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空间”的生命政治北大核心SSCI

福柯以“监狱”空间为典型,从权力技术的视角细致分析现代社会四处弥散的空间权力作用,即一个个“密封”的空间基于自己内部的特殊构造对人实施规训,使其按照一定的意图和方向发生变化。福柯由此提出了权力分析的重要维度,即“空间”的生命政治维度。从这一维度出发解读《资本论》可以看到,与福柯的权力技术视角不同,马克思则从物质生产的视角出发理解和把握空间的生成,并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性分析来揭示内含其中的权力运作,从而在历史的本源处揭示了现代社会“空间”的生命政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生产的过程同时内含着对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就在于,资本通过空间规划和重塑对雇佣工人的肉体生命进行控制、监督和规训,以此更加有效地控制和榨取工人的生命时间,实现资本自身的不断增殖。这种空间的权力运作和塑造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大工业发展的全过程,并且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资本论》不仅揭示了现代社会“空间”的生命政治,而且规划了人的生命空间解放的根本路径。     

空间资本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空间生产逻辑批判

从现代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到当今时代的数字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主导逻辑经历了从资本空间化到空间资本化的深刻转变。空间资本化意味着数字资本作为数字网络空间的控制力量，通过实质吸纳人的生命过程而获得全面改造和掌控社会空间的能力，空间生产由此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吸附性。从本质上说，空间资本化是由数字劳动推动的，数字劳动通过整合资本扩张的空间要求与人的发展的空间需求，消解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界限，加速空间生产的潜能向现实转化等环节来推动空间资本化的实现。空间资本化蕴含着一种超越肉体规训的生命政治范式，即数字资本通过微观场景设计，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时间，营造媒介化的意义空间来完成对人的深层精神规训。     

防范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必然性认识

西方国家以维护“资本”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为核心，聚焦转型国家多发的社会问题，以境外非政府组织“全球良心”的外衣，构建了“思想指导-外衣掩护-行动指引-价值印证”的“渗透+颠覆”链。即以“普世准则”为思想中心，以境外非政府组织为渗透载体，以“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理论为行动指引，以转型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公民社会”和政治安全领域“民主”政权的实现来印证“普世准则”。因此，防范境外非政府组织“作乱”成为必然。     

马克思“空间生产”生态批判的四重论域

马克思“空间生产”生态批判彰显着认识论的生态现象批判、社会论的资本逻辑批判、实践论的生态实践批判、价值论的伦理价值批判等四重论域。生态现象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空间生产”生态批判的着力点，让其关注空间生态形态的演变，这是从认识论上认识空间生态现象；资本逻辑批判是马克思“空间生产”生态批判的根本动因，让其详细阐述资本逻辑对空间生产的支配及造成的生态危机，这是从社会论批判空间生态危机；生态实践批判是马克思“空间生产”生态批判的理论根基，让其号召无产阶级通过空间革命来建立和谐稳定的空间生态，这是从实践论上解决空间生态困境；伦理价值批判是马克思“空间生产”生态批判的落脚点，让其要求空间生态变革成为人类解放的条件，这是从价值论上实现空间生态正义。马克思从不同维度审视了空间生态问题，对于构建社会主义空间生态有积极启示。     

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拓展——哈特、奈格里与哈维在非物质劳动问题上的思想分歧

哈特、奈格里与哈维在非物质劳动问题上的分歧，集中体现了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不同认识。哈特、奈格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是劳动的主导形式由物质劳动转向非物质劳动，生产的重心由物质商品的生产转移到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生产，转向生命政治生产；这种新的生产模式促进了共同性的发展，创造了超越资本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也孕育出当代一个“差异的、多元的、自由流动”的新主体——“诸众”。而哈维指出，非物质生产理论强调的那些变化主要是消费领域发生的转变，对公共财富的剥夺是剥夺性积累的重要手段；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都是资本为追求复合增长而做出的挣扎，随之产生的反抗斗争并非都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深入考察哈特、奈格里与哈维在非物质劳动问题上的分歧，对于揭示资本批判的当代维度、理解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资本与政治在西方纠缠的历史和逻辑

资本与政治在西方的关系十分特殊。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人阶级建立公司国家制度，开启了资本与政治相互纠缠的历史进程。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资本与政治的纠缠更加复杂。西方民族国家的聚合机制在于，资本获取的巨额财富中的一部分惠及社会民众，缓解政治对立，进而不同群体实现利益相关。经济全球化下，西方垄断资本在全球过度扩张，引发各种“极化”现象，政治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机制逐渐失效。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智能技术加持下的资本推动民主政治向操控型政治演变，加重了西方社会的分裂和政治失序。研究资本与政治在西方纠缠的历史和逻辑，对于理解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坚定走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技术拜物教批判

人工智能时代下，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作用日益彰显的同时，技术拜物教这一新的意识形式亦日渐扩散。从人本主义视角看，技术垄断下的人们一方面陷入被技术宰制和奴役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又产生技术崇拜认知状态，“人”的主体性逐渐丧失；从意识形态视角看，工具理性张扬遮蔽了价值理性，其在全社会的统治造就了资本主义社会“单向度的人”，从而维护了资本主义制度；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技术拜物教作为资本拜物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延伸演化，其实质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崇拜，拜物教表象掩盖下是资本——技术共生体的剥削本质。对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技术拜物教的批判，理论上可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批判理论时代化发展，提升马克思主义解释力；实践上可以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等技术高质量发展，赋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助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农民工、身体与社会：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

身体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知识生成系统的基础，也是社会知识系统生成的一个重要构件，身体是社会秩序运行的一个重要元素。对身体的运作逻辑和演绎逻辑的研究能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和发展出理解社会的一个新的知识系统，重新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社会事实。身体构成了“自我”环境，身体是一个展现在空间中的客体，是一个对生活世界之空间安排所有经验的基本要件，是一种空间位置系统中的实践图式。身体是呈现在别人肉身或物质世界之前的每日日常生活场域中的“社会实在”，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或实践信念。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经济范畴演变

马克思的三大拜物教批判话语的逻辑递升基于商品、货币、资本经济范畴的演变。他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述了商品、货币、资本范畴的演变的历史与逻辑,为我们科学地理解拜物教批判提供了基础。     

“民主”问题三则

在高三《思想政治》“民主”问题教学过程中，部分师生对国体意义上的民主与政体意义上的民主、民主的本质与民主的发展程度、民主原则与民主实践这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关系把握不准。为此，在教学中如何搞清这三个关系，把握它们各自的区别与联系，谈一些个人粗浅之见。一、国体意义上的民主与政体意义上的民主高三《思想政治》中指出：“民主的本质含义指的是一种国家制度，即在一定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可见，民主有国体意义上的民主与政体意义上的民主之分。两者区别表现在…     

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是两种民主形式吗

"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是民主的具体形式。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民"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因此民主一词代表的是"阶级的统治",只在国家制度层面上使用,即政治民主或民主政治。就此而言,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以及其他与民主相关的说法,都是政治民主在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和基本要求。     

论推进人民改协协商民主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中央《意见》）把“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即协商式民主）规范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之一。     

谈我们对民主的错误认识

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政治建设的核心在于民主制度建设。有道是“治民先治官，治国先治吏”，世界各国政治实践表明，要治好官吏，根本之道在于实行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指出，在经济上，社会主义是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在政治上，社会主义是一个“人民民主”，即“权力公有制”的社会。     

大众消费价值取向与我们时代的精神抉择

资本逻辑中的“物”渗透着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自我意识,大众消费价值取向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抽象力量的统治.即“物”的符号隐喻表征了“非神圣形象”控制下的价值追寻和欲望释放,它既具有在“面子”消费观影响下为个体价值正名的“拜物教”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在西方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大众消费价值取向的特殊“幻象”.因此,大众消费价值观的社会重构离不开理性精神的自觉和对当代文化生产的现代性反思.     

社会主义的澄明与图景重塑——基于“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时代，要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点进行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绝对不是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简单连接，而是在一个连续过程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统治体系的整体超越；社会主义建立在消除资本主义剥削和矛盾的基础上，是对“普遍人类之善”的超越，是真正民主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马克思主义”还认为，要实现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就需要探索重建的路径。这包括重新确立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阶级斗争的革命动力、工人阶级同其他社会群体的革命联盟、革命政党、工人同市场的关系等。在此基础上，“政治马克思主义”试图构建政治与经济高度统一、实现真正民主和平等、超越话语政治的革命的和有希望的社会主义。     

“公共空间”形成的社会条件及价值意蕴——基于我国民国早期历史为中心的分析

作为国家和社会关系结构中"公共空间"理论,实质在于揭示政府与民众的政治生活,即社会通过公开的讨论与批判而形成公共舆论,从而强化国家活动的民主色彩,它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力量变化状况及国家政治制度民主性,并赋予公民充分的政治参与权利及保障。中国历史上的民国时期最早进行了民主的政治实践,那么那段历史时期围绕公共事务的治理,是否具备了多主体参与政治和批判的公共场域?本文力图根据公共空间理论,剖析民国早期不同政治势力的历史活动,及有利于公共空间形成的政治条件,得出民国时期的"公共空间"雏形已经初步形成的结论,并揭示它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     

马克思空间生产的社会异化现象批判

马克思作为社会批判"空间转向"的发轫者,其空间生产批判思想是在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社会现象的批判和审思中出场的,并具体批判了资本异化现象、日常生活异化现象和生态异化现象等三种常见的空间生产引起的社会异化现象.在资本异化现象批判上,批判了资本增殖和技术理性主导的空间生产引起的异化现象,号召打破空间生产资本化引起的空间僵化...     

扩大妇女有序参与人大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妇女作为“半边天”，就目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扩大妇女有序参与人大工作，不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符合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要求，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理论进路和中国镜鉴

伴随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资本与“空间定势”的内在关联不断凸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就已率先注意到空间不仅作为一种资本扩张手段被利用，且空间自身已经成为一种可生产剩余价值的稀缺资本，即一方面是资本空间化，另一方面是空间资本化。当代以列斐伏尔、哈维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从空间地理角度，对资本的空间化进行了更加充分的论证，强调空间作为一种“经济资本”有其自身的“商品属性”，同时作为一种“政治资本”通过“权力渗透”属性使资本获取权力价值，较为完整地彰显了资本与空间互动的双重逻辑。对资本、空间双重互动的合理与有效规避，预防资本对城市空间的主宰和城市空间的过度资本化，是新时代我国城市空间建构和发展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     

空间理论视域下“一带一路”建设中非对称风险分析与应对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我国发展立足自身、联动全球的一种空间新格局，是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在区域空间构建上的具体运用。作为促进全球发展合作的中国方案，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非对称风险包括：少数派主导的非对称政治风险，权力、责任不对称引发的非对称经济风险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非对称舆情风险。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认为，“一带一路”是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全球化互惠发展的空间合作。立足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把握结构洞连接三大要素：利益、价值观、人际交往，通过社会空间再造防范和化解上述非对称风险，为“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