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贵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贵和"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仁"、"礼"、"中庸"等,其精髓是"和不弃争",既强调和谐与合作精神,又主张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在古代,这一思想体系对造就和睦的人际关系有过促进作用.在当代,儒家"贵和"思想可为人际关系和谐提供智力支撑,为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模式提供借鉴,其以和济争、协和竞争思想为构建和谐世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正确的思路.     

从“和而不同”到“不同才和”──否定主义哲学社会透视之十一

一、儒家“和而不同”的当代性局限应该说，从“和为贵”《论语·学而》，“矜而不争”《论语·卫灵公》）、“德莫大于和”（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及至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和”与“同”在儒家哲学中的突出地位是不言自明的。而其基本含义，早已由《国语·郑语》中史伯所提出的“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念奠定。即：“和”是事物“多样统一”所造成的和谐与互补，这种和谐与互补可以促使万事兴旺；这便是“贵”，也便是“美”，所以有“中和之美”之说。反之，由于“同”是…     

论儒家的宽容思想

宽容是儒家倡导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应有之义。儒家“尚仁”、“贵和”,特别推重宽容的实践价值意义;但又有非常强烈的排斥异端的思想,坚持宽不容恶的道德原则。儒家的宽容思想与排斥异端思想具有统一性。“排异”是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或学派的共有思想特征;儒家的宽容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在宽容与不宽容之间,儒家追求的是适中、适度,反对“过”与“不及”。     

论江泽民“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

江泽民“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当代国际关系创造性的结合，既是对周恩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求同存异”外交方针的继承发展，也是对邓小平和平共处外交主题的发扬。其内涵主要表现为：第一，主张建立国际新秩序。第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第三，强调世界的相互依存。它不仅对中国外交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发展“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提供了清晰的指导。     

略论儒家传统价值观的普世意义

当代的全球问题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严重的威胁。尽管全球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但从思想根源上来讲，却与西方现代性价值观的缺陷密切相关，因此，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价值观念，树立新的价值观。在此问题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仁者爱人”、“生生之道”、“和而不同”、“以义制利”等价值观念，将会提供宝贵的资源，从而显现其普世性意义。     

儒家和谐思想与和谐校园建设

借鉴儒家和谐思想，可以为建设和谐校园提供重要思想资源。构建和谐校园应该继承儒家的忧患意识和人本意识，需要运用“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以及“执两用中”的实现路径，需要融合天人、义利、理欲三方面的矛盾冲突。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儒家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面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问题,主导世界已有四、五百年之久的西方人文意识,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和缺陷所引发的负作用,靠它的孤军奋战无法挽救当下人类思想和精神的堕落。而儒学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学”内核、“和而不同”的深刻哲理、殊途同归的原则追求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所构成的儒家人文精神,能够和西方人文精神中的精华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解决经济全球化下的人文困扰。这也正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所在。     

贵和思想的现代价值

贵和思想的现代价值蔡伯元贵和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份之一，它的著名表述，就是《论语》所载：“礼之用，和为贵。”十年动乱中，“和为贵”被作为“斗争哲学”的对立面，受到广泛批判，使本意受到严重歪曲，以致“和为贵”成了不讲原则、一...     

“君子无所争”再解——兼论儒家“尊让”问题

《八佾》篇“君子无所争”章，在儒家君子人格的修养中有着重要意义。前人疏释，有将“争”字泛化的倾向。《论语》一书中，“争”字凡三见，除此章外，另见同篇“君子矜而不争”章。三“争”字均非泛指，而是有特定的指向，即指争以力，这是与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等对力的贬斥相一致的。将“争”字泛化，既不符合孔子的立身行世，亦不合于《论语》之思想，还会导致儒家君子人格的贬退。与“尊让”一样，“无所争”“不争”亦有其界限，在仁与不仁、善恶之际、是非之间，君子则当充分运用其智识、言语、技艺等等据理而争。     

孔子“中庸”释义考

“中庸”作为儒家经典的核心范畴之一,受到自孔子以来诸儒的重视,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视角对其加以阐释,成为人们重要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本文从“中庸”本义出发,详细考定孔子“中庸”的内涵,总结出其过犹不及、和而不同、权变时中的三层基本涵义。     

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和”与“分”

"和"与"分"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在政治生活中,"和"可具体化为"人和"、"政和"与"共和","分"可操作化为"名分"、"职分"等。"和"、"分"看似一对相对立的范畴,实则彼此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拥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相似的人性假设以及一致的客观效果。它们是先秦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思维理念的集中体现。其内含的真知灼见,对当代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孔子实才思想的误读与二重性思考

基于对孔子“樊迟学稼”、“君子谋道”等诸多职业教育思想的辨析,详细论述了其社会分工、功利性批判、贫民教育等职业教育思想萌芽。通过对“求道取仕”与“民生”思想、“鄙视小人”与“重视农业”、“素质养成”与“职业实践”、“文本思想”与“学者解读”四个方面对立统一的阐释,凸显出孔子职业教育思想的“两面性”影响。     

墨子“先质后文”的文化观

墨子＂非乐＂曾招致儒家＂蔽于用而不知文＂的批评。西汉经学家刘向为墨子正名,把其文化观概括为＂先质后文＂,即先满足人民的基本物质需求,然后再从事文化活动。＂先质后文＂不等于＂重质＂、＂废文＂。＂先质后文＂的文化观渊源于现实、历史以及认识论三个层面,其主旨是强本节用和繁荣文化。＂先质后文＂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它重视物质生产以解决民生问题,目标是实现大同理想;主张繁荣教育文化以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觉悟,从而实现天下人皆相爱的和谐社会,这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及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社群主义和集体主义伦理思想之异同

社群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股思潮,但它和同是自由主义的敌人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本文从二者之间的概念及其历史思想渊源以及对＂自我与社群＂和＂权利与美德＂的理解等方面比较了二者的异同,以期不至于混淆二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许多学者认为,异质文化的疆界难以逾越,文化冲突普遍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其成果,充分证明了异质文化的会通融合既可能又是必要．向世人提供了宝贵的启迪意义。基于人的类本质的共同性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生态,不仅激活了中国固有的文化基因,而且促进了具有民族性和现代性双重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为人类文化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文化中国”的建设中,让“斗争哲学”适当休息,让“和而不同”理念走向前台,学习“别人”、强化“自我”,无疑是比较意义上的最好选择.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     

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

孔、孟、苟代表的先秦儒家,力倡修身为政、民为邦本、选贤使能、富民强国、礼主刑辅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思想。自汉武帝以后,这一儒家政治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体的主体意识和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深刻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其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性别和谐的历史发展与时代追寻

性别和谐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追求,随着社会发展性别和谐呈现动态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的性别和谐经历了人的依赖性时代群体本位的＂依赖的和谐＂、人的独立性时代个人本位的＂独立的和谐＂和人的自由个性时代类本位的＂自由的和谐＂三个阶段。现代社会,性别和谐的意涵是在超越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所体现的性别公正,在尊重性别差异前提下所呈现的性别和谐,追求丰富人性过程中所表达的性别个性。     

疑问代词“多少”的“复用”

“复用”是指疑问代词在句子中重复出现两次以上的使用现象。笔者整理了近代汉语中疑问代词“多少”复用的主要格式，如“V1＋多少＋V2＋多少”、“多少＋N1＋多少＋N2”、“N1＋多少＋N2＋多少”。现代汉语中“多少”的复用在已有格式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产生了新的格式，如“多少＋多少”、“多少＋N＋多少＋量词”、“多少＋量词＋（N1）＋多少＋量词＋（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