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科学传播领域,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因为符合民主政治的诉求而得到了极大发展。但该模型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如何确定公众代表,怎样实现公众真正参与科学进程,如何调和公众参与科学所体现的平等诉求与科学精英对科技知识的天然垄断之间的矛盾等。面对挑战,公共政策研究者在代表选择、观点均衡、议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与科技决策的方案;部分科学传播学者则跳出公众参与科学局限于民主政治层面,将该模型拓展到科学教育与公众参与科研等领域。尽管有种种挑战,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公众参与科学中互动专长论的引入

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二波论证了公众参与科学的合理性,但在公众如何参与科学方面学者们却意见不一,柯林斯的互动专长论在这方面颇具前景,它不仅可作为突破公众参与科学的知识障碍的理论工具,而且在从具体层面推动公众参与科学、增强不同范式的专业共同体间的有效交流及为科学实践治理的效率—公平均衡提供框架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互动专长论也遭受着对互动专家成就、对转译默会知识的能力和必要及对对技术阶段—政治阶段划分的质疑,这是它面临的主要困难。对此,一个可行的策略是继续循着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第三波的旨趣,反思来自其他阵营对这种旨趣的批评,结合更多公众参与科学案例的分析,探究和完善互动专长论及其在公众参与科学中的作用。     

公众理解科学的新模式:欧洲共识会议的起源及研究

在公众理解科学领域,欧洲国家率先发展了许多公众参与科学事务的实践模式,丹麦技术委员会创造的共识会议是其中之典型代表。在关注共识会议被广泛传播的前提下,文章从文化、社会、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共识会议在欧洲产生并受广泛关注的历史背景;并着墨共识会议的组织程序与特点,分析了国内外共识会议研究中的两条线索——民主政治、公众理解科学;指出共识会议对民主政治的贡献是有限的,应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背景中,寻求其作为公众理解科学新模式的重要意义。     

科技决策视阈下的公众参与——“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协同分析

精英主义下的民主参与强调的是由公众代表人的集体意志表达出的标准科学图景的镜像,而参与式民主的公众参与是从社会视角对争议性议题分析而表征出的常识,两者的分歧在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过程中形成诸多困境。早期的代议制政府主张的精英主义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平等权利;科学划界在科学知识与替代性知识之间形成的界线,引起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分歧;公众参与在实现政治合法化之后,却引起了公众参与科技决策范围界定的问题。通过分析"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分歧的渊源,认为基于自由主义的认知分工,遵循"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功能导向的差异性,依据"专家知识"与"外行视角"的知识规范体系的协同分析模式,建构多元利益攸关群体之间的良序的互动机制,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以及政治决策的合法性。     

从社会契约走向多元化契约:现代科技工作者与政府的关系转型

科学界频频出现的科研诚信问题和学术不端现象让公众对科研产出的绩效评估与合理回报产生质疑,基于社会契约理论强调科学与政治彻底分离的科研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从利益相关者治理观角度出发,对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保护和实现对科学的长期发展来说至关重要。通过分析与科学相关的各利益相关者的认知特点、作用和局限,提出由政府牵头,建立起包括政府、科技工作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职责、权利和义务的相一致的共同治理机制和监督体系。     

科学公信力的危机与重建——以美国艾滋治疗行动主义者运动为例

拉图尔的科学公信力循环模型,作为对知识生产的社会过程的一种解释,为公众参与科学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但拉图尔模型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简化了公众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美国艾滋治疗行动主义者运动的考察,分析了公众参与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和途径,表明了公众是科学公信力循环中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因素。最后,文章提出了新的科学公信力协商机制并对其进行了初步探讨。     

科研资源分配与功利主义

现代国家的科研资源分配经历了科学精英与政治精英决策到公众参与决策的历程。但其规范性基础始终是功利主义的,即科学研究促进所在社会中公众集体福利的最大化。"良序科学"理论为科研资源分配的民主决策提供了一个理想模式,并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做了系统的哲学论证。其以偏好满足解释福利,并在个体偏好形成集体偏好中持一种价值的主观主义立场,然而这种立场可能使其民主决策程序中产生道德上非正义的偏好,进而导致科研资源分配的不公正。     

欧洲的科学传播和交流

随着科学研究更加专业化，跨学科学术交流变得日益困难。与此同时，科学家不仅需要不断提高与同行交流思想与科研成果的能力，而且要不断提高与各级决策层及公众就科研问题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能力。公共部门是科研的主要资助者，有责任在科学传播与交流方面投入更多时间，因而需要有一个全面的关于科学传播与交流的政策作指导。     

STS的第三波与第二波的修正关系

科学技术研究(STS)的第三波浪潮提出了关于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理论,对第二波浪潮中科学民主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范围延伸问题进行修正,理论关涉实证主义下的精英决策、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界定等问题。第三波浪潮中专业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实践转向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知识依据。     

"公众评议"之于科学研究的功能

近年来,公众对于科学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不良现象的评议越来越多;作为一种新的评议方式,“公众评议”不仅有利于监督科学研究的“价值”;也有助于澄清科学研究的“事实”;“公众评议”还有益于改进科学研究的“治理机制”。“公众评议”并不具有最终的裁决权,甚至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总体上看,它对于促进转型期科学研究中的“同行评议”等科研评审机制的完善以及增强科学研究领域的“自主性”等都能起到积极的功能。     

单向度的公众——论科学传播中体制化科学对公众形象的表征与消解

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科学家群体认为公众不信任科学是由于缺乏相关科学知识而产生的感性的、情绪性的、缺乏理智的反应。这种科学专家与一般公众的范畴区分是对十七世纪以来精英与大众的社会范畴的延续。事实上,公众与科学家所表征的单向度形象并不符合,公众对科学以及科学风险的理解是具有理智实质性的。科学家对公众的还原实际上反映了其自身自我反思性的缺乏。在协商民主的目的 -工具知识的劳动分工的理念中重新理解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为有效的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可能性。     

青少年科学传播方式及其新特点

科学与公众关系的变迁和信息技术手段的使用程度,直接影响了青少年科学传播方式的演变。基于这两个因素,青少年科学传播方式经历了从传统方式到新兴方式的转变,并将走向反思参与科学的新阶段。而在我国青少年科学传播方式的实践中,要特别重视传播的情境性和科学传播的城乡差距。     

政府决策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及治理对策

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度逐步提高,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频繁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决策的科学性。应通过健全科研诚信机制、完善科学咨询制度、引入公众参与、重构以责任为核心的科学"理想主义"等措施,提高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的有序性和规范性,才能真正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科学产品社会表征的反观——以黄金大米推广阻力为例

黄金大米历经多年的研发和推广,其间绿色和平等组织或群体是不可忽视的反对力量。剖析这种科学共同体和非专业团体的对垒,可从多个视角,如绿和的反科学倾向、公众科学素养不足、科学传播效果不济等。但如果从一种具有自反性的角度来看,根源在于推广者针对黄金大米的社会表征:在对困顿状态的目视和问题化时,采取了一种原子主义立场;以黄金大米为代表的"增益性转基因"试图针对社会问题展开的矫正性行动,在表征的意义上是具有排他性的意指实践;黄金大米中国效用试验中科学与利益的不当嵌合,揭示出表征所固有的封闭性,加深了公众对这一科学产品和相关科研团体的不信任。     

国外科学传播实证研究综述:内容、框架与范式

信息技术和社会化媒介的发展,对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产生巨大影响,国外的学者在公众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传播领域做了大量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从科学家新媒介素养、公众社会特质和个体特质以及科学信息的媒介框架等多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公众参与和理解科学的影响因素,这些探讨和研究成果可以清晰地建构出科学主体、媒介主体和公众主体三位一体的科学传播理论研究框架和范式,该框架范式和现有研究的不足也为未来的研究指出了方向。     

论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中的公众参与

不同利益集团和阶层之间的沟通无效已经成为中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主要矛盾,需要有序参与的制度渠道,明确不同社会公众群体的权利义务,将公众积极性正向转化,结束"或挺或反"的无序争辩。形成普通公众与科学工作者同步参与决策、表达意见、履行对等义务的深入技术因素的科学的公众参与状态,推动中国转基因技术健康持续高效的发展,在应用程序上将技术风险降到最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     

《科学》评出2014十大科学

<正>自1996年以来,《科学》杂志每年都会采取公众投票的方式评选年度科学突破,参与投票的网民通过《科学》杂志网站选择他们认为的年度最重大科学突破。尽管"罗塞塔"号探测器的"菲莱"着陆器,在登陆67P/丘留莫瓦一格拉西梅彗星的过程并不     

专家与公众之间:“后常规科学”决策模式的转变

在常规科学"解难题"的实践中,公众因专业知识的规范性承诺和前提性预设而被有效地排除在科学共同体之外,"技治主义"的内部决策模式也因此而占据科学决策的主导地位。然而,当科学进入"后常规"时代,伴随着"不确定性"和"决策风险"的日益增长,"常规科学"的解题策略已不足以应对社会情境中的科学政策争端。作为对"棘手问题"的一种回应,"后常规科学"兴起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新范式要求科学决策应该重新开放认知承诺,在开放的、多元参与的情境中实现公众智慧与专家知识的共同磋商。这是专业知识民主化的过程,也是风险评估与科学治理的新典范。     

气候素养提高之思考

当前,尽管与气候相关的科学知识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水平并没有随着科学的进步而提高。本研究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当前在公众气候素养提高方面遇到的挑战进行了分析,认为气候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气候变化沟通的不确定性以及科学共识的缺乏导致公众认知之间的鸿沟加大是其主要问题。进一步研究发现,气候变化的科学不确定性短期内无法解决,但气候变化沟通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改善气候教育的方式方法进行提高,即通过类比推理、论证推理和反驳性推理等三种方式,注重非正规教育的重要作用,以及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对社会科学与气候变化相关知识进行融合以提高公众的气候素养。     

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公民科学

公民科学是一种让公众直接参与到具体科学研究项目中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公民科学倡导知识论层面的科学民主,强调公众专长对知识生产的价值。在公民科学范式下,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在重构,公众既是科学知识的消费者,又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是知识共生机制的重要力量。公众对知识生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共同创造。公民科学是开放科学的一种实践路径,通过让公众参与科学研究以理解和信任科学,这样,公众与专家在互动中实现互信,从而利于走出单向度信任机制的困境以重建科学公信力。因此,公民科学具有重要性和可能性,但其也存在限度,所以走向“负责任”“适度”公民科学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