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党项妇女的强悍之风

强悍是党项妇女的一种特殊风气，主要表现为她们喜好复仇、尚武参战、恣行政掠、乐于参政、殉情现象等等。党项妇女的强悍之风是当时复杂的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产物；同时也体现了古代西北社会强悍勇武的特有民风。     

唐代内迁对党项社会的影响

唐代初期,党项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内迁活动.通过改变生存环境,党项一方面避开了强敌吐蕃的直接威胁,从而保存了实力;另一方面加强了和唐朝的关系,从而获得了比较优良的生产条件.迁入内地后,党项的农业经济和对外交换获得明显进步.因此,内迁是党项历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给党项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宋夏对峙与沿边蕃部

一、北宋初年的沿边蕃部宋人所称的蕃部,即为隋唐以来进入西北地区的吐蕃、党项羌等少数民族。唐朝初年,吐蕃奴隶主政权从青藏高原崛起,并极力向外扩张,北上灭掉吐谷浑,又不断攻击散居在凉、松、茂(今四川西部及甘肃东南部)地区的党项、白兰诸羌。其中大多数部落都被征服,惟有亲唐的拓跋部仍在顽强抵抗。玄宗开元年间,吐蕃势力益炽,拓跋部恐终为吐蕃所并,在唐政府的帮助下,从松州内徙到庆州(甘肃庆阳)。     

党项与吐谷浑关系探析

魏晋南北朝末期,党项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起初,党项役属于吐谷浑,党项各部在吐谷浑的控制之下,为了自身的利益,曾对中原王朝西北边地不断出兵侵扰;随着中原北周、隋和唐等王朝对吐谷浑军事打击的加强,吐谷浑对党项的控制日渐减弱;党项各部又为了自身的生存及发展,开始离弱附强,摆脱了被吐谷浑役属的地位而归附中原王朝,这在唐王朝时表现的尤为明显。     

招贴艺术

《史前一万年》讲述一位年轻猎人外出狩猎,另一个部落乘机劫掠了他的部落,并抢走了他心爱的女人。于是,年轻猎人组织了一支复仇队伍踏上追踪反击之旅,一路上不仅要与剑齿虎、猛犸象以及不知名的史前巨兽周旋,还要进行敌众我寡的部族战争……     

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复仇问题研究

复仇在中国古代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中国古代法律对复仇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由开始的许可到唐之后的禁止,但在对复仇问题的解决中,陷入了深深的“礼”与“法”的冲突中。为了协调“礼”与“法”的矛盾,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套比较可行的方法。     

西夏统治时期的河西教育

西夏又称白高大夏国,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族建立的王朝,由于位于北宋西北部,故称西夏。党项族原为羌族的一支,游牧于川西高原的山谷草甸之间,唐朝初年迫于吐蕃压迫迁徙至陕北一带,以牧畜为生。唐末时党项部落首领拓跋思恭因平乱有功获赐姓李,被封为夏国公节度夏州,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夏州政权被北宋并吞后,部落首领李继迁起兵占据银州,攻破会州（今靖远、会宁一带）,向辽称臣与     

古案说法:传统社会复仇司法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在司法方面,具有历史的特色。中国传统社会对复仇司法量刑与法律制度、情理道德、司法者个人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传统社会对复仇案件司法,反映着历史的博弈过程,因此对于复仇案件的处理反映着法律、道德的相互作用。复仇司法所反映的是道德与法律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复仇原因和司法裁断结果具有道德特色,同时复仇案件的处理反映着法律、道德之间的交互性,也就是中华司法的历史。     

传统中国的复仇与法律

中国早期经典已强调了复仇道德、政府角色、复仇合法性以及尚未成熟的仲裁形式.唐宋时期,开始在有限的法律结构中重建复仇法律.明清时期,注意“私和“与“解救“法规的严密化.复仇与长期敌对有区别.封建社会晚期,复仇仍被视为高尚而道德的行为.     

传统中国的复仇与法律(续)

中国早期经典已强调了复仇道德、政府角色、复仇合法性以及尚未成熟的仲裁形式。唐宋时期，开始在有限的法律结构中重建复仇法律。明清时期，注意“私和”与“解救”法规的严密化。复仇与长期敌对有区别。封建社会晚期，复仇仍被视为高尚而道德的行为。     

论鲁迅的复仇意识

鲁迅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复仇意识的作家。他的复仇意识根源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且显示出如下的特征:重在精神复仇而具有形而上特性;因为爱而复仇,体现立人意识;坚韧不拔的复仇意志以及讲究竞争艺术的复仇过程。鲁迅的复仇意识对于现今的人文精神构建仍具有积极意义     

简论叙事文学中的复仇母题

复仇是人类社会实践历程中盛行过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是人类诞生以来就不断发生,既英勇悲壮,又充满血腥屠戮的生命悲歌,也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恒话题。发掘和阐释复仇母题,显然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哲学意义。根据复仇主体的不同,复仇母题可归纳为＂鬼灵复仇＂、＂血亲复仇＂和＂侠义复仇＂3种叙事模式。     

“义”的另一面相:复仇的限制因素

2019年张扣扣复仇杀人案引起社会普遍关注,舆论透露出长期存在的一种复仇观念,即中国传统法律和伦理似乎对复仇持一味的宽容和支持态度。这种认识有失偏颇。事实上,不仅中国传统国家法从先秦时期就明确禁止私相仇斗,伦理中对复仇亦有丰富的限制因素。从复仇最为契合的"义"观念出发,既应看到"义"对复仇行为的肯定,也不能忽视"义"从动机、对象、手段、地域、程序、范围、决策者等多个角度对复仇的限制和界定。唯有全面认识复仇中的"义",才有利于法义并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复仇方式之比较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除写了哈姆雷特为父复仇的故事外,还写了大臣波洛涅斯之子雷欧提斯为父复仇。两种复仇方式此起彼伏,共同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文章从复仇动机、复仇过程和复仇结果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两种复仇方式的异同,并试图找出造成差异的原因,以帮助读者对当时社会背景、人物性格等有更深刻的了解。     

先秦两汉复仇风尚析

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复仇的态度不尽相同。先秦时期,复仇停留在相对自由的阶段,秦统一全国后以严刑峻法管控,一度使复仇事件近乎销声匿迹,而汉建国以来不仅承秦制,同时生活风俗方面带有先秦的烙印与痕迹,复仇在汉代也是较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因此,中国早期历史上呈现出以秦为分界两个复仇盛行的局面,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通过比较二者差异,能够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复仇习俗的来源以及对当代社会产生的借鉴警醒意义和文化精神意义。     

菲勒斯中心语境下的女性复仇悲剧——美狄亚与细侯“杀子惩夫”的悲剧内涵

将女性"杀子惩夫"放置于菲勒斯中心语境下,从复仇主体、方式和结局三维度重新解读此类复仇形态,挖掘出更为深刻的悲剧内涵。女性杀子否认"母性",张扬女性之帜的同时泯灭了人性。复仇者的自我异化颠覆了受虐者和施虐者的身份,消弭了复仇的正义性;"杀子"的复仇方式凸显了女性困境:"子"是她们与男权社会抗衡的唯一砝码;她们的复仇无法改写其对男权社会依附的宿命,这种结局零化了其复仇价值。     

“三言”作品中复仇手段的模式化倾向及其成因

“三言”是明代冯梦龙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在“三言”有关复仇主题的篇章中,作者在为复仇主体选择复仇手段时呈现出明显的模式化的倾向,即：身负血海深仇的复仇者大多选择了科举作为复仇手段,通过科举,在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后从而达到复仇的目的.这与传统的手刃仇人式的复仇手段有着很大的不同.以科举作为一种复仇手段是有着很深刻的原因和社会意义的.     

试论部落的性质和政治体制

部落是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部落是由互相通婚的几个氏族组成。其特点是：有自己的名称、地域、方言、首领、议事会、宗教和风俗等。通过对部落的概念、政治体制及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部落是一个政治体制较为完备的,且不断发展着的社会政治组织。进入阶级社会后,由于部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其残余势力将会保留相当长的时间,但已与原来的部落有很大差别。对部落的研究,有助于对我国少数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如蒙古族、藏族、裕固族和哈萨克族等的部落政治社会的进一步了解。     

康定“木雅”藏族部落历史初探

一、“木雅”部落的分布和语言 木雅(Mu Nia)一词,在《新唐书·党项传》中记为“弭药”。其书曰:“其后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属,吐蕃谓之‘弭药’”。此外,其它历史文献记为:“木雅”,“木内”,“木纳”、“密纳”、“密纳克”、“母纳山”、“弥娥”等。这些都是木雅的不同音记。     

明清小说女性以技复仇描写与社会心理

明清通俗小说中,女性复仇故事明显增多.其中以武技为主要复仇手段的女性复仇故事,更加具有反文化的意义.首先,以技复仇是对男权文化下女性观的否定,它打破了女性柔弱、女性主内的既定思维模式.以技复仇对儒家礼仪的挑战,树立了女性复仇的独立的道德意识.这类女性复仇人物遗世独立、潇洒自由,她们独立的人格追求,主要体现了道家的文化追求.其作为非主流文化的重要现象之一,冲击着儒家主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