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的郡县制及其演变

<正> 春秋战国时代,地方上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西周以来的采邑制逐渐为郡县制所代替。春秋时,由于世族世官制度还未衰落,晋楚等国虽已开始了县的设置,晋、吴并已开始郡的设置,但郡县中的县大夫和县公,仍大都由卿大夫及其子弟担任。到战国时代,县令全由国君自行任免。这时,虽然还存在着封邑的制度,但已同过去的采邑制完全不同,封君在其封土内,仅有衣食租税之权,而没有治民之权,在实质上已只成为国君优厚其大臣、宗室等的变相的俸禄。     

论楚国封君制的发展与演变

楚国封君制肇端于楚惠王早期,至楚亡之时,前后盛行两百多年。可以说,在战国七雄中,实行封君制最早的是楚国,封君数量最多,封邑分布地域最广的也是楚国。《战国时期楚封君初探》、《包山楚简“封君”释地》、《楚国封君封邑地望续考》三文,对之作过一些清理与探讨。然言犹未尽。现仅就楚国封君制的发展与演变,再作论述如下。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职官的管理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选官制度有自己的特点，即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职官，基本上出自王族血统范围之内，是王族血统范围内的任人唯贤。对各级职官的考核权、奖惩权都掌握在楚王手中，楚王通过考核来任免和选拔职官，实际上楚王就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权，这是楚国君主集权的贵族政治体制逐渐得到加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论楚国封邑制的起源及其特点

楚国的分封制，过去一般以周夷王时楚君熊渠分封三子为肇始的标志。熊渠立三子为王，与周代嫡长子继位、支子别封的通常做法不同，不能视为分封制的典型举措。楚国封邑制大约始于西周晚期或两周之际，是其县制的补充，在东周时期并未得到充分发展。贵族采邑的规模较小，多分布于楚国当时的边境地带，加之内部组织机构不发达，致大族势力在地方上无法有效扩展。故强宗大族虽长期把持楚国权柄，却难以动摇王权的统治根基，这是楚国未曾出现王权旁落的重要原因。     

春秋楚国庶人浅析

春秋时期,楚国的庶人有国人与野人之分:国人中既有庶人,也有君子,野人则全是庶人,国人主要是楚族人,野人则通常是异族人。这样以族的同异来区别人的国野,与诸夏的情况是相似的。楚人灭国之多,拓土之广,远在诸夏之上。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的“土不过同”,到成王时的“地千里”和平王时的“土数圻”(《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史记·楚世家》),疆域扩展的速度异乎寻常。楚王常以所灭之国为县,而以公子王孙为县公。楚人所灭之国的公室,大抵被迁至楚国的后院,如“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焉” (《左传·昭公十三年》);其余的贵族,也或多或少失去了往昔的势位;至于庶人,则一般不离其故土。由此,楚国庶人所占的人口比例无疑大于同时的诸夏之国庶人所占的人口比例,而楚国庶人中野人所占的人口     

新见羕陵攻尹戈及相关问题研究

羕陵攻尹戈是新公布的楚国有铭兵器,戈铭中的“郘豊”就是见于《战国策》、《史记》等书中的“吕礼”,主要活动于秦昭王时期,由此可判断这件兵器铸造于战国中晚期之际。它和其他几件以事纪年的楚国兵器表明,战国中晚期楚国兵器的监造者可以是当时的县公,也可以是县级的莫敖、司马、攻尹等职官;这种制度应该是受到魏、韩两国的影响。楚国兵器制度与三晋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不同时期的监造者有变化,楚国始终未实行三级监造制度、未见明确使用刑徒等方面。     

春秋时期“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

春秋时期的“县”有县鄙之县与县邑之县两种基本涵义。春秋早期的秦县为县鄙之县 ,其与西周时期推行封建之制而形成的“国”、“野”之间的地域差别有关。《周礼》所载县制资料有一些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的真实内容。同《周礼》所载县制情形最为接近的为春秋时期齐国的国野分治之制。春秋时期的晋国之县多作为封赏卿大夫的采邑 ,带有颇为浓厚的封建制因素的残余 ,其组织管理形式直接反映了春秋时期晋国政治在新旧政治制度相互对立的总体框架下 ,按照辩证的法则向前发展的客观史实 ,以上内容构成了春秋时期晋国国家结构形式的部分内容和若干时代性特点。春秋时期的楚国较早以大邑为县 ,楚国之县基本上是建立在新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的基础之上 ,楚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对其直接进行管理。战国以后 ,楚县逐渐开始由边地军事重镇向地方行政区划转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县开始了由县邑之县向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郡县之县的转变。     

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中国古史上的井田制度

一井田制是我国历史上极重要的土地制度,它应该是世界历史上土地所有形式中的重要的范例。那么,井田制是怎样的一种土地制度呢? 大体古老的人类,从经营农业的一开始,就有个规划的问题。《诗·大雅·公刘》篇说,“既景乃冈,相其阴阳,……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周礼·大司徒》篇也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然后“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这是第一步。第二     

楚考烈王“徙于钜阳”有充分事实根据——与陈伟、徐少华、杨玉彬等商榷

《史记·六国年表》载楚考烈王十年"徙于钜阳",元明以降学者信疑参半,近年研究者提出此前三十多年楚国外部环境相对安稳,没有必要迁都,因而否认之。此论不可取。据《韩非子》记载,楚国迁徙钜阳前魏国于陈城周边三败楚军,对楚都形成三面包抄态势,说明楚王不迁都无以自安,此与《六国年表》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还有,《战国策》记楚令尹春申君言"魏、齐新怨楚",以及春申君让出寿春封邑以建设新楚都等,可以进一步说明楚与魏、齐之矛盾,及匆忙迁徙后之考虑。《韩非子》、《战国策》为先秦旧籍,有关记载也可以和其它文献资料相对证,足以信人。再说《六国年表》所述有早期官方谱牒历记以为参照,较之纪传可信度要高,文字简短,传抄误写的可能性亦小,不可随意否定。钜阳的位置大略当今阜阳市以北颍、淝二水间,正当郢陈南下江淮的冲要地带。     

楚国“沈尹”考

沈尹作为楚国官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职官,其究竟为何官职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前辈学者对此有两种看法:一是将沈尹作为楚国的地方官长;二是将其当做姓氏。两说均存在一定问题。包山楚简中有"■尹"即文献中习见的"沈尹",作为官职微小的内侍官员可以将中军,这是当时楚王权力强大的一个表现。     

试论屈原对南宋词人的影响

<正> 屈原对楚国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楚国的山川草木有着强烈的恋念,对由楚国来统一全中国的政治愿望有着迫切的追求和向往。这种含有值得肯定的历史内容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南宋词人的词章中得到发扬和光大。北宋末年,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女真奴隶主贵族建立的金国大举进攻赵宋王朝,攻破汴京,掳走了宋徽宗、宋钦宗,中原人民惨遭蹂躏。深受屈原思想影响的南宋作家,在作品中充分地表达了反抗民族压迫和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思想感情。张元干在《贺新     

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地方政权组织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地方设置郡县政权组织形式,郡县之下设有乡、州、社、里等基层组织。同时,封君制则是地方政权组织的补充形式。深入研究楚国地方政权组织形式等问题,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官僚制的萌芽以及秦汉以后郡县制的运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论春秋时期都的特点

春秋时期,都是指卿大夫所受封的大邑,即卿大夫家所在的城邑。都在西周时期既已出现,但都的大量出现是在春秋时期。西周时期,诸侯国统辖的范围皆在百里上下,诸侯欲大量分封都邑,存在领土狭小的限制。至春秋时期,诸侯国先后掀起了开疆拓土的浪潮,各国因而占领了大片土地,其中以齐、晋、秦、楚为最。这为诸侯大量分封都邑提供了条件。卿大夫立于诸侯之朝,为国君之臣,居于都中,主持祭祀为家君,都在春秋时期就是卿大夫的禄,都中的私家武装,平时保护卿大夫的都家,战时可配合国君的军队作战。都具有两面性,既是国君统治地方的手段,又是大夫收族、聚党反抗国君的中心。     

湖北省楚史研究会召开一九八四年年会

湖北省楚史研究会1984年年会,于10月21日至25日在古城襄樊举行。会议代表80余人,论文共56篇。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河南、安徽等省市的学者,应邀参加了会议。楚国的社会性质是这次年会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有的同志认为,楚国的社会性质首先应依其生产关系中的主要生产者是奴隶还是农奴而定。楚国自武王熊通至悼王之世,分散的个体生产代替了旧式的集体劳动,楚国的土地占有者通过土地的租佃对半农奴式的农民进行征收谷物与其他实物以及劳役等各种方式的剥削。因此,这一时期的楚国应为农奴制。吴起变法以后,楚国才逐步由封建领主经济     

两宋时期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特色述论

两宋时期,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吐蕃、回鹘、契丹等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凉府吐蕃六谷联盟是"蕃汉联盟"。世袭首领与册封官职并存;唃厮啰政权是以部落为政权的基层组织,"国主"与"议事厅"是其政治特色;高昌回鹘采用王制;甘州回鹘实行部落领主制,官号沿用突厥语名号,但兼采汉制;喀喇汗王朝的政治体制是双王制与封地制;西辽继续实行"两部制",制定了禁止分封土地、中央控制军队、减轻赋税、实行羁縻等基本政策。这些民族政权机构、政治制度及其政策等,均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     

“请”宇异释

《墨子·公输》“吾请无攻宋矣”之“请”,注家多释为表敬副词,但如此诠释,似与楚王口吻不合。墨子是为制止楚国攻打宋国而见楚王的,楚王在不得已而接受了墨子的劝谏后,是没有必要向墨子说“请允许我不攻打宋国”这种话的。洪子兴同志基于这种认识,认为“请”是动词,“可简释为‘同意’”,(见《语文学习》八二年第三期《〈公输〉疑难词句试释》下),但仅以《康熙字典》引《类编》“请,受言也”之孤证来证明,也难以令人置信。窃以为“请”通“诚”,情态副词,意思是确实、真的。     

《七月》新解

古今对《诗经、豳风·七月》的注释、翻译、评价,都存在着多种分歧,原因在于对《七月》诗的时代、主题、作者的认识不一。或认为《七月》是西周时代豳地之诗,或认为是春秋时代鲁国之诗;或认为是陈王业之作,或认为是反压迫的民歌;或认为是奴隶之作,或认为是小奴隶主之作。互相驳难,针锋相对,莫衷一是。我们认为《七月》是春秋时代鲁国卿大夫陈述农事的诗,先逐章译出,略加评解,然后统观一下全诗。     

从土地利用现状探究我国土地利用管制的目的及原则

我国目前土地利用现状不容乐观。土地利用管制应着眼于三大目的:保障土地的生产功能;促进土地协调城乡发展的功能;重视发挥土地的生态功能。这三大目的的实现需要建立并坚持土地利用管制的基本原则,并以此指导、检视我国土地利用管制制度的创设与落实。     

清代西藏政教合一制时期噶厦与达赖喇章经济关系

西藏封建领主经济源于吐蕃奴隶制崩溃后,历经僧俗领主结合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元朝在此基础上分封始推行领主土地占有制。至清朝确立三大领主土地占有制,实行以达赖喇章和噶厦组成政教合一体制,加强喇章在政府中的权势。清以中央集权制将喇章的政治、经济纳入噶厦内,实施政治上统一经济上一体化。     

广西土地持续利用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阐述了广西土地持续利用进程中面临的若干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如切实保护耕地,稳步提高耕地的经济供给能力;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改善生态环境;建立和培育土地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比率;控制增量,盘活存量,提高建设用地的利用率;建立符合广西区情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实行土地资源资产化管理,改革和完善土地评估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