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资源诅咒”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源诅咒”产生的影响却容易被忽视。论文通过使用1996—2012年中国31个省市区域的面板数据,利用Hansen门槛模型发现：“资源诅咒”确实存在于中国省际;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临界,即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在门槛值1.635 2的前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显著不同;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可以显著影响金融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入水平仍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拉动地方消费、提高政府支出和物质资本投入,进而提高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可以有效缓解“资源诅咒”现象,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D-S证据理论的“丝绸之路旅游带”5A景区区位优势度测评

景区发展与其区位条件密切相关,处于优势区位的景区更容易获得优先快速发展。以“丝绸之路旅游带”为例,综合考虑资源、市场、交通及服务四大区位因子,将其视为证据,引入D-S证据理论对景区区位优势进行测度,以I~V级表征区位由优到劣的状态,最后对景区区位与旅游发展核心区进行对比。结果显示：（1）区位优势等级区域差异化显著,总体呈现由东南至西北逐级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自I至V级,重心逐步向西北方向偏移。（2）各区位因子分布存在差异性,东南地区景区资源区位优于西北地区;市场区位地带间差异最为明显,存在“长尾”特征及陕西“一省独大”现象;交通区位内在差异性与区位优势相仿;服务区位已不再是制约景区区位的主要因子,但就单个省份来看,“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明显。（3）与景区旅游发展对比来看,二者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错位现象。     

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将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强烈扰动,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厘定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有利于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共促共赢。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构建红色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评价体系,并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与类型进行识别。研究结果为：（1）各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以中低水平为主,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区域内各子系统韧性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县级行政单元的协调度呈现中等水平多、较高与较低水平少的“橄榄型”等级结构。（3）红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分别位于大别山南北两侧及中心地带,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根据其规模、影响力划为五种聚类分区。（4）依据“乡土—生态”系统韧性在红色旅游资源高富集区可通过内部要素重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低密度区因吸纳和适应外界扰动力较弱而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互抑制这一特征,初步厘定“三区、两带、三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并针对不同区域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提出差异化建议,以期排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乡土—生态”系统产生的干扰。     

资源承载力监测——以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为例

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制约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资源承载力是描述地区发展受自然资源限制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基于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县级统计数据,定量计算水、土和生态等资源承载力,并根据定量评价结果构建资源承载力监测体系并应用于“一江两河”地区。研究结果表明:（1）“一江两河”地区人粮关系趋于紧张,部分地区人口—粮食—土地矛盾突出,76.5%的县土地资源承载力下降,83.3%的县土地资源承载指数增长;“一江两河”地区各县（市、区）水资源承载力远大于实际人口,承载指数均小于0.05,但77.8%的县水资源承载力下降,县域承载指数均增长;各县生态承载力增长,承载指数下降,部分县处于生态赤字状态。（2）“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由生态承载力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2000—2015年,在“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处于临界超载或超载的县中,对资源承载状态影响最大的资源承载力由生态承载力逐步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3）“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等级逐渐提升,可能带来的危害或负面影响程度降低。2000—2015年,资源承载力为三级（中度负载）及以下等级的县由15个（83.3%）降至3个（16.7%）。资源承载力长效监测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明晰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科学利用区域自然资源,促进地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资源型地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2000-2016年中国重点煤炭城市样本

大多数资源型地区在自然资源开采过程中经济增长长期呈现缓慢现象。如何利用资源优势、摆脱资源瓶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资源型地区面临的关键问题。以2000-2016年我国重点煤炭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资源型地区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途径。结果显示：资源型地区短期受益于“资源红利”,但长期由于容易出现资源产业依赖行为而对其他经济活动和资源依赖产业产生“挤出效应”,影响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资源型地区容易表现出依靠物质资本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增长”特征。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探索,对资源型地区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旅游还是游憩?我国国家公园的公众利用表述方式反思

自国家公园试点工作推行以来,有关国家公园到底能不能开展旅游活动以及开展什么样的旅游活动,到底是旅游活动还是游憩活动的争议从未停止。在分析“旅游”和“游憩”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国外在国家公园利用方式的相应表述,根据我国建设国家公园的基本国情,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中的“游憩”与“旅游”问题进行了讨论。结论认为：国家公园内的“游憩”与“旅游”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在公园的功能定位与分区规划中,使用“游憩”一词比较合适,以体现国家公园的公益性目标。但在国家公园的具体运营管理中,使用“生态旅游”一词进行表述更恰当。在谈及旅游与国家公园的矛盾时,使用“旅游开发”更符合事实。     

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要素时空匹配特征——以张家口为例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协调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关系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以张家口为例,采用洛伦兹基尼系数和不均衡指数模型对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要素的时空匹配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5年张家口水资源与人口、耕地面积分布处于“匹配比较合理”和“相对匹配”状态,水资源与经济布局匹配呈现出由“完全不匹配”状态逐渐转变为“相对不匹配”状态。在空间匹配演化方面,水资源与人口、耕地面积的匹配度变化不大。水资源与经济匹配结果表明在水资源禀赋越差的地区,经济增速越快,水资源与经济的空间匹配状况越差。张家口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要素时空匹配特征研究,对于指导区域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共轭角力机制的区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模型

厘清区域资源环境与生产生活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探索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内生机制与评价模型,对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乃至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思路,提出区域资源环境与生产生活要素的“共轭角力”理论机制,将资源环境承载力解构为“支撑力—敏感点”“恢复力—脆弱点”“损害力—临界点”“发展力—平衡点”四对相互作用力,并据此提出集开发建设、环境灾害、资源生态及社会福祉四个维度的DENS评价模型,为科学地揭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理论特征提供借鉴。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红色旅游资源网络关注度及其旅游流网络结构分析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面临着的现实需求和复杂问题,迫切要求开展相应的系统性研究工作。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内154处重点红色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基于“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使用GIS、Gephi等研究方法,对其网络关注度和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红色旅游资源网络关注度普遍偏低、差异明显,5A级景区和重要人物是最受网络用户关注的资源类型;（2）旅游流网络结构松散、小世界效应显著,在湖南、贵州、陕西省内分别形成了“△”“网状”“双核”结构模式;（3）网络关注度与旅游流网络具有关联性和差异性,据此识别了湘中、黔川、陕北等重点红色旅游区,以及川陕、闽赣等红色旅游发展潜力区。基于以上分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以重点红色旅游资源为基础,实施分类施策、分段开发、扬长补短的发展策略。围绕高高、高低、低高、低低四种不同类型资源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并结合不同区域的发展情况分别采取“节点”“斑块”“廊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

绿色发展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业奉行以人为本、生态至上和全面发展的新价值观。在梳理旅游业绿色发展概念及内涵基础上,构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运用SBM-Under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讨2008—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TGDE）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时间和空间变化方面,TGDE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时间上呈“W”型变化形态,“下降—上升—调整”阶段特征显著;空间呈“东—中—西”递减分布,内部差异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低、中、高效率由“金字塔”向“菱形”结构转变,高效率地区集中于东部沿海,中等效率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低效率位于胡焕庸线两侧。（2）动态演进方面,TGDE始终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区域协调性逐步增强,具有较强平稳性,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空间向上转移省份比较集中,以中西部为主,向下调整省份较少,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影响具有不对称性。（3）影响机理方面,总体上,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规制、教育水平和旅游资源影响因子与TGDE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对外开放程度的作用不显著,但各因子的影响程度、作用机理及条件具有较强地域性。     

省域旅游发展的错位现象及旅游资源相对效率评价——以中国大陆31省市区2000—2009年面板数据为例

以中国大陆31 个省级区域2000—2009 年的面板数据(因资料有限,未计算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为例,运用熵值法对各地区旅游资源禀赋状况进行评价,进一步构建错位指数,对各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错位(诅咒) ”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同时结合旅游资源相对效率,对各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提出相应的建议。研究表明,总体上大陆旅游资源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向错位现象,正向错位的地区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且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发生负向错位现象的地区主要位于广大中西部地区。不同区域效率的驱动模式各不相同,东部地区旅游资源总效率主要受纯技术效率驱动,西部地区旅游资源总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驱动。效率排名与错位指数排名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结合两者的关系为未来省域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相应的建议。     

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中国区域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本底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性,致使生态补偿实践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生态补偿的补偿类型、利益主体（谁补偿、补给谁）、补偿形式、补偿标准（补多少）及补偿方式与渠道等是其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核心。中国生态补偿实践格局存在省域差异,在补偿类型上,涉及综合型、森林生态补偿、湿地生态补偿、垃圾处理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等各个方面,且省级差异较大;在补偿形式上,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施的生态补偿和省域政府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是中国各省域生态补偿利益关系的两种主要形式;在补偿标准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北京、广东等省的补偿水平相对较高,而新疆、西藏、甘肃、贵州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生态补偿标准较低;在补偿方式与渠道上,财政转移支付在各省普遍采用,赔偿金、资源价值费、资源税在各省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在补偿利益主体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的生态补偿利益格局在全国各省均有,“企业-农户、企业-地方政府”作为补充。之所以在不同省域之间会存在生态补偿的差异性,这与国家的政策方针导向、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资源禀赋及地域分布、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对生态资源价值的认识、区域地理环境特征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既要认识到其存在的客观性,同时需要从政策、管理、公众参与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加以管控与协调。     

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估及区域差异研究

水资源危机、水环境恶化已成为我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对我国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并且讨论造成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迫切。在全要素生产框架下,将环境要素纳入到效率分析中,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采用省级层面统计数据,以资本、劳动力和水资源使用量为投入,以国内生产总值与废水排放量为产出,计算我国2000~2011年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研究发现,在时间序列上,我国各省份之间的用水效率差距逐年增大;在空间上,我国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东、中、西部区域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禀赋、水的基础设施投入对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均有显著影响,而水价并没有对水资源利用效率产生显著影响。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休闲旅游是旅游消费的发展趋势,休闲旅游资源是休闲旅游产业发展的载体与基础。以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为基础,运用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Ripley's K函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整体呈现中心集聚与外围分散的分布模式,康娱类、文化类、专项类以及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分别表现出以传统商圈、文化中心、绿地公园以及自然景点为依托的布局特征。（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特征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康娱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大,专项类和文化类特征空间尺度次之,自然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小。（3）距市中心距离、游客密度、街道活力、居民密度、资源禀赋、道路密度等是影响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4）在影响因素中,距市中心距离、游客与当地居民密度是主导因素;资源禀赋、街道活力是驱动因素;道路密度、距主干道距离与区域经济是诱发因素;政府行为、重大事件是调节因素,四个维度共同作用,形成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     

中国省际旅游发展的多指标综合相似性及时空聚类特征

由于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地理区位、文化背景、基础设施等条件的不同,中国省际旅游发展呈现较大的差异.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基于单个经济指标对旅游发展的时空差异进行研究,但少有研究从多指标的角度探讨旅游发展的相似性问题.论文基于六大经济指标,采用灰色关联度和夹角余弦系数构造了旅游业发展的多指标组合相似度指数,并利用一种邻居搜索算法对我国31 个省市(因数据限制,未计算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进行了空间聚类,然后以2010 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与其他省份的相似性越低,一定程度上说明省际旅游发展呈现"极化现象".综合考虑六大经济指标,部分省份之间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基于相似度矩阵的空间聚类呈现沿海传统旅游强省、内陆旅游强省和西部及边缘旅游弱省的空间格局,但并未严格遵循地理区位相邻的分布规律.通过对2000 年和2010 年的聚类结果进行比较发现,随着全国旅游业的大发展,省际旅游呈现一种更为均衡的聚类结果.中、西及偏远地区省份的类内平均相似度显著降低,说明随着特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些省份旅游经济的发展模式开始呈现地区特色.     

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研究框架

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的基本要素,决定着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综合效益。旅游资源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关系日益密切,树立新旅游资源观是对区域发展实践的再认识和再实践,能够为旅游资源研究提出新的课题。梳理与总结传统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研究成果的发展脉络,研究发现：（1）旅游资源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方向日益多元,在开展基础研究的同时,积极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完善理论”的良性互动局面。（2）新旅游资源观是指在科学技术进步、价值观念变革、旅游需求提升、人均收入提高等背景下,人们对不同来源、不同结构、不同层次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配置、重组和优化的动态过程,表现为人们的思维认知对旅游资源性状改变的一种能动响应。新旅游资源观是对传统旅游资源观的根本突破,呈现出新旅游资源价值观、新旅游资源利用观、新旅游资源发展观、新旅游资源效益观和新旅游资源空间观等特征。（3）从旅游资源价值转化、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旅游资源融合发展、旅游资源区域效益、旅游资源空间重构等方面构建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的“五维一体”的旅游资源研究内容体系,强化旅游资源的跨区域聚合、竞合与融合,揭示跨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相互作用机理。（4）面对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课题,多学科交叉融合与新方法引进是开展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性、动态性、区域性和系统性研究的必然趋势。     

中国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及类型划分

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 ,分析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特征 ,构建了评价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评价指标体系 ,从水资源现状、水资源利用效率、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压力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 4个方面对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 .按照此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对我国 31个省市自治区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进行评价 ,然后按照评价结果将其分为高发展组、较高发展组、中等发展组、较低发展组和低发展组 5个类型 .从空间分布上看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基本呈现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的趋势 .从影响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因素看 ,除了水资源禀赋外 ,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成为制约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从评价中还发现 ,水资源禀赋同水资源利用效率呈现一定的反相关关系 .     

基于生态足迹深度和广度的中国自然资本利用省际格局

自然资本利用的分类测度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前沿议题。基于改进的区域足迹深度和区域足迹广度两项指标,分析了2008年中国自然资本利用的省际格局,并对30个省级行政区(由于数据所限,不含西藏、香港、澳门、台湾)进行了聚类划分。结果表明:①存量资本与流量资本的利用状况具有显著的地域互补性,存量资本消耗水平由西向东呈递增态势,而流量资本占用水平由西向东则呈递减态势;②30个省份的自然资本利用状况聚为4类,包括重度利用型1个,中度利用型17个,轻度利用型4个,相对滞后型8个;③自然资本利用的省际格局具有明显的地域集聚性,东部和中部地区以中度利用型为主,西北地区以相对滞后型为主,西南地区以轻度利用型为主。研究表明,自然资本利用省际格局的形成,受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土地利用、产业布局等诸多因素影响。应结合各省的具体特点及所处的格局类型,因地制宜地推行自然资本分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