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及门槛效应

文章在明晰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8年黄河流域10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助推作用;具体到各分维度指标,则对动力机制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境保护和福利水平改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与经济稳定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显著,并且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不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另外,门槛效应检验进一步证实,当前环境规制是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制造业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空间相关性,采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误差模型,考察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分析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下,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对于经济情况不同的地区和技术含量不同的产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作用存在差异;此外,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技术创新、互联网普及程度和实体经济水平,进而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15—2018年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各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利用2SLS等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存在门槛效应;从传导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互联网普及程度和实体经济水平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

Azariadis和Drazen(1990)的人力资本门槛外部性理论研究发现,引入人力资本后两部门增长模型存在多重稳态均衡,人力资本积累跨越某一门槛值后经济体进入新的平衡增长路径.然而,现有实证研究多聚焦于人力资本对FDI等单一影响的门槛效应的存在性,在经济增长框架下讨论中国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1996-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估计了人力资本门槛值,并考察了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对物质资本、FDI以及人力资本等要素回报率的综合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的门槛效应确实显著存在,以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的门槛值达到9.75年,人力资本水平超过门槛值后物质资本和FDI回报率均大幅提高.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检验——基于中国241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8年中国241个地级城市的截面数据,就数字经济水平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经济增长、数字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都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出许多新经济业态,如新型电子商务、互联网服务业等,这些新经济业态都在不断地释放新动能,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亦不断涌现,有助于推动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的启示意义是:高水平的数字经济将显著提高各城市群的生产效率,合理规划数字经济有利于充分发挥经济效率、金融服务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从而给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推动其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将重塑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关注数字经济在各不同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差异,并进行有意识地引导和支持,从而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中国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门槛效应研究

卫生支出作为改善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必然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作用。但当卫生支出或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低水平和高水平时,其贡献应当是有显著差异的。基于中国1998-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使用Hansen开发的门槛面板回归方法,得出如下结论：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门槛效应,并且这一门槛效应主要是由于卫生支出自身的变化带来。当人均年卫生支出高于86.49元时,人均卫生支出的产出弹性从0.187 9增长至0.205 5。基于此,下一步的医改措施应当将重点放在进一步加大投入规模上,而不是对医疗保障体制的结构进行调整。     

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影响机制

文章对数字经济影响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探讨,并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影响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效果。结果显示：（1）线性影响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作用效果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区域异质性特征。（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并且二者的中介作用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3）非线性影响分析表明,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先增强而后又有所减弱。与此同时,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持续增强。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与空间效应

文章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构建了经济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了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归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间演进特征和空间集聚特征,分析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成绩斐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各省份经济质量发展水平均有明显的增长,但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差异显著;空间分异明显,呈典型的“地带性”和“梯度性”分布特征;呈现显著的全局正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集聚模式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海拔高度、科技水平、公共物品供给、经济水平、工业化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政府规制没有显著影响;空间效应的影响表现为东部地区最大、东北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再次之、西部地区最小。     

数字经济、创新绩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显示,不论是用差分GMM还是系统GMM估计方法,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东部地区;对中小城市的影响高于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创新绩效提升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发展因素的二部门经济模型,从金融资产规模扩张和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结构优化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和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198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此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能够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金融资产规模越大,城乡金融资源配置越合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速度越快。因此,为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在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作用,必须同时注意金融资产规模扩张和城乡金融结构优化。     

我国城市化发展与FDI的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VAR模型对1979—2008年间我国城市化发展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动态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城市化发展与FDI之间长期协整,存在FDI到城市化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FDI对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有促进效应,影响随时间推移有减弱趋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对FDI有负的效应。     

工业经济增长集聚弹性研究——对中国三大经济圈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群理论正在继梯度转移理论、增长极发展理论后成为主导区域经济发展新型区域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随着其地区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制造业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产业集聚，其制造业集聚程度与地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经济增长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结合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的计量方法对中国三大经济圈的工业增长集聚弹性进行估计并就三大经济圈的增长集聚弹性差异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基于空间计量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采用1997-2013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两个角度实证研究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空间经济影响特征明显,其中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呈空间溢出效应,信息基础设施呈空间竞争效应;信息基础设施的空间经济影响边际效果高于交通、能源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是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率先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呈现先降后升"U"型特征。     

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采用协整和误差纠正模型与方法，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交通运输发展与一些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旅客运输需求与国民收入、乘车费用之间，货物运输与国民经济、燃油价格之间分别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研究认为：中国交通的发展应适当超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研究还发现：“旅游黄金周”的实施并不是促进中国旅客运输需求的显著影响因素。     

信息化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知识生产函数模型框架下,选取2001—2014年中国28个省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信息化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且受到市场化程度的制约而存在双重门限效应;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信息化水平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增强;人均研发资本投入、出口交货值和政府研发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技术引进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宽带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00年至2011年中国宽带渗透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宽带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宽带引入和渗透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2000年到2011年的数据表明,宽带渗透率每增长10% 能带动人均GDP年增长率增加约0.19个百分点。分析表明宽带渗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一定的网络效应,当宽带渗透率达到约10%后,宽带渗透对人均GDP年增长率的贡献率增加。此外,宽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宽带对于东部、中部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而对西部还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西部信息化应用水平与东、中部地区还有较大差距。截止2012年,中国宽带渗透水平以及宽带传输速率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差距,并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具有现实紧迫性。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的实证

文章基于产业结构升级中介视角,以2015—2019年中国31个省份为样本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效应来看,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表现出规律性的区域异质性,促进作用强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从中介效应来看,在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25.17%,即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最强,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弱。     

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分析——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BMA）方法的实证研究

采用贝叶斯模型平均（Bayesian Model Averaging）方法,使用1990-2007年省际数据,对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的有效性和稳健性进行了识别和检验。研究结论表明：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工业化推进速度、对外开放程度、东部区位优势、消费能力和对内开放水平等6个解释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持续和稳健的影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决定因素。城市规模、中部区位优势和初始经济条件等3个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此外,从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边际影响的程度来看,工业化推进速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最强,其次是消费能力变量和对外开放程度变量。     

消费趋势考量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构建一个消费支出与关键影响因子之间的多变量Var模型,基于大跨度时间的视角,观察和研究中国消费支出的关键问题,进而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逻辑着眼于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实证结果显示,人口抚养比在影响消费支出的因子中影响效应最大.我国消费的关键问题更多还是由我国经济自身的经济特征和特定制度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