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失独家庭社会政策建构

失独家庭作为特殊弱势群体,遭遇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社会交往等困境。福利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政策理论范式,它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应由国家、市场、社区和民间社会共同合作提供。本文运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尝试建构了失独家庭保障政策。我们认为应将国家作为主导责任主体,市场作为有效的补充,重视家庭和社区的福利供给功能、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优势。     

“和谐社会”处境下和谐家庭建设与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

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的社会单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结构功能与地位角色发生重大结构转变,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为当前的问题家庭。笔者参考发达国家家庭福利制度模式,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指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原则和制度化途径,提出家庭福利体系建设战略构想与若干政策建议。     

美国福利改革的家庭化趋势及其启示

家庭是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多元混合福利体制下的重要主体。面对家庭结构变迁和单亲家庭的贫困问题,美国政府将婚姻家庭问题提上政策议程,积极推动家庭化的社会福利改革,在国家干预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上,从替代或补救走向支持与强化家庭功能。这一变革在完善立法、财政拨款和组织支持的基础上,通过实施禁欲教育、预防青少年怀孕、婚姻促进与负责父亲等项目,来促进婚姻健康、维护家庭健全,以使家庭成为福利的重要来源。它调整了政府与家庭之间的福利责任,主张积极福利,强调家庭功能与责任。面对当前中国家庭的脆弱化、碎片化和个体化趋势,这一家庭化的福利改革趋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社会政策转向与中国家庭政策选择

家庭变迁和家庭问题的大量出现引起了社会政策的关注。社会政策经历了从注重在家庭之外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以弥补家庭功能,到投资人力资本、支持家庭、建立发展型家庭政策以增强家庭功能的转变。发展型家庭政策以预防家庭问题产生、帮助家庭行使责任,投资家庭、巩固家庭固有能力或"优势"为特征。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自然要以和谐家庭建设为基石,和谐家庭建设需要家庭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应该摒弃视社会政策为被动应急、缺陷修补的做法,而应发挥其预防与发展功能,强化社会政策的"家庭视角",制定和完善家庭政策。     

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1990年代以来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西方福利国家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更重视对家庭的支持 ,从而在社会政策中注入了发展的成分。这一政策趋向给我们的启示是 :(1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 ,社会政策不只是社会稳定的工具 ,其更重要的作用是保证和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 ;(2 )社会政策不能局限于缺陷修补 ,而要以支持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 ;(3 )社会政策只有建立在家庭功能及其需要之上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帮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策赋予了家庭重要的社会保护责任 ,但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 ,这是需要我们检讨的。     

英国家庭政策的历史发展及类型学分析

在回顾英国家庭政策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整合两个不同的框架来梳理研究材料,呈现出英国家庭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一是以时间线为主轴,描述了英国家庭政策的历史发展。17世纪初到19世纪末,英国传统的社会救助政策历经旧济贫法到新济贫法的发展,而家庭政策的雏形也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来。而在进入20世纪后,英国家庭政策稳步发展,其间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思想、撒切尔政府的保守主义经济学以及新工党政府的"第三条道路"主张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出鲜明的发展方向。二是通过类型学的方式,对当前学界主流的研究理论进行整合,阐述不同学者在英国家庭政策研究上的理论洞见。如Esping-Anderson(1999)的福利体制理论框架,认为英国的家庭政策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Gauthier(1996;2002)则借鉴福利体制理论,提出了家庭政策模式与家庭政策体系理论,并指出英国不干预式的家庭政策对于家庭的支持有限。而Lewis(1992)则是从性别视角出发,批判以往对于英国家庭政策的研究忽视女性的贡献与作用,认为家庭政策研究需要引入对性别分工的关注,从而完善Esping-Anderson的福利体制理论框架。最后,建基于英国家庭政策的历史发展经验和类型学的理论分析,对我国家庭政策的未来发展与建构提出几点启示。     

基于唐朝给侍制度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思考

家庭养老特别是家庭对老年人生活照料的功能值得高度关注.唐朝给特定老年人配备年轻人以照料其生活的给侍制度,有政治目的鲜明、保障范围广泛、责任主体明确等特点.从社会政策视角观照,它是唐朝政府对家庭养老提供政策支持的制度设计,是中国古代社会政策实践的典范,是政府对家庭福利的积极干预,是中国古代的发展型家庭政策.立足于家庭养老,本着“弥补家庭功能的不足”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应该是当今中国养老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给侍制度对我们今天应如何给家庭养老提供政策支持仍然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

家庭在社会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政策背景,二是作为政策目标。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背景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制定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前提和基础,二是政策实施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环境和条件。为了社会政策实施顺利需要保持家庭模式稳定,于是家庭从社会政策背景发展到社会政策目标,这一逻辑清晰地揭示出家庭政策的性质。家庭政策的职能和任务不在于构建理想的家庭模式,而是促进各领域的社会政策更好地适应家庭变化,一方面减轻家庭变迁对社会政策实施的不利影响,提高社会政策的成效,另一方面使社会政策更契合变化中的家庭的特点,更好地发挥家庭功能。我国家庭政策既肩负着改造社会政策模式、促进社会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使命,也肩负着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增强家庭功能的使命。     

“人口与家庭福利”研究

人口与家庭福利是对人口工作和社会福利工作中的共同对象——人口福利与家庭福利的整合,是一个全新的福利概念。人口福利与家庭福利有其指向上的相似性,政策内容的重合性,以及实施过程的一致性。人口与家庭福利具有大福利、发展型福利及适度普惠型福利特征,包括儿童福利、妇女福利、老年人福利等内容,其供给主体多元,实施方式多样。构建以家庭为媒介,覆盖人的整个生命历程,福利主体多元,强调适度普惠的人口与家庭福利体系,对于以科学理论支撑并推动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性别正义视域下家庭政策的优化

性别正义关涉男性与女性福利、利益分配是否正当与合理的问题，家庭政策是指国家、政府或其他相关部门对家庭成员、家庭及其相关事物进行支持、干预及管理的一系列政策集合，性别正义可以作为家庭政策的价值方向。文章在性别正义视阈下展开家庭政策优化研究，阐释性别正义内涵、家庭政策概念以及性别视域下家庭政策的意蕴，呈现西方发达国家家庭政策在历史演进、性别关切、福利干预等方面的经验，进而探讨当前我国家庭政策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提出我国家庭政策优化的策略。     

新家庭主义：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伦理形态分析

在农村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不仅是被现代性力量改造的对象,而且是回应现代性压力的能动主体。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家庭功能调适的产物,体现为“虚分实合”的家庭结构。发展目标的嵌入、村庄竞争的激活和家庭风险的内化定义了现代性压力对家庭转型的路径和机制的影响,激发了功能导向的家庭伦理实践原则。不同于传统家庭主义的伦理本位,新家庭主义的伦理形态具有鲜明的功能本位色彩。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家庭政策既要引导和调动农民家庭的能动性,也应适当疏解家庭压力和维系家庭的伦理韧性。     

浅议家庭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家庭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和基础，它具有为家庭成员提供养老、医疗、福利、教育等方面的保障功能。在我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家庭的保障功能。     

家庭组织的演变和重建家庭保障制度

现代社会的家庭组织呈现出核心化的发展趋势。家庭组织的演变也促使家庭功能转变,但家庭功能的转变并不表示家庭保障功能的削弱。要重新认识家庭对社会成员的基本保障作用,重建家庭保障制度。     

家庭生命周期结构:一个理论框架和基于CHNS的实证

家庭生命周期结构的变迁直接影响到家庭决策与行为、家庭资源的获取与分配以及家庭关系的发展轨迹,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政策涵义。在当代社会中,古典家庭生命周期不再是主流形态,家庭生命周期向着时序结构多元化、关系结构简单化、功能结构缺损化的方向发展,家庭对外部资源和政策支持的需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研究将家庭生命周期解构为时序结构、关系结构和功能结构,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在形态、时序、关系和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初步探索了家庭生命周期结构变迁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其引致的政策需求。     

我国家庭建设的瓶颈分析与社会支持——基于天津市婚姻家庭问题调查

家庭建设的瓶颈是造成家庭功能不良与缺失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主流话语弱化家庭责任、大众传媒扭曲家庭角色、家庭发展能力欠缺、家庭的社会支持薄弱等。破除瓶颈的当务之急是我国政府要承担主导责任,进行家庭政策制度体系和社会支持机制的整体规划设计,强化对大众传媒的监测评估和家庭研究成果转化,建立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的专业化家庭服务和家庭危机干预机构。     

城市家庭福利需求压力和社区福利供给体系建设

单位制解体和人口老龄化使城市家庭福利需求压力剧增,家庭小型化和家庭的不稳定性则削弱了家庭的福利功能,而政府的缺位和社区的碎片化又进一步导致家庭福利供需失衡加剧。基于美国社区福利运行机制,我们认为缓解家庭福利需求压力的关键是激活社区资源,增强社区福利功能,建设社区福利供给体系。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论家庭和国家照护个体之责任

自近代实行个人独立自由以来,个体不再从属于家庭。家庭抚育模式的根基变更。家庭中,成员关系平等化、结构规模小型化、传统功能弱化及外移,加之人性弱点,致使儿童抚育和病弱伤残者照护不仅是家庭责任,更成为国家责任。基于人权保障需要,当代国家越来越深地介入家庭,为其提供扶助、资助和服务,干预严重损害个体尊严和安全的行为,必要时直接照护个体。当前,儿童抚育和老年照护责任重。个体自我利益实现与病弱者照护责任承担的冲突时有发生。国家作为个体照护的总责任人,应当完善家庭福利,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政府应设立儿童福利局,建设"社区之家",发展多层次养老护理体系,实行家庭照护补贴和放假制,引入护理保险制等。     

家庭政策中的家国责任分担研究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基石。伴随着社会发展及生产生活的社会化,家庭事务从私人领域逐步进入公共领域,家庭政策成为国家干预、管理家庭事务的主要方式。从我国家庭政策的变迁来看,目前家庭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处于附属地位,相关家庭政策对家庭的支持远远不够,家国责任分担出现问题,这导致家庭问题日益凸显。国家应将家庭视角纳入公共政策,明确国家的责任,使国家、社会、家庭合理分担家庭事务责任,使重视家庭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行动。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需要从“问题回应”型转向“家庭整合”型

当前我国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在政策启动、内容制定、政策执行主体选配等方面均以解决留守儿童相关问题为指向，属于一种“问题回应”型政策。该政策类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留守儿童的相关问题，但是其所提供的“运动型”干预难以满足留守儿童的“日常性”需求、公共性服务难以满足留守儿童的个体化需要、“能力型”培养和“公德性”教育难以满足留守儿童“儿童化”“私德性”成长需求。从真正满足留守儿童需求，并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出发，以国家福利资源为保障，以家庭成员或类家庭成员为政策执行主体，以促进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修复的“家庭整合”型政策安排是留守儿童关爱保护政策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