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化契约的调节——浅析国家经济调节方式

社会化契约的出现使得经济法初步走出了"管理"、"干预"的理论误区,建立起阻止国家的政治权力对经济领域进行随意干涉的理论屏障。但是在法律实践操作中,政府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仍然十分显著,这种危险应当运用法律来控制——继续坚持、完善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统一;发挥国际性调节在世界经济法发展中的作用,实现"和谐"的共同发展。     

知识产权法哲学理论反思——以重构知识产权制度为视角

知识产权制度是架设在知识与财产或者智慧与财富 之间的一座桥梁,其是以法律规定将知识转化为财产或将智慧转化为财富。关于此种转化的正当性,至少有"精神道德论"、"经济激励论"、"增强竞争论"和"利益补偿论"等基本理论作支撑。这些理论分别形成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支撑着不同体系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历经五百多年的发展,现已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论"人的安全"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人的安全"是一种新的安全理论,自冷战后在世界各国受到了普遍关注。"人的安全"处于非传统安全关注的核心地位,在非传统安全的背景下,人的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效补充,被视为国家安全的终极目标,任何国家和政府都应该更好的保护好人的安全。本文认为在党的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旗帜下,只有转变传统的安全观念,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安全",才能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     

专栏导语 东亚社会政策

<正>艾斯平-安德森(G.Esping-Andersen)在1990年出版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一书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依据去商品化、社会分层等标准,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模式划分为社会民主主     

法律世界主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世界主义的理想也深入到法律理论之中。在当代法学理论中,法律世界主义的理论形态和基本主张已经获得了很好的阐释。世界主义法的理论形态主要表现为超国家形态、国家形态和非国家形态。世界主义法以无边界的权利和正义的观念为基础,以"世界公民一公民"关系的互动为动力,以法生成和法适用的去国家化为表征,着力展现出法律世界主义的基本主张。通过这些主张,基于民族国家法范式的主权概念获得了扩展,公民概念得到了丰富,权威概念受到了消解,权利和正义的理解范式发生了转换。世界主义法范式正逐步取代民族国家法范式,成为现代法律理论所关注的中心。     

刑事诉讼中的亲属拒证权制度研究

亲属拒绝作证权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刑事证据立法中都有明确规定。我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亲亲相隐"制度规定。确立亲属拒证权制度,对于弘扬传统的伦理道德,充分保护公民人权,提高法律效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推动我国法治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两种人权偏好之关系及中国人权的积极面向

由于对法律中"人"的定位和"国家"的定位理解不同,理论上形成了两种人权偏好,分别强调人权的消极自由面向与积极自由面向。但这两种偏好在冲突之时也绝非不可协调,这是因为它们都认同对人权的核心价值——人性尊严——的保障,实质自由则为这种协调提供了理论工具。实质自由理论是衔接两种人权偏好的桥梁,它为将来形成一种世界范围内更具说服力和可接受性的"文明相容人权观"提供了可能。     

全球宪治多元化背景下的宪法沟通功能——以欧盟部分国家的财经制度改革为例

宪法的一个常被忽视的功能即是在促进沟通方面的作用。当下全球宪治改革浪潮中所体现的宪法多元化与宪政实施多元化使得宪法的沟通功能日益重要。沟通可以在不同类型的宪法间进行,也可以在法律、政治、经济等诸系统间进行。"民主对话理论""系统理论"等的发展为宪法沟通提供了理论支持。目前,宪法的沟通功能在国家财经活动中表现最为明显。以部分欧盟国家财政金融领域中成功和失败的宪法沟通实例为鉴,可以直观展示沟通机构和沟通制度在现实中的调构与发展,并诠释宪法沟通的操作与启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加深,借助宪法沟通可以为加快解决目前我国宪治架构下权力交涉制度中的问题创新制度举措,更新法律理念。     

和平共处的法律性质——记近年来学术性国际会议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

(一)在叙述近年来各种学术性国际会议对"和平共处"这一问题的讨论之前,我想先简单地谈一谈"和平共处"的理论根据和其具体发展.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原是列宁根据他所发现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底规律提出的.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制订了著名的"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虽然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但是由于三种情况的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拥护和支持,它可以在资     

国际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第14届世界大会即将召开

<正> 国际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IVR)第14届世界大会将于今年8月17日至23日在英国的爱丁堡举行。 "协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成立于1909年。它的目的是组织世界各国有影响的法理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对法哲学和社会哲学问题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探讨,以推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现在已有37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该协会的分会,并且还将继续扩大。中国法学会与"协会"保持着积极的联系,并希望成立中国分会。上届世界大会是1987年8月在日本的神户召开的,这次大会开得颇为成功,出席会议的有     

行政诉讼类型化模式比较

我国现存法律并未规定行政诉讼类型化制度。本文主要从理论角度出发,重点论述该制度在我国存续的必要性和法理价值。并且适度参考世界主要国家在该制度上的合理之处,提出符合我国现状的模式,即"明定主义"。同时,本文主张以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化区分的主导型标准,以诉讼标的和行政争议的性质作为辅助标准。     

关于“美国治下的和平”及其思考

二战的胜利冷战的结束,让美国成为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都无可企及的超级大国,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来临了。"美国治下的和平"观点以霸权稳定论及单极稳定论作为理论基础,认为只有单极的霸权才能带来稳定;美国是当今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主张美国应该通过追求其超强实力实现国家安全和世界稳定。本文认为,此观点的理论基础是薄弱的,是站在美国立场上,为美国利益而服务的。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当今中国各个领域的重大转型都根源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和由此所导致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转型,即从"国家、社会/个人"模式转向"国家/社会、个人"模式,其实质是从国家本位主义转向社会本位主义和人本主义。中国社会的这一转型导致了刑事诉讼本质观、目的观、价值观、构造观和刑事证明理论的变迁,而这些观念和理论的变迁又反映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     

关于中国“仇恨犯罪”的现象透视与分析

"仇恨犯罪"并非新生概念,它在历史上就不少见,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的"Hate Crime",还是我国古代的"复仇文化",都属于"仇恨犯罪"的种种。"仇恨犯罪"作为犯罪的一大重要类型,具有犯罪的共性,也有其独特的一面。目前,我国的刑事应用法学、犯罪法理论中尚未形成相关的系统理论。当前,在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正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各类犯罪的犯罪率不断上升,作为一种犯罪现象的"仇恨犯罪"就是典型。因此,对于其产生的原因、危害以及预防和矫治进行分析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警事治理: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新定义

治理理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认识思路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型塑"达致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善治"。在国内外警务战略模式变革中成为潮流的"国家警事社会化"战略,是指在警察机关专业警务活动的同时,动员社会组织和社区公众共同参与防控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活动的过程。显然,"国家警事社会化"寻求警察与社会组织及社区公众的互动合作基础上公共安全管理的改善。因为警察与国家的对应、社会组织及公众正是市民社会的具象,所以可以用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框架,并将其定义为"警事治理"。     

现代民主宪政国家应对危机之道——评罗斯特的《宪政独裁——现代民主国家的危机政府》

罗斯特的宪政独裁理论是为了解决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所具有的如何在维护宪政和民主原则的同时,又能成功应对危机这一可怕的悖论。他提出合宪的政府也可以是独裁的政府的理论,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解决危机的传统理论的反动,也与法西斯的独裁理论迥然不同。他的理论是对罗马共和时代以及世界上四个主要民主宪政国家———美、英、法、德应对危机的制度经验的总结,具有深刻的历史基础。为防止独裁权力滥用问题,他设计了宪政独裁的11项标准。罗斯特的理论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危机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我国紧急权力法制化也有启示意义。     

试论对权力的法律监督

"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对象是国家各级权力机关。"依法治国"的本质,就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所以,反腐倡廉必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总结我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经验、教训,要在源头上预防和解决问题,就是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具有长期性、全局性和根本性。当前滥用权力,导致腐败,已成为腐败现象的主流,如何有效地对权力进行法律监督,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仅对"权力的法律监督"这个问题进行论证和探讨。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有理论意识,而且有更重的政治意义,就个命题本身有很强的现实性、迫切性和针对性。     

“国家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理论争鸣与发展研究

在国际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有关"国家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理论争论旷日持久,但终因各方观点不一而予以回避。学者对该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主权与国家的对世义务、国家犯罪和刑事责任的合法性、集体犯罪和集体惩罚的合法性、实现国家犯罪刑事责任的可行性、国家作为抽象实体有无犯罪意图、国家责任的性质六个方面,分为支持与反对两种观点,彼此针锋相对。基于国际政治现实与国际法治追求的考虑,为了有效遏制最严重的国际犯罪,在国际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出现以"政府犯罪"代替"国家犯罪"的新思路。     

在政治与法律之间——气候变化诉讼中的政治问题理论

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球关注,与此相应,气候变化诉讼案件在世界各国法院大量涌现。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气候变化诉讼都面临一个法律障碍:法院是否有权进行裁决。这取决于各个国家是否将气候变化问题视为法律问题。在美国,气候变化诉讼从产生之日起就面临所谓的"政治理论问题"的困扰。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政治性的问题或者那些被宪法和法律授予行政部门负责的问题,决不能由本法院来处理。气候问题是不是政治问题,引起了法律界的广泛关注。美国法院的判决在双方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随着跨国气候变化诉讼的增加,联合国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应该及早在法律上作出应对。     

当今世界群体诉讼的发展趋势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群体纠纷在许多国家呈上升趋势,群体诉讼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从世界范围来看,群体诉讼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趋势:即群体诉讼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确立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多元化的群体诉讼机制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各国在发挥群体诉讼价值和功能的同时,尽量限制其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