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纳税人的权利及救济

税收法律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是纳税人权利,对纳税人权利进行理论分析需要从宪政基础、经济基础以及程序保障方面对纳税人权利体系进行系统地梳理。纳税人权利作为一组权利集合,可以分解为代表性权利、集合性权利以及个体性权利,而这三类层次权利的内涵和外延各有不同,对应着不同的法律救济渠道。而完整的纳税人权利体系应当以个体性权利为基础、以集合性权利为核心、以代表性权利为最终保障,通过完善的救济体系得以实现。     

浅析纳税人权利内容及其理论基础

纳税人权利是税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纳税人权利从法律基础、生存权、要求税务机关履行正当程序的权利、以及救济权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税法权利的逻辑结构——以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为据

基于美国分析法学家W.N.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税法权利不仅是税法规范的价值核心,而且理应成为实证税法学研究的真正起点。税法权利的逻辑结构纵横交错,在横向的维度上,税法权利包括课税权和纳税人权利;在纵向的坐标上,税法权利既有原权利,也有救济权。课税权包含数项具体权能。纳税人权利广义上包括自然权利和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狭义上仅指后者。"有权利就有救济",救济权的前提是原权利遭受不法侵害,救济权是原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救济权的逻辑结构体现为"要求——义务"的法律关系。     

论我国纳税争议司法救济机制

2015年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88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我国纳税争议的司法救济机制.根据该救济机制,若纳税人想寻求权利救济必须受"双重前置"规则的限制——"清偿前置"和"复议前置".该规则对于维护国家财政税收、减缓法院的诉讼压力有着重要作用;但就权利保障而言却阻碍了纳税人积极、自由的寻求权利救济.因此,在对"双重前置"规则存在的问题及可行性进行分析之基础上,可采取确立权利保护和税收法定原则、改革税务复议机关,增设独立的税务复议委员会以及增强审判专业性,建立税务行政巡回法庭等方式,以重塑我国纳税争议司法救济机制.     

论我国纳税人知情权的保护

2009年11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公告中列举的第一项权利就是纳税人知情权,纳税人知情权是纳税人权利体系的基础,是享有其他纳税人权利的前提,纳税人知情权的实现不仅直接关系到纳税人权利的实现,还关系到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法律关系的界定,而目前我国对纳税人知情权的保障并不完善,真正实现对纳税人知情权的保护需要立法、执法、司法与守法等环节的相互协调。     

关于国际移民背景下我国永久居留制度建设的思考

永久居留制度是出入境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健全的永久居留制度对于服务国家引智引才,便利人才国际流动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与当前国际通行制度相比,我国的永久居留制度在法律体系、法律规定和权利救济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滞后性,阻碍了作用的发挥。因此,建立起以移民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以及完善相关的权利救济和保障措施,进而推动构建起体系完备、作用明显、高效便捷的永久居留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法治政府与公民权利保障

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政府是新时期的重要目标。法治政府的核心就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权利,因为政府产生的基础、政府行为的界限与政府权力的目的从根本上讲都是公民权利。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机制包括立法机制、司法机制与执法机制。立法机制就是要合理配置权力并完善权利体系,司法机制强调要确立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执法机制则涉及公民权利的消极保障与积极保障以及权利限制两个问题。     

论纳税人知情权及其保护

纳税人知情权是纳税人权利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考量,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政治性权利、个人权、请求权或者人民所行使的税权。纳税人知情权的内容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认识。从一般知情权的角度看,纳税人知情权是人民所普遍享有的知情权;从纳税人的角度看,纳税人知情权仅指对涉税事项的知情权。完善我国纳税人知情权制度主要应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完善法律制度,疏通救济渠道。     

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简论

近年来 ,关于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问题不仅越来越受到诉讼法学界的关注 ,成为讨论的焦点 ,也日趋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而进一步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过程中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是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可以归纳为防御性权利、救济性权利和推定性权利。     

侦查程序增强律师辩护力量的制度措施

刑事审前程序中律师辩护权利规定的不完善已成为法学界的共识。保障辩护律师参与侦查程序,完善其权利,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关注的焦点之一。以现实的视角确立保障程序正义的基本权利与制度,对不同权利的作用进行体系性的定位,并确立相应的权利保障与救济机制,是增强侦查程序辩方力量的关键。     

集合信托产品融资担保法律问题研究简

商业银行开展集合信托产品担保融资业务时,由于法律依据不足,对商业银行债权保障不足,反过来也制约集合信托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论证了集合信托产品在法律上的可担保性,分析了当前以集合信托产品提供担保存在的法律问题和障碍,并对当前集合信托产品担保模式的利弊及法律风险进行了评析比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物权法定”原则缓和适用的基础上构建集合信托产品融资担保法律制度的具体建议。     

集体协商机制中工会法律地位的再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协商劳动关系中，工会应当证明自己确实可以代表员工的利益和愿望。并且其法律主体地位应该具有实然法意义上的严格界定——这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要求，更是实践意义上的需求。因此需要我们对集体协商劳动关系中工会组织的法律地位有一个正确和适当的认识：在最大限度雏护劳动者利益的同时，确立工会正当的法律地位和充分的独立自治权，以保证集体协商机制能兼顾公正和效率，得以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宪政下的公共财政与预算

公共财政已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财政转型的目标定位。宪政下公共财政问题的实质,是公民财产权与政府财政权的互动。公共财政应当体现以保障人权为宗旨,以充分实现财政民主为核心,以财政法治为保障。公共财政是建立在现代政府预算基础之上的财政制度,预算制度是关于民众赞同和监督国家财政活动的法律规范。在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中,我国应坚持财政法定原则,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权利,完善预算法,加强预算监督。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缺陷与对策

集体土地征收中农民权益受损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集体＂的内涵模糊、忽视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国家垄断农地发展权、征地补偿收益分配秩序不明确、＂土地财政＂促使地方政府变相或强行征收集体土地及司法救济途径的缺失等方面。本文从法律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现存土地征收制度对策。     

关于农民工民主权利实现路径的思考

农民工权益保障是一系统工程,合法与合理的劳动经济权益往往需要通过民主权利的有效实现来加以保证。但农民工群体的民主权利常被漠视,尤其缺乏其利益诉求的途径与相应制度保障。制约农民工民主权利实现的障碍因素,主要有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发展理念存在偏差、户籍制度与用工制度的存在双重歧视、不同职工群体存在利益之争以及农民工自身素质与能力相对不足等。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工的民主权利,需要理念突破与制度保证双头并进,并通过职代会、工会、厂务公开等渠道,分层、分类、分步地予以落实。     

妇女法律权益认知模型的建构与应用———基于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陕西省数据的对策性研究

由于传统观念、性别意识、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偏差,妇女法律权益的维护在实践中仍然很难落实.尽管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核心,我国亦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妇女权益法律保障体系,但法制的完备并不能等同于法治的昌明,徒法不足以自行,尤其对于妇女权益保障这一话题而言,司法体系和社会公众对于既有制度的认同和妇女法律权益的认知,从根本上决定了现有法律体系运转的效果.根据这一逻辑,本文构建了妇女法律权益认知模型,并以此模型为工具,以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陕西省数据为基础,分析了目前妇女法律权益维护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方案.     

论劳动者核心权利的刑法保护

在由绝对法调整劳动关系的现代社会中,劳动者的劳动权利的核心权利,是参加工会的权力、集体谈判权力、产业行动权力和民主管理权。该核心权利所受一国法律保护的力度大与小,直接制约劳动者其他权利的行使。因此,劳动者的核心权利,特别需要作为"最后屏障"的刑法加以保护。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见》明确提出农村宅基地要实行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政策。为了更好地保障农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需要尽快创设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体系。在“三权分置”制度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宅基地资格权的主体,但新的宅基地使用权主体不应仅仅限于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新的制度体系下,使用权的主体范围应当不断扩大。本文从我国“三权分置”的历史演变出发,分析了“三权分置”的基本要义及三权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推进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相关建议。     

基层工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策略研究

工资集体协商是今后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建设和谐劳动关系工作中的一出重头戏，因此，在协商代表组合、提案目标拟定及协商的策略与技巧等方面提出较高的要求。也是保障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增强企业员工凝聚力的必要条件。     

试析法律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中的作用

法律是构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中的重要工具,《联合国宪章》中有关集体安全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集体安全体制的成功。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集体安全法即在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第2条第4款)的基础上,对和平的威胁、违反或侵略行为采取行动的强制规范(第7章措施)。在充分吸取国联集体安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联合国宪章》不仅使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政治基础法律化,同时又给予集体安全体制以更多的法律特征。体现各国政治意愿的国家利益与法并非完全矛盾,《联合国宪章》对于武力使用的严格限制正是法维护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国家利益的重要反映,集体安全体制中既有法律规则、也体现了政治现实。尽管现存集体安全体制还存在法规不完善等问题,但实践的发展明确要求法律作用的强化,以推动联合国改革朝着更加规则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