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对未来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文章在定量测度中国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模式的基础上,模拟分析未来人口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量化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的贡献率.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模式总体上呈现出比较显著的年龄特征,且各年龄段不同消费类别的城乡差异明显.假设城乡居民年龄别消费结构保持不变,2010 ～2050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居民消费在总量层面上影响不大;在消费结构层面对不同消费类别的影响差异明显,其中对医疗保健类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人口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消费规模的扩张.在人口变动、经济增长的不同模拟情景下,人口规模对未来中国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均远小于人口结构的影响,且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具有相对稳定性.     

中国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基于CHARLS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我国快速老龄化和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结合老年人储蓄偏好和消费特点,构建家庭消费计量分析模型,文章利用CHARLS2011、2013、2015年微观跟踪调查数据,采用工具变量—随机效应模型划分年龄层次和消费类别逐级估计,重点考察老年人储蓄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老年人储蓄水平越高,对家庭消费的促进能力就越强;分城乡来看,农村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更大;按年龄组别来看,中、低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显著,高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按消费类别看,老年人储蓄偏重于家庭基本生活、教育文化、健康等刚性消费支出,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储蓄对不同消费类别影响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日常支出、医疗保健和耐用消费品等方面。此外,研究还发现,老年人拥有房产对家庭消费具有非常明显的提振作用,家庭收入和老年人借贷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显著。     

高龄老人健康长寿问题的社会人口学研究

本文采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高龄老人的健康长寿问题.从高龄老人的年龄、性别、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这四个重要变量入手,探讨与评价这些变量与高龄老人健康长寿之间的关系.     

我国老年消费数量的人群差异研究——以2011年CHARLS全国基线调查数据为例

老年消费数量具有人群差异,仅仅将老年人口视为消费行为节俭、习惯保守、需求低下的消费人群不利于全面认识我国老年消费问题。我国老年消费数量的分人群测算研究表明:90岁(左右)是老年消费数量差异的分水岭;高低收入老人的消费差距显著小于两者的收入差距;农村老人的消费数量仅在高龄阶段与城市老人相接近;无同住老伴的老人拥有更高的人均消费;老年男女的人均消费数量差异为所有类别中最小。老年人口中超高龄、低收入、农村、无同住老伴和女性属老年弱势群体,这一群体在消费方面的弱势突出表现为超高龄阶段的消费数量较之前有大幅提高,其防止消费数量剧烈波动的能力较弱。研究指出,对超高龄的突出弱势、缓解方式以及高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应有全面认识,对老年弱势群体的扶持应采取收入导向和需求导向并举的方式。     

高龄老人的自评完好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应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纵向调查数据考察高龄老人的自评完好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高龄老人自评完好的总体水平较高,80岁组老人的积极的自评要高于90岁和100岁组老人,消极的自评低于90岁和100岁组老人,但各年龄组之间的均值水平差异不大。多元回归模型的研究显示,控制其他影响变量后,年龄对积极的自评有显著影响,对消极的自评没有显著的影响;认知能力、日常活动的参与程度、生理功能以及自评健康都是影响自评完好的关键变量。相比而言,女性和农村高龄老人的消极的自评程度高。     

高龄老人自评健康与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

文章运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追踪研究1998-2002年的数据,将自评健康作为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对年龄范围在80-105岁的高龄老人考察自评健康与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基期社会人口特征、日常活动的参与程度、生理功能以及患慢性病数量后,自评健康显著预测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日常活动的参与程度和生理功能只解释了它部分的预测作用。进一步的分性别分析表明,自评健康与死亡风险的关系在性别间差异非常小。     

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文章使用1998-2000年中国高龄老年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数据,应用Cox风险回归方法分析中国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社会经济差异。结果显示,死亡风险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女性死亡风险低于男性。出生于农村者死亡率高于出生于城镇者;丧偶者死亡风险高于已婚者;少数民族死亡风险低于汉族;有较多兄弟姐妹者死亡风险低于兄弟姐妹数量较少者。60岁以前主要职业是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     

高龄老人健康自我评价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通过对三次高龄老人调查数据分析,描述了高龄老人健康自评及其变化,初步分析了部分人口、社会、健康变量对高龄老人健康自评的影响。研究结论是:高龄老人的健康自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变化与实际健康状况的变化呈现出较大的一致性;老年人健康自我评价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并不是完全主观的判断。高龄老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对健康自评有影响,但不如健康相关变量那么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健康自我评价下降。     

中国高龄老人居住方式的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揭示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的影响因素,本文利用1998年的全国高龄老人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性别、年龄、城乡等因素对居住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多数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是年龄、居住地(城镇或农村)、婚姻状况、经济独立程度、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性别与经济独立程度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并得出结论认为,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经济保障(或来源)在高龄老人对居住方式的考虑中占有首要的地位.     

健康期望寿命估算方法的拓展及其在中国高龄老人研究中的应用

文章运用一种新的估算方法估算了纠正偏差后的中国高龄老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完好和失能期望寿命(可称为健康与非健康期望寿命),首次对发展中国家高龄老人分年龄、性别与分生活自理能力的死亡率和健康的多状态转移概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健康与非健康期望寿命和起点年龄的生活自理能力状态有很大关系。将临终前生活自理能力和卧床不起天数数据相结合,文章还分析了高龄老人临终前痛苦程度在性别和年龄上的差异,并根据中国高龄老人的研究结果讨论评估了在人口老化进程中,老年残障期大扩展、相对减缩与保持均衡的三种理论假说。     

高龄老人个人社会经济特征与生活自理能力动态变化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1998、2000和2002年三期数据,在考虑死亡老人临终前生活自理能力变化下,剖析了中国高龄老人年龄、性别、城乡居住地、民族、社会经济地位、婚姻和居住安排等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因素对生活自理能力动态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城乡、民族和居住安排对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动态变化的影响作用明显。研究结果还表明,不考虑死亡老人临终前生活自理能力变化的传统方法高估了年龄、性别、民族和居住安排因素对生活自理能力动态变化的影响作用。     

子女数对农村高龄老人养老及生活状况的影响

文章根据2000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调查数据,利用交互表和Logisdc回归方法,检验分性别子女数对农村高龄老人的户居方式、经济来源、生活照料以及生活健康自评方面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其他社会经济变量条件下,存活儿子数和存活女儿数在户居方式、生活照料、经济来源方面均有统计显著性,女儿数对老人生活自评状况影响显著,儿子数并不显著,而对于老人健康自评方面的影响,存活女儿数和存活儿子数均无统计显著性,只有年龄变量对老人健康自评影响显著。     

中国高龄老人养老与生活状况的影响因素--对子女数量和性别作用的检验

本文利用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对高龄老人养老方式及生活、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特别是检验了子女数量和性别在养老和生活状况中的作用。调查除了反映出社会经济差异的一般模式外,我们通过回归分析证实高龄老人存活子女数量和性别的显著影响。最重要的发现是,高龄老人在户居方式和经济供养上主要依赖儿子,但在生活照料上女儿也有显著影响。有女儿的高龄老人往往对生活和健康状况的评价更为满意。     

中国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纵向动态研究

利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跟踪调查"1998年、2000年、2002年的跟踪数据分析中国高龄老人ADL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个体增长模型结果显示,高龄老人ADL状况随年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ADL个体差异十分显著。个体之间的差异解释了ADL总差异的31.13%。经历三次追踪调查的高龄老人ADL均值较高,状况较好,下降速度较慢;基期具有3-4项残障的高龄老人,未来ADL下降最为迅速;基期ADL水平高的高龄老人,ADL下降较慢。从ADL的个体影响因素来看,对于基期ADL水平影响最大的变量是"年龄"、"疾病状况"以及"居住安排"等,而对观测期ADL变动速度影响最大的变量是"年龄"以及"过去是否经常从事体力劳动"等。     

高龄老人牙列完整与缺牙状况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项目提供的数据,分析了高龄老人牙列完整状况。结果发现,中国高龄老人牙齿完整的状况并不理想。在80-105岁老年人中已有31％的人完全没有牙齿;牙齿存活的个数随年龄的增加在减少;人们戴义齿的比例只有27％;女性老人的牙齿完整状况比男性老人要差。     

社会支持对我国高龄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Cox模型分析

文章运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纵向数据（1998～2005年）,对年龄范围在80～105岁的高龄老人进行考察,并基于Cox模型对社会支持于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对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支持的影响机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我国的现实意义来看,社会支持对健康的影响是针对不健康的人群起到了缓冲作用,社会支持和健康变量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另外,社会支持中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对改善我国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效果。     

中国高龄老人长期护理问题的思考

文章在预测21世纪中国高龄老人数量及分性别年龄结构变动趋势的基础上,按照"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课题组进行追踪调查所取得的高龄老人分性别与5岁一组的需帮助比例,推算出2050年中国高龄老人中最基本生活需长期护理的人数将比2000年增长7.5倍以上,在2100年将比2000年增长9.8倍以上。提出切实抓好预防与康复、尽快建立40岁以上人口定期健康检查制度、搞好民政福利服务与为卫生保健服务的资源整合、在2010年后调整现行生育政策、逐渐加大养老机构收养生活严重不能自理老人的床位比例等对策建议。     

1992~2002年中国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变化研究

基于1992年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和2002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第三期调查,本文对中国老年人1992~2002年生活自理能力的变化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1992~2002年十年间中国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失能率平均年下降l%。其平均年下降率具有如下特点:高龄老人高于中低龄老人;城镇老人高于农村老人;男性老人高于女性老人;非文盲老人高于文盲老人;有配偶老人高于无配偶老人。     

异质性、家庭支持与中国高龄老人的死亡率:虚弱度模型的应用

本文通过虚弱度模型展示了中国高龄老人死亡率模式中的个体异质性,女性内部异质性远大于男性。在控制未观测异质性后,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高龄老人的基准死亡率呈现交叉效应;配偶对男性高龄老人的存活存在显著的保护作用,已婚有偶的男性高龄老人死亡风险较之无偶的低22%(=1-e-0.253);除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外,子女对烟酒嗜好等不健康生活方式的监督,对男性高龄老人的存活也可能存在不可替代的保护作用。女性高龄老人在社会支持网络依赖、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生活方式上迥异于男性,使得配偶和子女以上支持作用并不显著。     

中国高龄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研究

本文从《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集 (1998)》所提供的资料中筛选出有关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日常生活功能和社会完好性等四个方面的评价指标 ,将这些指标的加权值进行量化处理。发现中国高龄老年人口总体生活质量的平均等级分最高 ,生理健康的平均等级分最低 ,心理健康与日常生活功能的平均等级分居中。同时 ,还发现中国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平均等级分高于女性高龄老人 ;80— 90岁组生活质量的平均等级分高于 90— 99级老人 ,更高于 10 0— 10 5岁级老人 ;城镇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平均等级分高于农村高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