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夸大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思想缺陷;中国国内的客观局势的严峻以及中共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占领导地位.     

国家利益分析的建构主义视角

国家身份和利益是由国际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建构的 ,这是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的基本观点。本文在温特基本理论假定的基础上 ,考察了规范建构国家利益的机制问题。一般说来 ,规范建构国家利益要经历规范起源、规范社会化和规范内化三个阶段。当然 ,规范能否成功实现国家利益的建构 ,还需要具备一定条件     

从两次对华宣言看苏俄对华政策的实质

苏俄两次对华宣言诞生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和国际帝国主义疯狂干涉时期。因此,它的诞生不仅标志着苏俄对华政策的根本性转变,更为重要的是,苏俄希望借此来改善苏中两国关系,尽可能地建立军事同盟,以此来打破协约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赢得有利条件。     

以东北亚安全为视角议中国国家身份之建构

东北亚地区各国意识形态不同、制度模式各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而其中的安全问题更是影响着国际社会的稳定。本文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对当前东北亚安全问题进行梳理,从国际关系理论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角度对造成目前区域安全问题的原因予以剖析,最终以建构主义“身份——利益”观对于中国国家身份与国家利益建构提出自己的认识。     

中国领导人“中国-东盟”峰会讲话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历届“中国-东盟”峰会讲话为语料,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分析研究讲话中所建构的国家身份,揭示话语与国家身份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通过对不同类型词汇的选择和协作使用,建构了“合作者”的国家身份及形象,也揭示了话语实践（讲话）与社会实践（国家身份建构）互动关系的实现条件。     

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综合国力骤增,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基于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为基点的美国对华政策不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一个连续、渐进的动态变化进程。从战时盟友关系的延续,到对中国各派力量的重新审视;从调节国共矛盾,到力争控制中国局势的发展;从扶蒋反共,到敌视新中国:美国对华政策的每一次微妙变动都从属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并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而适时调整对华政策。     

列宁司法功能理论的解读与启示

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法律理论的基础上,列宁基于苏俄当时国家政权巩固和苏维埃法制建设的时代需求,详细地阐述了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司法制度的建构以及司法者所应秉持的理念尤其是司法功能的问题,并具体应用到苏俄的司法实践。列宁认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单一政治统治职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司法在革命胜利初期的时代使然;进入国家和平建设时期,司法所发挥的功能应当是制约国家公权力的政治职能与保障苏维埃社会稳定和经济有序发展的社会功能以及通过法律适用裁决纠纷维护权益的法律功能的统一。     

从苏俄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变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俄面对内忧外患的处境，采取了积极的对华外交政策。苏俄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由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使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成为加强苏俄同孙中山联盟的决定环节。经过多方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建立，然而由于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实情不了解，过分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因而注定了国共合作破裂的结局。通过分析苏俄对华政策的转变，有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国共合作。     

国际主义,还是国家利益——从中东路问题看二战前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点

从二战前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态度的演变，可以看出苏联对华政策的基点是苏联的国家利益，是俄罗斯的民族利益，意识形态只是其国家利益实现的工具。     

美国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的考量

在中美建交前后十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是基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双重考量下的结果。一方面,意识形态渗透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策略;另一方面,对现实利益的考量又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根基。同时两者又不是单一存在,而是通过双重运作来达到彼此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也为我们今天看待美国的对华政策提供了一些启示。     

公民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

公民的根本问题是公民身份问题,界定公民概念的内涵必须基于对公民身份的探讨,而公民身份与国家之间具有"结构二重性"。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公民身份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建构我国公民身份认同的过程。公民身份认同可以分为公民自我角色意识的认同、公民社会行为的认同和公民制度的认同,公民在建构自身身份认同的同时完成了国家认同,并通过履行公民行为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建构公民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公民教育应该是在基于公民身份的教育制度中,去建构积极公民身份认同的教育。     

安全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

国际关系理性主义范式下的安全研究一直忽视文化、规范等观念性因素对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影响,致使它无法合理解释丰富多样的国家政策变化及国家间安全关系。于是观念因素被逐步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强调观念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深刻影响了安全研究,并形成了安全研究的建构主义学派。它强调安全利益与安全关系的社会性与建构性,强调身份、规范等主观性因素对国家安全利益及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影响以及国家安全行为与安全文化结构的互构性。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突破了由理性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假定所构筑的牢笼,为我们重新建构国际政治的安全逻辑敞开了大门。     

贵州军屯制度与屯堡族群建构

贵州军屯的制度背景使屯堡族群主动将国家意识与符号运用于族群身份的建构过程中,最终使国家的权威得以在地方社会中“驻扎”,充分利用国家符号更有效地支撑了屯堡族群身份的建构。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产生的内在机理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在要求、国家利益赖以建构的国家身份以及“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理念做出的自觉选择,是典型的内生主动式战略,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产生的内在机理及由此衍生的特定属性决定了中国必将走出一条和平崛起的新道路。     

从“七七事变”到“东方慕尼黑阴谋”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日本在1937年7月7日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灾。美国罗斯福政府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采取了消极的对华政策。随着与日本法西斯矛盾的不断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渐发生了改变。但是由于国际局势及我国抗战形势的变幻,美国出于“先欧后亚“战略的考虑,又再次改变了对华立场。本文对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8日期间内,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分析。     

克林顿、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利益分析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进入克林顿、布什两位总统执政期。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两任政府对华政策表现出连续性和灵活性。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时代,中美关系的积极、健康发展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张作霖为何要杀李大钊

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时宣布“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他实际上负有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角色。在北方直接和苏联驻华大使联系。李大钊在中共党内,在国共合作中,在吴佩孚、冯玉祥与苏俄的联系中,李大钊是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理身份。当时苏俄对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投入很大,包括军事援助。苏俄最早任命的5个元帅,其中两个被派往中国,加仑将军是其一。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探析

苏俄成立之初,遭到众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日本即是干涉方之一。从1918年8月2日晚日本发表出兵西伯利亚宣言,到1922年10月25日撤兵（除北库页岛上兵力外）,日本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历时四年零两个月。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带有明显的主动性,表面上是日苏之间的一场角斗,实际上牵涉到多方的利益,尤其是与美国的利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加之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其最终失败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