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组联动：简约治理视角下的村组关系模式

简约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性,而村民小组是实现乡村简约治理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比两个村庄的村组关系模式,发现“村组联动”的模式更契合乡村的简约治理目标。“村组联动”指的是村级组织负责统筹村庄工作及资源分配,村民小组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村组之间形成有效联动的一种合作机制模式。这一模式以村级统筹、小组自治、双轨治理等作为实践表征,并通过激发村民的参与意识、促进村庄内部整合、构建弹性治理机制等实现了低成本的有效治理。近年来,由于村级治理行政化、乡村社会原子化,村民自治的基础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下,“村组联动”可以是当前体制约束下的一种机制调整路径。有鉴于此,基层应通过小组重建农民与村集体的内在关联,促进村级组织与村民小组协同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基层治理中的利益网络化运作

内容：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村因要素市场化与利益集聚不断冲击着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基层治理中呈现的“内卷化”与合法性危机成为主要问题。然而农村社区治理主体所产生的变异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治理矛盾和冲突,其原因在于“富人治村”或者说灰色力量的渗透是有其村庄治理的运作策略,他们的行动策略也会构建一定的治理结构。富人和灰色力量通过利益网络化的策略进入村庄治理结构,在获得村庄治理主体位置的时候又反过来通过利益网络支配村庄治理格局。利益网络化运作是一种双向流动的过程,既是富人得以维持其地位的支撑结构,同时也是他们得以支配村庄的工具。     

改革开放40年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村治实践

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可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和村庄治理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村庄治理模式变迁理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逻辑上沿着村庄管制、村庄一元自治、村庄多元自治和村庄自治多元协同路径推进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可具体化为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了由一元村庄治理模式向多元村庄治理模式转变;二是实现了村庄治理模式一元化向村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转变。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实践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理论探索提供了经验支撑。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机会、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

伴随社会组织政策的变迁和制度环境的完善,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公共决策参与和多元治理主体关系协调等方面参与机会和空间得以拓展,不断体现出治理的主体地位。但是,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还存在诸多困境。立足于制度环境剖析这一困境,可以明显看出社会组织因组织独立性和自治性不强、组织合作受限,严重制约其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基于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提升社会组织自主性,增强社会组织自治能力和组织协同能力。     

“村组分治”:事务分类下的单元分治——基于治理有效的视角

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治理有效对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村级组织是否能够有效协调和处理多重治理任务关乎基层治理成效。其中,分类式治理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和实践路径。以治理任务为导向而调整治理单元是分类式治理的核心逻辑,其价值理念是一种有效性机制的理性表达,符合当前治理有效对基层治理成效的进一步要求。基层村级组织将多重治理事务细化分类,并将其分配到建制村和村民小组两个不同的治理单元,形成单元分化下的“村组分治”。在“村组分治”的治理过程中,围绕着事务类型,建制村和村民小组单元形成一定的架构分层、职能分设、手段分疏、主体分途的分治格局。实践表明,分类式治理有效促进了村庄行政任务和自治事务的平衡,进而实现治理效率和治理效能的协调。同时,以“村组分治”为主导的分类式治理将重塑村庄治理任务的边界,形成一种新的协调统筹的治理方式。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数据治理:概念体系、现实困境、优化路径

运用数据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内涵上,数据治理具有社会/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定和公约性质,是社会/国家治理的具象和分析。外延上,数据治理是由目标、关系、机制、规则、行为、技术等构成要素形成的整体性的有机体系。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数据治理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暴露出了在主体（关系）、机制、规范、技术等方面的现实困境。要破解数据治理困境,应优化四条路径:价值层面,数据为本转向人民为本;关系层面,科层管制转向平等共治;机制层面,唯结果论转向重程序化;规范层面,任性人治转向理性法治。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内生路径研究：基于村庄传统文化整合视角

面对日益被污染的农村,诸多污染治理措施显得力量单薄且系统性弱。以皖南村庄环境污染治理为例,通过持续跟踪研究,对比污染治理前后的境况,以期找到污染治理的内在逻辑和治理系统。在政府引导性理念发展乡村经济的过程中,环境污染治理产生外在应变系统,但不具有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理念与外在应变系统间的稳固链接,需要激活内在支撑系统和互联互通系统这两大结构黑箱,同时,村庄的宗祠、宗族、民俗与村落文化等传统文化力量在内在支撑系统、互联互通系统和外在应变系统中起着枢纽性功能,如此一来,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便成了村民集体性事务,村民形成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经过传统文化渗入、链接、激活和激发,确立了村庄环境污染有效治理的内生路径。     

协商治理:农村自治转型之路

协商治理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好治理效果的治理方式。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多元化的利益偏好冲突很难整合,农村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搭建利益整合平台是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充分利用协商机制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协商治理呈现治理单元微小化、治理内容细碎化、治理手段灵活化等特点。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协商治理有自身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以促进协商治理在农村生根发芽。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派性政治与村庄治理——以华北地区L村的选举事件为例

派性政治由于村庄选举及村庄治理过程中的各个程序而存在,村庄治理为派性政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派性政治的发生提供了场景,因此,在有派性的村庄中,村庄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派性,不同派系的力量能否在村庄权力组织中达成一致进而构造一种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村庄政治的稳定。     

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凋敝治理

在“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村庄凋敝治理”理论框架下,根据浙江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354个创业农民样本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的关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创业活动能促进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改善,并作用于村庄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进而有效缓解村庄凋敝状况。因此,鼓励农民创业应该成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

驻村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和政府采取精英下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以改善村庄治理现状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嵌入乡村治理,驻村干部作为行政嵌入型治理力量构成国家重塑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与乡村自治型的村两委形成分别代表国家正式权力和基层自治力量的“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作为对当前中国极具特色的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总结,“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使运行于外力轨道的驻村干部和内力轨道的村两委在村治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共同形塑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培育、争资跑项、文化建设、调解纠纷等实践样态,其生成机理与组织结构嵌套、产业资源竞合、文化价值建构、角色主体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新村级债务”：形成机制与社会后果

不同于税费时期的“老村级债务”,“新村级债务”是在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公共财政资源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向农村输送的背景下产生的村级债务,项目制是新村级债务产生的基础。新村级债务具有普遍性、差异性、私人性、隐蔽性等特点。村庄发展导向、村干部经营项目是村级债务产生的内在原因,项目的资金配套制度和地方政府的自利逻辑是村级债务形成的外因。新村级债务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造成了村级权力固化、村庄主体性丧失、乡村关系扭曲以及村庄间分化加剧等严重后果。随着新村级债务的不断膨胀,容易造成新的债务危机,应当高度警惕。     

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村庄治理视角

通过建立完全信息无限次重复博弈民间借贷模型,基于村庄治理理论,研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稳定运行的内在原因,认为正是村庄治理的两大作用:信息形成和违约惩罚,抑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维持并促进民间借贷的稳定发展。因此,认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传统农村民间借贷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借贷形式。     

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将敏捷治理思维和方法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之中,提供了弹性再造治理空间、灵活设置治理机制、协同参与治理流程的经验样本,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的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运作呈现出三种实践取向：一是智治主义取向,指涉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搭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打造完善的信息基础架构和治理模块,变革治理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形塑“整体智治”的治理形态;二是简约主义取向,指涉增强乡村治权和主体性,赋予村级组织必要的治理权力和资源,发挥社会内生性力量的自治功能;三是人本主义取向,指涉依循“以民众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使民众成为参与治理流程和评判治理绩效的主体,将民众需求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决策依据和运行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