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

社会信任是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其对企业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那么，社会信任对企业的现金股利分配有什么影响？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地区的社会信任越低，企业越不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越高，越会弱化社会信任与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低会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和盈余管理程度，从而会使企业不倾向于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为此，要继续推进正式制度建设，遏制上市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要全面推动诚信社会建设，提升社会信任水平，降低经济个体间的交易成本与交易风险。此外，企业要主动增加信息披露，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低股利”和“零股利”现象。     

儒家传统文化与公司违规行为*——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按照“文化-行为”的逻辑，探讨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儒家传统文化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本文以2007—2014年沪深两市的中国家族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儒家传统文化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以及其与正式制度（法律）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力越强，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越低；并且在儒家传统文化与正式制度（法律）两者交互叠加作用时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更低。     

革命历史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践的影响已被广泛认知,但鲜有研究从地区革命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基于各地级市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的数据对革命历史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地区革命记忆越深刻,其社会责任履行越好;革命历史的作用与正式制度存在替代关系,并通过改善社会信任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推动作用;革命历史与高管受教育水平、海外背景和平均任职年限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存在替代性;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更多地是基于经济动机的寻租行为.上述结论在进行关键指标替换和安慰剂检验后依然保持稳健.本文揭示了中国情境下特殊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行为的促进作用,并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可能动机进行了新的探索.     

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官员会追求“慈善”吗?

文章以2003-2011年A股市场上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影响在不同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1)官员因任期考核会追求社会慈善类的“形象工程”,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捐赠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2)正式制度越完善(以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来度量)、非正式制度越发达(以宗教氛围来度量),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越弱;(3)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在“和谐社会”提出前后存在显著差异,也因GDP政绩、官员来源和企业政治层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从官员任期角度探讨了地方国企的慈善捐赠行为,并拓展和丰富了官员“晋升锦标赛”和政府“掠夺之手”的相关研究.     

儒家文化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虽然已经有诸多文献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鲜有文献直接考察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儒家文化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企业越不可能进行过度投资,儒家文化能够起到道德约束的作用并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性质对儒家文化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儒家文化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弱,国有企业的政治身份减弱了儒家文化在决策中的作用.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表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独立董事政治关联会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吗?

独立董事在执业过程中具有"天然"的风险规避效应,而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关注不足.文章选择转轨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关联为切入点,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独立董事政治关联是否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具有政治关联的独立董事人数较多时,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较高.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口特征对上述关系具有明显的调节效应,表现为学历越高、女性占比越多,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越小,但年龄不存在显著影响.此外,企业风险承担在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影响经营业绩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文章将政治关联和人口特征纳入了独立董事如何履职的分析框架中,增进了关于中国情境下独立董事功能发挥问题的理解.     

试析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关系——以义利观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

制度是人为设计,构造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它由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共同构成。其中非正式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行为的发生存在着重要的影响。文章就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这种非正式制度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探求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试析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关系--以义利观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

制度是人为设计,构造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它由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共同构成。其中非正式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行为的发生存在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就中国传统的义利观这种非正式制度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为例,探求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重商文化、腐败与企业创新投资

目前,关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研究较少。检验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地区腐败在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弱地区的上市公司,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创新投入水平更高,且这一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受腐败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影响,重商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更显著。     

重商文化、腐败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目前,关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研究较少。检验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地区腐败在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弱地区的上市公司,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创新投入水平更高,且这一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受腐败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影响,重商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更显著。     

政府控制、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

在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政府干预对企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财务重述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不同层级的政府干预和地区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相比,政府控制的公司尤其是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更高,而公司所处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具体来说,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越快、政府干预越少、法治水平越高,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低。本文为理解转型经济中政府在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中的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拓展了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提供了改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有效路径。     

地区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结构的影响研究——来自CGSS和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是企业的核心治理结构安排,对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和行为有重要影响.本文使用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社会信任数据和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地区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股权结构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地区外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有负向影响,地区内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有正向影响,说明内群体社会信任程度高和外群体社会信任程度低的社会信任格局是中国企业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重要成因;(2)地区正式制度环境与外群体社会信任可以相互替代:地区正式制度环境越好,外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的负向影响越弱;(3)企业业绩越好,地区外群体和内群体社会信任对企业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越弱.     

转型升级背景下的风险承担、制度环境与企业市场绩效

文章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企业数据,研究了制度环境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性决定因素,在企业风险水平与企业绩效关系间所起的调节机制。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转型升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市场绩效呈倒U型曲线关系;转型升级中企业的制度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与市场绩效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其中政府管理水平维度对风险承担与市场绩效关系有显著正向影响;金融服务环境维度对风险承担与市场绩效也有正向促进作用;要协调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绩效的关系,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好不同制度环境要素的功效。     

宗教、政治联系与捐赠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关注宗教因素这一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中国上市公司捐赠行为的影响。使用"Baidu"与"Google"的因特网地图,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注册地和全国重点"寺观(寺庙和道观)"的经、纬度,手工搜集了公司层面和省级层面的宗教数据。使用2004-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捐赠和宗教数据,研究发现公司捐赠的概率及捐赠的强度与宗教因素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司捐赠与宗教因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受到政治联系因素的负向调节作用,揭示了宗教与政治联系对公司捐赠行为所具有的相互替代效应。研究结论可以唤起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对宗教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视。     

制度距离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交易成败研究

本文研究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对跨国并购交易成败的影响,以及异质国际经验对制度距离影响的调节作用。通过1992—2012年我国505个上市公司跨国并购样本,实证检验了本文的假设,结果表明：第一,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能显著提升跨国并购交易的成功率。第二,一般国际经验对正式制度距离和交易成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第三,跨国并购经验对正式、非正式制度距离和交易成败存在显著负向、正向影响关系。研究认为：第一,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越大,收购方获取异质性的技术、资产等也越多,从而越可能达成交易。第二,一般国际经验能缓解正式制度距离产生的交易成本,并发挥正式制度差异的优势。第三,跨国并购经验不利于收购方应对正式制度差异的挑战,但有利于收购方处理非正式制度差异的问题。     

地区市场化进程、市场分割与公司关联交易行为

文章以我国制造类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转轨经济环境下不同地区间市场化发育水平对企业交易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与资金占用型关联交易显著不同,购销关联交易能显著提高公司绩效;产品和要素市场越不发达、市场化水平越低的地区企业购销类关联交易越多。结论证明,在市场发育不完善制度环境下,关联购销成为企业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交易方式,这支持了关联交易具有效率观的思想。文章结论对于理解转轨经济环境下企业特殊交易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成本的影响

制度成本是人类社会对于正式制度的所有资源投入。作为完整制度结构的组成部分之一,非正式制度对制度成本产生着重要影响。包括意识形态、道德宗教、文化习俗在内的各种非正式制度,主要通过对正式制度、制度实施机制以及人本身的影响等三种方式对制度成本产生作用,这种作用具有双重性质,即可能增加或者减少制度成本。要促使社会良性运行和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制度绩效,适当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十分必要的。     

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

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交易成本和商业信用模式的影响。以我国各省的信任调查数据为研究基础,本文发现地区间信任差异将导致企业的签约形式显著不同,商业信用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地区间信任度越低,该地区企业的签约成本越高,具体表现为:企业较多地采用预付账款和应付票据等成本较高的商业信用模式,且相应的销售费用和折扣支出也越多。与以往文献关注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的差异不同,本文不仅验证了转轨经济环境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同时还为"地区"与"个体"间信任的传递特征提供了经验证据,这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现阶段企业交易行为和"地区"与"个体"间的信任关系。     

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     

地区宗教传统与民营企业创始资金来源

因为新创弱性和合法性不足,民营企业创立时的资金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资金提供者之间的相互信任或情感联结。相比于成熟企业,创业企业很难获取正式制度和资本市场的支持,从而非正式的制度、文化、传统在创业企业创立和成长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第九次私营企业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考察宗教信仰与企业创始资金来源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宗教传统越浓厚,民营企业创始资金来源构成中来自创业者个人的出资比例越低,来自家族外部成员的出资比例越高;而有宗教信仰的创业者则会吸引来自家族成员的更多出资,同时其个人的出资比例会有所降低。因此,宗教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整体信任水平,创业者的宗教信仰影响着对创业者个人信任水平及其与家族的情感联结,这可以部分缓解创业企业获取创始资金时的信息和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