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审慎政策规则确立与传导路径研究——基于内生银行破产机制的BGG-DSGE模型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难以为继,世界各国纷纷进行监管改革。在这一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在BGGDSGE模型的基础上内生银行破产机制,构建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刻画指标,而后在经典的福利损失函数中引入系统性风险因素,确立了宏观审慎政策规则,最后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模拟演绎传导路径和政策搭配等问题,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以动态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LTV)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应以产出缺口和信贷量为信号源,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中应盯住信贷量指标,同时资本资产价格也适合作为参考变量;第二,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都具有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但作为常备政策,宏观审慎监管要优于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第三,识别经济周期波动的驱动因素是确立宏观审慎政策规则、使政策更有效地传导到实体经济并发挥风险防控作用的根本问题。第四,联合使用两类宏观审慎政策时,合理确立政策规则系数可以增强政策的正向外溢效果,但政策的搭配强度却不易把控。为防止政策错搭引起效果干扰问题,可在常规时段仅采用宏观审慎监管,当风险较高时再联合使用两类政策以实现金融稳定。     

信贷驱动、博傻投机与房价泡沫骑乘

在信息不对称框架下建立了信贷驱动的房价泡沫骑乘模型,探讨影响投资者博傻投机和房价泡沫骑乘的主要因素并形成相关理论命题.在此基础上,基于22国1975年～2017年季度面板数据,运用GSADF技术估计房价泡沫并使用Ⅳ-Probit两步法和面板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信贷-房价正反馈、异质信念、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对房价泡沫的影响及其具体传导机制.主要结论有:1)信贷-房价正反馈、投资者对银行的风险转移动机、投资者异质信念、低利率环境和宏观审慎信贷监管放松是影响投资者博傻投机和骑乘房价泡沫的主要因素;2)信贷和房价的正反馈会显著增加房价泡沫的发生概率且这一效应在经济繁荣时期尤为明显;3)投资者信念异质性越强,房价泡沫发生的概率越大;4)紧缩性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可分别通过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和调节家庭部门信贷扩张进而抑制房价泡沫."双支柱"政策对房价泡沫的调控效果在发展中国家要好于发达国家.     

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渠道与度量研究——兼论宏观审慎政策实施

本文创新性构建了包含银行破产机制和去杠杆机制的资产负债表直接关联网络模型。本文发现:(1)四类银行特征和4个外生参数影响四类传染渠道,且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四类传染渠道中去杠杆渠道(Loss~(DEL))和银行间负债违约渠道(Loss~(IA_DF))最为重要;(2)在传染过程中,银行破产会导致系统性风险急剧上升,且破产越集中,系统性风险越大;(3)系统性风险存在"区制转换"效应:当低于某一参数阈值,金融体系呈现出随时间递减的"常态"系统性风险(SR),该风险由银行体系杠杆率驱动;当高于某一参数阈值,金融体系呈现出随时间递增的"危机"系统性风险(SR),该风险由银行关联性和资产规模驱动,并主要来源于传染指标较高的大型商业银行;(4)4个外生参数对应了四类针对金融体系整体的宏观审慎政策,脆弱性指标(VBI)和传染性指标(CBI)对应了针对单家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政策,这些宏观审慎政策应根据金融周期(上行或下行)和系统性风险类型(常态或危机)来实施。     

基于多主体建模分析的银行间网络系统性风险研究

本文基于多主体建模分析了银行间核心-边缘网络的系统性风险。模型假设银行通过最优投资组合配置,在流动性和资本约束前提下谋求利润最大化。通过建立银行间市场交易环境的仿真模型,依据银行行为决策动态形成资产负债表与银行间网络敞口的数据,评估金融监管政策在银行间市场的实施效应。同时,引入不同网络结构模型加以对比分析,发现尽管核心-边缘银行间网络体系比无标度网络更易遭受共同冲击和传染风险,但当处于金融困境时,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机制作用下,核心-边缘网络体系比其他结构网络表现出更强的恢复力特性。     

房价波动、住房信贷与宏观审慎政策

金融危机表明住房信贷违约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但现有理论研究并未将住房信贷违约风险纳入分析框架。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房价冲击和住房信贷违约的房地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探究房价波动的溢出效应，同时研究宏观审慎政策对住房信贷的监管效果。基于中国的实际数据，通过模拟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房地产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消费而不是产出和通胀，对金融系统的溢出效应要大于实体经济。采用以住房信贷扩张速度为目标的动态资本充足率监管方式能有效地控制信贷风险，短期效果更加明显。房价波动冲击和利率冲击是引起我国住房信贷波动的主要原因。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盈利水平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巩固其主体地位、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制造业国有控股企业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国企混改)对企业盈利水平的影响,并检验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企混改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资产收益率。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影响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杠杆率两条作用路径实现。在隶属层级层面进行异质性分析时,本文发现地方国企混改的效果优于央企。     

信贷配给下的中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优化

传统的银行借贷传导机制大多以商业银行作为真正意义的金融企业,从而能自由调整其资产构成作为分析起点,并在运用信贷配给理论描述该机制时沿袭了这一分析框架.在我国,由于制度因素形成国有银行特殊的双重信贷配给,使得基于信贷配给的传统信贷传导机制模型在解释中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时失去了解释力.引入相关制度因素对模型进行修正,以期得出中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优化的理论范式,并总结出相应的政策含义.     

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与债务融资成本

企业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可通过信贷违约风险和企业声誉影响其债务融资成本，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该影响，并进一步从产权性质、行业污染强度、时间和空间效应四个维度分析了影响的异质性.实证结果显示，企业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会带来更高的债务融资成本；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之后，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仍具有债务融资成本优势，且重污染行业企业将面临更高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实施，在一定时间内会大幅提高企业环境违法违规成本；样本期内，企业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对其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只在东部地区显现.研究证实了国家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债务融资约束政策已初显成效，为企业积极配合国家的环境治理政策，响应“双碳”战略目标，实现低碳绿色转型提供依据.     

美国次级债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及警示

一、美国次级债危机的背景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始于实体经济,流动性过剩与美国房地产市场放贷审查不严为这场危机埋下了伏笔,而金融衍生产品在这场危机中起到了助推器、加速器的作用。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信用衍生产品被过度滥用,其增长速度超越了管理该领域风险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导致市场约束机制失灵,形成系统性风险,致使标的资产（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信用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扩散到信用衍生品市场（次级债市场）,进而推广到全球金融市场。     

信贷波动与债务期限选择——基于网贷市场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定义网贷平台信用分数处于A级最低分数线(180分)的借款人群体为网贷评级边际借款人.利用2011年～2017年网贷市场微观数据，考察了信贷波动与边际借款人债务期限选择之间的联系，发现边际借款人群体对于信贷波动最为敏感，相对于其他群体，具有更强的顺周期性.信贷扩张(收缩)时，边际借款人的债务期限显著增加(减少),而信贷波动对其他风险等级借款人并不存在明显的顺周期效应.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当边际借款人群体处于中等融资约束程度时，债务期限选择对信贷波动更为敏感，支持融资约束假说；当该边际借款人处于银行机构数量较多或信贷增量较高的地区时，信贷波动的债务期限效应更为显著，说明存在替代效应.研究表明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对个人信贷市场做反周期审慎管理，及时对冲信贷周期波动风险；同时要严格监管互联网平台的信用评级，避免人为扭曲信贷资源配置.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和调控机制——一个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框架

本文以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框架,分析了中国城镇住房需求的长期趋势和中短期特点,提出改革完善需求调控机制的思路。未来15年的住房需求增长将主要由人口城镇化决定,总人口增长、家庭规模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可能相互抵消,收入增长和财富积累、货币供给和利率水平、房价上涨预期和投资投机因素等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将逐步减弱。应建立稳定而有效的需求调控制度和机制,处理好短期政策与长期目标的关系;合理确定城镇居民的居住面积目标,作为需求调控政策的基本依据;改革完善差别化的住房信贷、税收等政策,形成长期稳定的调控机制;使市场需求及调控机制在法律法规框架下运行,建立行政调控政策进入和退出的机制。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阐述了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性以及西方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然后通过1998年以来我国的宏观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研究了其传导机制,得出我国货币政策显著非中性及信贷传导是我国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机制的结论,并提出了应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建议。     

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的我国企业负债融资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对微观企业融资行为所产生的显著影响。鉴于我国金融机构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存在的信贷歧视,本文剔除了产权性质的影响,把国有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2003-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首先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有企业负债融资行为的影响,证明了财政政策的扩张和货币政策的紧缩都能促进国有企业负债融资的增加。然后进一步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因素和股权结构的内部因素对负债融资与企业业绩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下,负债融资与国有企业绩效正相关;紧缩性货币政策下,负债融资与国有企业绩效负相关;股权结构分散程度的增加,有利于促进负债融资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正效应。     

基于行业相关性的银行业信用风险宏观压力测试研究

遵循宏观审慎管理的原则和理念, 提出了基于行业相关性的银行业信用风险宏观压力测试方法。通过考虑行业相关性和风险因子t分布特性, 对多元风险因子模型进行了拓展;将宏观压力测试情景与多元风险因子模型对接起来, 将压力情景下得到的行业景气指数取值转换为相应压力情景下行业风险因子的条件分布;在考察宏观经济周期的基础上, 采用指数平滑法、回归模型方法和历史情景分析方法处理宏观经济整个周期的历史数据, 从而确定宏观压力测试的情景设置, 这种情景设置能消除信用风险计量的顺周期性。这一过程将银行业经济资本管理与系统性风险防范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一信用风险宏观压力测试方法能反映不同行业信贷资产间的违约相关性, 能识别某一行业衰退对其他行业信贷资产产生的负面影响, 从而反映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及其作用机理。     

中国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及系统性风险传染机制分析——基于复杂网络的视角

采用最小生成树(MST)和平面极大过滤图(PMFG)方法构建和分析金融市场网络可以动态识别金融网络中节点的系统重要性,而利用最小生成树的唯一性可以全面而直观地显示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机制。我们通过对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进行的实证分析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稳健性,特别是最小生成树方法对系统性风险传导潜在路径的识别以及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提供了直观而有效的手段。     

债务来源异质性对企业投资扭曲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债务异质性表现为企业债务具有不同的规模结构、期限结构和来源结构,而债务来源异质性为研究投资扭曲问题(包括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视角.以2008年至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聚类分析方法证实中国上市公司中债务来源异质性较为普遍,构建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指标,选择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较高的样本(研究样本)和较低的样本(两组随机样本),对研究样本与随机样本配对后形成的样本进行组间比较分析、相关系数分析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债务来源异质性对企业投资扭曲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与企业投资扭曲程度显著负相关,即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越高,企业投资扭曲程度越低;企业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越高,投资过度程度和投资不足程度均越低,且债务来源异质性对企业投资扭曲的约束程度介于其对投资过度和对投资不足的约束程度之间.债务来源异质性程度越高,债务来源的多元化程度越高.研究结果对约束企业投资扭曲行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信贷资产分散条件下的风险与收益: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分析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风险与收益。从微观层面看 ,通过资产分散化可以降低非系统性风险 ,经营小额农贷仍然有利可图;从宏观层面看 ,小额农贷仍然存在较高的系统性风险。对湖北省S市农村信用社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 ,与企业贷款相比较 ,通过信贷资产的分散化 ,小额农贷的经营风险降低 ,利差虽小而实际收益率却更高;第二 ,由于产业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存在 ,小额农贷的系统性风险还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这导致了小额农贷的供给缺口;第三 ,需要政府、农村信用社和农户共同努力 ,建立小额农贷风险准备体系 ,逐步降低小额农贷的系统性风险 ,促进小额农贷的更快发展。     

“降杠杆”、“稳杠杆”和“加杠杆”的区域定位——传统杠杆率指标修正和基于“双重”杠杆率测度体系确立结构性杠杆率阈值

"结构性去杠杆"要在准确测度杠杆率的基础上,分部门(政府、居民、非金融企业)界定与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杠杆率阈值标准。但是,目前收益债务比形式的宏观杠杆率与资产负债率形式的微观杠杆率严重脱节,且虽然有助于进行不同经济体宏观杠杆率的国际比较及国内不同时期宏观杠杆率的比较,但是分部门的杠杆率却未能与其自身的收益水平相联系从而难以确定各部门的真实风险水平和合理阈值,各地区在确定其分部门的杠杆率阈值时就更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本文基于我国2008～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不同地区实体经济的真实杠杆水平以及传统杠杆指标的错估程度进行了分析,采用"双重"杠杆率的测度体系,建立各地区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阈值标准。研究结果显示:(1)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资本负债率在整体上呈现"东南低—西北高"的地区分布,传统的杠杆率指标对真实杠杆水平产生系统高估,近10年的高估程度在40%以上。(2)结合地区资本价值创造能力以及实体企业对去杠杆的耐受程度,确定各地区杠杆率结构性优化方向和力度。其中,青海、云南、黑龙江、海南、新疆、天津、宁夏、河北、辽宁、福建地区要"逐步降杠杆";吉林、北京、湖北、湖南、山西、重庆、甘肃地区要做到"稳杠杆";西藏、浙江、陕西、安徽、江西、四川、陕西、内蒙古、上海、山东、江苏、河南、广东、广西地区可以适度"加杠杆"。(3)近10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的总体财务风险和短期财务风险呈现为明显的"东南降—西北升"的趋势,部分地区风险快速升高,主要由于所在地区高风险企业"杠杆率进一步升高"的风险拉动作用。虽然本文仅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但其重要意义在于,首次确立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杠杆率阈值标准的科学方法,从而为各地方政府有效把握杠杆结构性优化的方向和力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房地产市场调控背景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发展分析研究

房地产市场有着一定的调控性,银行系统对房地产信贷投放的安全性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国外不同的发展模式以及政府对于抵押贷款证券化,得出:在风险防范的基础之上,通过推动我国政府抵押住房贷款的证券化,有着诸多益处,可以有效地减小住房抵押贷款所产生的风险,推动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发展。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各经济体货币政策及其调整的节奏、力度和频度有较大差异。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的原因、表现进行分析后,笔者建议：第一,跟踪和评估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高度关注跨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流向和流量变化,提前做好预案。第二,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整体稳健的基础上,对货币政策进行预调微调,确保经济平稳发展。重视对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变的研究,特别要关注价格型政策工具的作用,做好政策工具的储备和测试,加强货币政策对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率的引导,进而形成完整的市场利率曲线。第三,深化结构性改革,提升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重点关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经济领域及其脆弱性,警惕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影子银行等方面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