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是影响知识创造和传播的一种重要环境因素,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采用中国27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考察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的作用比专业化集聚更突出;服务业(整体)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其中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比多样化集聚更明显,而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应积极引导企业进行合理的空间集聚,在制造业集聚中鼓励多样化集聚,并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同集聚,以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空间溢出视角下长江经济带服务业集聚与消费结构升级——基于非对称矩阵的实证分析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将有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基于2005—2018年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市数据,从空间溢出视角,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研究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消费结构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而服务业多样化集聚空间相关性不显著;从长江经济带整体看,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本地区消费结构均表现为短期抑制、长期促进作用。从上中下游看,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着地区异质性。本文提出加强需求侧管理、塑造新型消费体系,深化供给侧改革、优化服务业供给结构,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激活新内需潜力等对策建议。     

黄河流域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逐渐成为城市经济的常见现象,这对提升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2005—2020年黄河流域10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文章分别从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的效应比较、作用路径以及城市类型差异三个方面,详细探究了黄河流域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1)不同模式资源型产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多样化集聚有利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专业化集聚却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2)进一步研究发现,多样化集聚通过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路径正向促进黄河流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专业化集聚则是通过效率变动正向影响该流域城市全要素生产率。(3)分城市类型探究,多样化集聚能够同时促进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专业化集聚既不利于资源型城市,也不利于非资源型城市生产率的增长。因此,文章建议黄河流域的企业应多元化发展,积极学习其他企业完备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促进资源有效结合,同时鼓励企业向关联行业延伸,拓宽产业链,支持市场良性竞争,加大科技研发规模,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发挥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动的正向作用。     

产业集聚外部性、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 ——基于中国285个城市和十大城市群的多地域尺度分析

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集聚产生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和经济联系形成城市网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可能带来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且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机制不同,因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城市可以"借用"网络内其他城市经济集聚的外部性...     

集聚类型、城市创新能力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其永续动力是创新，而产业集聚是区域创新的重要前提。产业集聚可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文章就哪种类型的集聚更能促进城市创新做了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机理分析显示：多样化集聚比专业化集聚更有利于培育与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前者产生的劳动力匹配、知识外溢和企业培训的激励效应明显大于后者，在吸引高技能劳动者以及提升现有劳动者技能和创新能力方面更胜一筹。实证研究显示，集聚类型对城市的创新效应还因城市区位和行业差异而不同，且存在一定的非线性特征。上述研究结论可为加快城市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支持。     

《西部城市化的资源配置机制研究》评介

从理论研究来看,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性效应,而城市是规模经济和外部性最为集中的空间载体体现.快速城市化和城市规模、结构在区域间布局的调整是中国未来经济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是解决城乡区域分割,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物流对城市空间结构衍化的作用及规划

城市空间结构衍化的本质是经济社会要素在地域空间上聚集与扩散的运动过程,其主要动力在于分工、专业化与集聚效应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城市空间结构衍化过程和物流对分工与集聚影响的探讨,剖析了物流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并阐述了现代城市物流的布局规划.     

我国制造业集聚变迁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29个省市区和17个制造行业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相对专业化与相对多样化集聚度进行了计算及变迁分析,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分析了产业集聚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呈现多样化与专业化集聚均衡发展的特征,而中西部地区则具有相对较高的专业化集聚水平,呈现产业结构单一化与非均衡化;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中西部地区相对滞后;相对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对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均衡的区域发展政策和提高经济组织制度绩效的政策建议。     

长江三角洲物流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2002年～2012年，长三角物流业集聚水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城市极化作用不断变大，物流集聚和扩散效应显著增强。与2002年相比，2012年消费流通水平是长三角区域物流集聚产生差异的主导因素，且影响程度在上升；对外开放程度对长三角区域物流集聚具有高度正相关，且影响幅度增加；经济发展水平对长三角区域物流集聚促进作用显著，且影响程度变大；制造业发展水平、物质资本投入和城市规模对物流集聚的影响不显著。     

要素集聚、技术进步与城市生产率——基于长三角16城市的实证研究(1978-2008)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产业集聚的空间,其成长伴随着要素利用从无序、低效逐步向有序、高效的转变.本文基于长三角16城市的统计数据,实证考察我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要素集聚、专业化及政府行为时城市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实证表明,影响城市生产率的作用力主要包括要素集聚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以及相应的专业化带来的技术进步效率等.但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国家中的城市,与政府行为相关的市场化效应与政策租效应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因此,在市场化、区域一体化水平不断上升导致"政策租"不断耗散的情况下,提升城市生产率的关键在于提高城市非政策性的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     

关于空间经济研究的若干认识

研究空间经济问题的基准是:研究经济问题要有空间观,研究空间问题要有历史观。经济地理存在毗邻效应——近朱者赤。我国标准的空间经济结构应该是多层级中心——外围结构,它由专业化的城镇经济和多样化的都市经济共同支撑。空间市场结构不存在完全竞争,空间产业组织的主体是产业集群而不是单个厂商。中心与外围存在博弈。经济最典型的空间特征是集聚,而集聚使得区域发展非均衡性是内生的。最优集聚理论兼顾公平与效率。市场机制促进集聚使效率充分,空间经济政策则作为资源空间配置的手段补偿公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现代物流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研究——基于大城市内部企业的微观选址行为分析

新发展格局对现代物流与制造业协同布局、联动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不仅要打通宏观尺度的"大动脉"也需要进一步畅通城市经济内部的"微循环".文章利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以及协同共位商等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大城市内部现代物流集聚分布态势以及物流与制造协同布局特征、机理.研究表明:新发展格局下,城市内部现代物流细分行业分布出现了新的空间分异特征,表现出"向心"布局与"离心"布局的动态调整性.物流运输企业的分布相对更加离散,货运代理等高端物流服务业更倾向于集中布局.在城市生产单元内部,物流与制造业的协同布局已经从线性的空间比邻关系向更复杂的供应链协同转型,并呈现出新的网络化格局.为了畅通城市经济循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升级,"加强对物流集聚区的分级分类分区专业化规划布局""加强物流与其它他价值链要素的协同规划布局""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多样化协同集聚模式"是城市尺度现代物流与制造业协同布局应着重考虑的三个方面.     

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与层级分工——基于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数据

按照创新驱动与成本驱动的差异,本文将文化创意产业分为文化创意服务业与文化产品制造业,在此基础上提出文化创意产业层级分工的理论假说,并通过江苏省13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创意阶层、信息化水平与文化产品制造业、文化创意服务业显著正相关;专业化生产更能促进文化创意服务业的集聚,而相关多样化更能促进文化产品制造业的集聚;政府规模仅与文化创意服务业显著正相关,而与文化产品制造业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城市人口密度仅与文化产品制造业显著负相关,而与文化创意服务业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     

区域承载力·城市化·城市发展政策

城市区域承载力城市是一个以获取集聚经济效益为目的、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学技术即集约社会生产力的空间地域系统。而城市与其周围腹地区域又是一个相百促进、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城市与区域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的开放性地域巨系统,它由城市、区域以及城市——区域联系三个子系统有机构成。在这一巨系统中,一方     

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与中国城市转型发展

城市转型是一种多元化的综合转型,而转型的总体方向应该是城市能级水平的提升和城市空间的优化.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作为一种同时具有研究开发、信息交流与社会管理等功能的综合体,正在成为城市空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带动城市现代经济体系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服务业集聚区的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创新效应正在引起城市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空间要素的优化以及城市功能的提升,从而推动实现城市的转型发展.促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着眼多样化集聚,优先促进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市的集聚;从规模导向转变为创新导向,提升服务业集聚区创新产出能力;培育领军型企业,把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引向高水平竞争与合作;加强城市制度与环境建设,为现代服务业集聚创造支撑条件;提升城市品质,促进各类服务业发展要素的集聚.     

区域物流网络化水平与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增长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基于中国西部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1—2012年的基础数据,纵向分析西部地区物流网络化总体水平趋势;基于西部各地区2010—2012年的数据,横向比较各地区之间物流网络化水平的差异。运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方法,分析西部地区区域物流网络化水平对工业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西部地区物流网络化总体水平逐年提高,但西部各地区之间物流网络化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四川地区水平最高,其次是内蒙古和陕西,西北地区的大部分省份及西藏水平较低。从边际效应来看,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和物流信息网络对西部地区工业增长影响较大,特别是公路货物运输网络影响最为明显;从弹性效应来看,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对西部地区工业增长影响较为显著,尤其以铁路网络的弹性效应最大。     

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已成为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采用2009—2017年中国28个样本省区市的相应数据,运用网络SBM-DEA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检验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样本地区高技术制造业的创新效率整体较低,且成果转化效率低于技术研发效率;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并呈东、中、西部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从总体来看,无论是在技术研发阶段还是在成果转化阶段,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均显著;这种创新效率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的技术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均显著,而中部地区仅在成果转化阶段显著,西部地区仅在技术研发阶段显著.因此,应积极引导和促进科技服务业与高技术制造业协同集聚,充分发挥其促进创新效率的作用,并通过技术交易市场化促进成果转化;同时,应结合区域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推进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别化发展.     

空间结构调整:以加快城市化进程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本文在分析中国沿海地区的浙江省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遇到的瓶颈及其产生这种情况的基本因素后发现,现阶段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的地区都是脱离中心大城市支撑的农村工业化地区或中小城市地区。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城市整合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具有内生的互动机制:首先,因城市发展而来的高端资源的集聚,能够形成诱使产业结构升级的高端需求和供给;其次,城市自身形成的多元化集聚,使得专业化分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创新产生的几率大大增加;第三、伴随着城市化而来的第三产业发展和社会资本整备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促进城市带(圈)的发展,强化优化城市环境建设、促进城市中心地区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和城市带(圈)外围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及其网络关系的形成,形成广域的产业集聚,以空间结构调整为平台,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我国现阶段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路线图。     

城市连绵区和皖江城市带发展

在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国家的区域经济实际是由若干个城市连绵区组成。皖江城市带由若干个空间距离较近的城市构成,为规划和建设城市连绵区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皖江城市带产业多集中在重化工业,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大,产业结构效益和带动就业能力尚待进一步提升。以城市连绵区为发展目标,采用相对集聚的发展策略,推动皖江地区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的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实现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为此,应推进研究和制定皖江城市带的空间发展规划,加强区域交通基础对内和对外的联接水平,提高吸引人才能力,加强跨区域协调机制建设,为皖江城市连绵区的进一步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城市零售体系空间集聚与分化研究

伴随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城市零售业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城市零售体系的空间集聚与分化趋势和业态结构的多样化与多层次性现象日益明显;新旧零售业态的激烈竞争,加剧了社会商业资源浪费和商业空间布局的结构性失衡,引发空间外部性负面效应,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问题;需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科学规划和规制来实现城市零售业空间的合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