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基础设施对协同发展的影响研究

依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联系,有利于引领区域协同发展。论文以2009～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34个区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协同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并利用空间地统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基础设施与协同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以及空间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协同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前期增长较快,后期发展有所滞缓。其中,经济协同子系统发展水平最高,依次为生态、社会、市场。(2)协同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核心放射状分布,而交通基础设施则显示出多中心演变趋势,但两者时间上的增长态势具有一定重合性。(3)交通基础设施对协同发展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影响效应,对周边城市也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空间效应与中国城市群发展机制探究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已然成为参与区域竞争与合作的重要载体,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的路径探究就成为核心问题.而空间经济学中所阐述的空间效应可以成为解释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机制.在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主要表现为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空间外部性与局部地理溢出,而城市群间则表现为全局地理溢出.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效率评价及空间格局研究CSSCI

本文借助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2009—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云模型、热点分析、趋同检验和GWR回归等方法,评价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效率,探究空间格局和驱动机理。结果表明:(1)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先后经历“震荡期”和“提升期”;(2)城市发展效率存在“马太效应”,具有明显的高低分区,但整体提升明显,同时出现热点聚集和冷点四周分散的分布格局;(3)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效率的驱动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资源禀赋地区随着资源红利消失对城市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群2000—2012年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城市空间结构高级形态——城市群的框架内,基于 2000—2012 年市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溢出或极化效应,结果发现:(1)针对十大城市群 136 个城市的分析证实,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2)针对不同城市群的分类分析发现,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影响会出现 U形关系,如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北京的发展在 2007 年之前抑制了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而 2007 年之后转为正向溢出效应;(3)城市群内部结构的异质性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山东半岛城市群济南、青岛的双中心结构对外围城市的共同影响较单个城市更为显著。此外,研究结果还证实以受教育水平衡量的人力资本对以熟练劳动力为主的低端制造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较低,政府规模对市场投资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

结合长江中游城市群2001-2014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综合指数、莫兰指数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测度并分析其空间格局,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程度表现出空间异质性特征;产业结构升级对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影响是正的溢出效应;但对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而言,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之间存在要素竞争.     

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人口迁移能够影响区域人口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探究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有助于促进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进程。本文基于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指数正在逐年上升,但地区发展存在异质性和不均衡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发展较慢的格局;(2)人口迁移存在较强的不平衡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整体呈现中部、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趋势;(3)人口迁移不仅能够驱动本地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还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人口迁移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因此应重视人口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人口迁移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     

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为了从外部性角度说明目前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在地域上存在的问题，为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向提供理论帮助，基于陕西省2009~2017年间各市相关数据，在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基础上，加入空间要素，构建生产函数和空间权重矩阵，通过自相关检验（莫兰指数）、LM检验和 Hausman检验，选取合适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溢出情况进行研究。研究认为，2009~2017年间陕西省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显著）整体为负，但依然存在正溢出的局部地区，即以西安为首的经济聚集区（西安、宝鸡、咸阳）和榆林、延安联合的陕北经济聚集区，资源过于集中和两个高地之间缺乏互联互通是整体呈现负溢出的重要原因。在地域分配的量和质上应充分考虑交通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西安，在两个经济高地之间打通一条经济要道，并重点扶持相对落后又有发展前景的城市可促使陕西经济发展由总体集聚向总体扩散转变。     

城市群发展对建设用地价格扭曲的影响

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ethod,PSM-DID）,将城市群看作一项准自然实验,考察了城市群发展对建设用地价格扭曲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显著缓解了建设用地价格扭曲程度,且这一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同时,这种缓解效应还具有时滞性及空间衰减性。（2）城市群对核心城市、东部城市建设用地价格扭曲的缓解效应更大。因此,在经济新常态发展背景下,推动城市群建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缓解建设用地价格扭曲进而提振经济的一个有效途径。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分析——以旅游产业为例

选取我国主要旅游城市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以客运成本为纽带建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集聚的计量经济模型,以此来检验空间经济学中运输成本和产业集聚之间的变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产业集聚变动及空间溢出效应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且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在我国现阶段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以高铁建设为代表的质量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更加明显。基于此,建议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着力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加强高速铁路建设,进一步降低我国综合运输成本,减少产业集聚阻力;提升运输服务质量,加快我国交通现代化发展进程,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基于交通经济带视角的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路径

交通经济带是一种依托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的带状经济区域,它是融合了人口、产业、城镇、物流、信息的空间地域综合体。通过对京津冀区域发展现状分析,结合交通经济带发展机理,指出随着交通一体化和区域规划的进一步完善,建设交通经济带是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依托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与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加快构筑京津、京石(京广)、京秦(京沈)、京衡(京九)、石(家庄)衡(水)沧(州)等城镇发展轴,培育沿海经济产业带,建立起以北京、天津国家中心城市,石家庄、唐山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其它中心城市为支撑的发展格局,形成若干条交通经济带,使其发展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的助推器和有效载体。     

空间视角下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驱动效应研究

以中国12个城市群(圈)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森林算法及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驱动效应。研究表明：时间维度上，2013—2019年我国12个城市群(圈)区域一体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水平均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且在空间维度上表现出自东向西走向的“递减式”空间演化规律；整体而言，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直接影响及溢出效应。分区域而言，区域一体化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直接作用，呈现出自东向西愈来愈强的现实特征，但其空间溢出效应仅在东部凸显。为此，在推动城市土地高效利用的过程中，既要深入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来加快土地利用模式转型，又要注重区域之间的空间溢出，探寻区域一体化驱动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差异性路径。     

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使用1995—2015年中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基础上加入时间因素,构建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使用经济距离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1）两因素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中均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时间累积效应。前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空间溢出,后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负空间负溢出;（2）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同时受地理距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3）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速度提升的影响不显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影响中国OFDI流入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OFDI)产生直接影响。使用UC模型测算东道国的交通、能源、通信和综合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构建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来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整体上存在基础设施偏好,说明了“设施联通”对拉动投资的基础作用;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相邻国家综合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都能够通过扩散效应拉动中国OFDI流入东道国,突出了国家间“政策沟通”的必要性;基础设施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不同。最后,分别从企业、东道国和中国政府角度出发,对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和促进中国OFDI提出建议。     

旅游吸引力与交通可达性的相互影响及空间溢出

利用2008-2019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数据,文章通过引入空间权重矩阵,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对旅游吸引力与交通可达性之间的内生双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分区(东、中、西部)层面,区域内的旅游吸引力与交通可达性存在双向促进关系.在全国层面及西部地区,旅游吸引力与交通可达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交互抑制影响,即邻近区域的交通可达性(旅游吸引力)提高促进本地交通可达性(旅游吸引力)增长,却抑制本地旅游吸引力(交通可达性)增长.     

空间交互视角下的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升级研究

长三角城市群16个城市2006-2014年的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的空间交互效应结果显示:城市群产业升级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周边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对带动城市自身产业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产业升级效应随着空间经济距离的增大而减小,城市的空间演化与产业升级过程表现出复杂的交互成长关系,建议按照空间价值链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引导产业升级。     

中国的地区和城乡经济发展差异——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来看

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为代表的政府公共支出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建设投资以其对总需求的直接效应,对私人部门经济生产成本降低的间接效应,以及以其道路网络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而我国交通基础建设的供给,在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质量上。这种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上的差异加剧了我国地区和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要改善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还应该从如何发展落后和贫困地区的道路基础设施入手。     

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集聚影响研究

高铁建设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史上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对区域要素流动、经济活动开展和产业空间格局构建影响深远。深入考察高铁开通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对合理规划高铁建设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文章探讨了高铁开通引致第三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机制；立足高铁的时空效应，重点考察劳动力流动引致的知识溢出等效应对第三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通过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采用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集聚的影响；不仅以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判断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还以间接效应衡量空间溢出效应的程度。考虑长江经济带高铁网络布局不平衡、经济发展存在差距、资源禀赋不同的城市高铁开通后引起的效应可能有所区别，分区域及细分行业研究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集聚影响的异质性；并进一步从劳动力转移视角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高铁开通不仅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第三产业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亦明显促进了相邻城市的产业集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东部城市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的正向作用高于中部城市，对西部城...     

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化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新时期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质量显著提升,多层次城镇交通网络建设加速,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逐渐完善.这些变化将对我国城市化质量和空间格局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包括有效促进人口向城市聚集、引导城市空间拓展、带动沿线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促进城市群城镇体系职能分工与协作、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化质量提升等.未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要强化城镇密集地区的交通联系,提高城镇体系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整体能力;二要科学理性地规划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在满足城市扩张产生公共服务需求的同时,避免投资过度和浪费;三要充分发挥公共交通集约高效、节能环保的优势,将公共交通建设作为城市公共政策实施的重点领域.     

中国的地区和城乡经济发展差异——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来看

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为代表的政府公共支出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建设投资以其对总需求的直接效应，对私人部门经济生产成本降低的间接效应，以及以其道路网络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而我国交通基础建设的供给，在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质量上。这种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上的差异加剧了我国地区和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要改善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还应该从如何发展落后和贫困地区的道路基础设施入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京津冀城市群规模结构的时空演变分析

运用首位度指数、位序—规模法则及分形等理论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京津冀城市群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变动和空间结构演变进行了分析,找出了目前该城市群规模结构存在的问题:(1)城市群中北京和天津两市的人口过于集中,而其他等级城市的人口规模偏小,导致该区域人口规模的结构呈现"倒金字塔"型;(2)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城市发展速度过快,而小城市过慢,以至小城市的作用无法凸显;(3)该区域的城镇结构体系不够合理,各城市的功能不够协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