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印哲学中的“直觉”思维方式

中西印思想史上的直觉思维方式在三地哲学和宗教发展中占有显要的地位。这种思维方式的出现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对事物本来面目或真理的一般性认识具有局限性,试图采用一种不借助感官的认识方式来直接把握或体悟事物的根本或最高真理。尽管这种思维方式并不能完全实现提出者或采用者的最初愿望,但它强调人要正视自身认识能力方面的缺陷并努力完善思维方式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这对于人们努力克服自身看问题或处理问题时的片面性有着积极意义。     

道德直觉:道德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

道德认识作为人类认识的一种基本形式,通过自身特殊的思维方式掌握人与世界的客观伦理关系。道德认识的思维方式有多种,如身心体认、整体综合、主客互渗、道德直觉等等,其中道德直觉是道德认识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 道德直觉作为道德认识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是直觉思维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对直觉的分类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一般而言,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觉或直觉思维是认识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根据以往的认识经验和既有的知识框架,对客观对象的本质进行直接的、整体的、非逻辑的甚至是无意识的把握方式和反映形式。 直觉思维的直接性是指这种思维形式不借助于别的物质的或观念的手段和其他中介环节而直接达到对对象的悟解,这种悟解是洞察式的觉察和观照,它一方面导致对对象的自明性     

论思维方式的主要功能

思维方式是由知识、观念和思维习惯等要素相互作用、有机组成的一种思维结构。这种思维结构对外界的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输入和输出的反馈作用,这就使思维方式具有特定功能,能正确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认识对象的不同范围和性质上看,思维方式的功能主要具有认识功能和行为功能。(一)思维方式的认识功能在主体把握客体的过程中,思维方式具有认识功能。这是由思维方式的结构决定的。     

从《毛诗正义》看汉唐经学的阐释意识——兼与宋明理学阐释相比较

区别于宋明理学重在建构经学义理的此在性认同,汉唐经学阐释是一种还原性认知活动,乃是以“述”的方式来继承经典原旨并实现对传统的当下性转化。在经学阐释范式之下,孔颖达等人自觉地将时代精神融入了“疏不破注”的过程之中,而一种通学阐释意识和文献学视角的介入保证了经学知识的周密与正确;同时,孔颖达着意揭示毛、郑旧注的知识来源,额外追加“其所以然”的理解维度,从而凸显了阐释行为本身,也表明了其对阐释确定性的追求。总之,从阐释和接受的角度看,孔颖达经学融合了知识与价值、传统与时代、官方意识与士人传统等多重诉求,这才是他之所以能够统一经学的根本原因。     

经学思维及对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

经学自汉代形成至今已有 2 0 0 0年的历史 ,虽然“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对经学进行了冲击、批判 ,并从国家的教育体制上废除了尊孔读经的旧式教育模式 ,使经学在制度上终结。但经学特有的思维方式 ,虽经朝代更替 ,形式变化 ,仍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着广泛影响。孔子开启了儒家经学思维的先河 ;在汉代 ,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并正式形成经学思维模式 ,此后 ,经学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派中皆有所表现。因而 ,可以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泛经学思维     

系统认识:悖论及其解释

现代系统本体论研究表明:世界是系统的世界;世界上的任何物体都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着。这就要求我们以一种新的认识形式或思维方式——系统的认识形式或思维方式来认识系统的世界。这种在传统的认识形式和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思维和系统认识,能否真正反映系统所具有的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等复杂的本体特征,达到对系统的系统认识呢?这是许多系统哲学和系统认识论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有些学者(如B·H·     

评两极化思维模式

两极化思维模式是一种消极的、保守的思维方式 ,但是它对人类社会的思维领域和个体的思考方式都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力 ,分析这种思维模式产生的原因 ,它之所以留存的物质基础、认识基础和社会基础 ,以及这种思维模式的先天不足 ,有助于人们排除它的影响力 ,以达到对事物的认识、把握和判断更加客观和全面     

经学范式与文学价值生成——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

目前关于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需要重新认识五个问题。一是经学与文学的根本关联问题,经学价值论发挥着潜在的语境作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古代文人的身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生命世界,从而为解决文学问题提供了范式遵循。二是经学体系下的中国文学思想特质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时代问题意识支配着经学史的嬗变,而实践精神是经学的灵魂,经学关联域中的古代文学是作为介入社会、代言天下的话语实践存在的。三是经学的阐释学意蕴问题,在汉学语境下,阐释即还原,即证实,即解密,而阐释者充当了经典的翻译者角色。在理学语境下,读书即阐释,即工夫,即本体,阐释者面向经典去开辟新的意义世界。特别是理学的“自得”和“公理”话语,包含了理解与阐释之间的关系,表明了阐释的公共行为性质。四是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建构理路问题,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郑樵以乐论《诗》,颠覆了汉儒诗教的立论基础;南宋以来的学者以诗统乐,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五是《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只有在经义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的话题。汉学...     

略论阴阳观念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阴阳是从古至今中国人极为普遍的一种思维观念,它散布在传统文化的诸多层面,是形成中国文化独特风貌的重要元素之一。文化,就其广义而言可分为表里二层,其表是可见可闻的文化形态,其里则是无形的价值观念系统。而在任何一种文化的表里形态之下,往往还有一个更为深在、也更为隐蔽的特定的体验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制约着文化的表象与精神特征。从这三者的关系而言,这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或称思维结构）往往具有一种逻辑起点的意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阴阳"就是这样一种起点式的、独特而深在的思维结构。它从一种原始朴素的思…     

论"摘句"的诗性阐释方式

从诗学解释学的角度看,"摘句"并不像研究者通常所认为的是一种批评方法,而是一种诗性阐释方式.这种阐释方式之所以是诗性的,除了受中国诗性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古代的说诗者和批评家们在面对诗性文本的时候先在地持有的一种与解释对象相匹配的东方民族所特有的诗意的态度和诗性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诗性的思维方式铸就了"摘句"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重要阐释方式的独特理论品貌.     

论晋人对毛诗的认识及其与西晋诗歌创作的关系

在风云激荡的汉魏之交,学术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即古文学取代了今文学。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毛诗开始成为诗经学的主流,但在魏晋时代,士人们很少将其看作一种经学科目,在大多场合下,它被士人们看成一种基础的、普及的文化教本。作为对毛诗经学意义上的阐释的反动,士人们消释了附着于其身的政治功利和道德教化的解说,常从毛诗的文本出发,发掘或发挥其表情达意的功能,并最终发掘出其独立的文学审美功能。在此基础上,他们树立起毛诗作为文学的经典性文本的地位,不但在衡文论诗时以之作为判断诗文高低的标准,而且,在创作中以毛诗为典范加以模仿,这最终使西晋的诗人在诗歌创作领域取得了"文章之中兴"的地位。     

直觉思维的文化意蕴

按照思维规律，人们通常将思维方式分为三种：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与灵感思维（直觉思维的特殊方式）。从其特点与规律来看，逻辑思维是统性的，形象思维是二维的，而灵感思维是三维的。三种思维的关系既是相对的，又是互补的。现代文明意义上的现代思维正是以三种思维的相互统一为基础的。这也是东西方文化互相交融、汇集的结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化交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思维方式与文化模式的存在意义，并试图从各个层面去探讨思维方式与文化模式的关系。这种认识与思考已上升到一种文化的反思。本文便是从哲学…     

写作材料新解

写作是一种非常艰苦的脑力劳动,这种脑力劳动的产物就是以文字符号形态出现的文章或作品。之所以文章和作品通过脑力劳动得以形成,是因为它有写作材料之源。假如没有这个源泉,就不会有人类的写作这种特殊的创造性脑力劳动,当然其文也无从产生。这就是认识写作材料的唯物史观。这是写作界的共识。 那么,我们对写作材料的认识是否到此就完结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长期以来,人们在写作材料的认识问题上还有一种思维定势,严重地防碍着对写作材料的深入思     

当代中国教条思维的主要特征

教条思维是同创造思维相对立的。它是一种离开具体时间空间和条件生搬硬套某种既成结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教条思维还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容易造成人们的错觉,以为它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揭示教条思维的特征,就认识不了教条思维的本质和危害。一、崇拜思维     

天体·人体·经络 --从"以道论之"的思维方式上试论经络发现的奥秘

研究经络的发现,不能仅仅就经络论经络,应该将其放在整个中医文化里来认识.讨论中医文化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医文化,而应将其放在整个中华文化里来认识.以文化之源论中医起源,以中国哲学论中医之术,是本文的研究思路.一种文化背后,隐藏着一种思维方式.中华文化、中医文化产生在同一思维方式之下,这就是"以道论之"或"以一论之"的思维方式.本文的目的,不是在叙述"祖先创造了什么",而是寻找"祖先发明创造时的思维方式".如果优秀的子孙继承了这种思维方式,应在祖先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辉煌.     

“经义”的生成——关于经学阐释学的目标与方法问题

就其意义的建构而言,经学就是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学。经学阐释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因而其具体目标不是指向与人无涉的客观存在,而是指向“义”或“义理”,又称“经义”或“大义”。“经义”即阐释的结果。经学阐释对“经义”的把握主要不是发现的过程而是建构的过程,不同历史语境赋予“经义”以不同的内涵。从“微言大义”到“依经立义”再到“衍义”,随着阐释目标的变化,经学阐释学在方法上也出现了从“曲折成义”到体认、涵泳的转变。对经学阐释学之阐释目的、阐释目标、阐释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可以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建设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     

作为直接性的辩证法——重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

黑格尔的辩证法遭到人们误解的地方正是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方。本文从著名的、也可以说是整个黑格尔哲学之导论与先声的《精神现象学》序言入手，着重于分析其中的“直接性”概念，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给出新的诠释和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首先不单纯是一种思维方式或哲学方法，而且就是实在事物本身的原初结构，具有存在论的意义。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不是一种教条化的三一式结构，或所谓的否定辩证法，更是一种直接性。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大大超越了笛卡尔传统和主体形而上学，然而却又以某种方式回归这一传统。本文的后半部分即试图以当代哲学的思想视阈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其真理观的这一缺陷做出新的阐释与分析。     

哲学的未来·人类的未来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与人类的未来密切相关。西方哲学的"科学情结"表现为一种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的必然性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向后看"的思维方式,人类实际上只有过去而没有未来。因此,有必要从这种"向后看"的思维方式转向"向前看"的思维方式,强调人指向未来的存在论维度,以对未来的领会来指引和改变现实,亦即从必然性的思维方式或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转向可能性的思维方式或自由的思维方式。人们已变得不能忍受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世界,因为可能性也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危险,意味着虚无主义,以至于人们宁愿"逃避自由",接受必然性的、决定论的世界观。然而现实却是,人类已经被逼入到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所以哲学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从必然性的思维方式转向可能性的思维方式,同时又可以避免虚无主义的威胁。而这已成为当今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难题。     

悖论性质新论

思维领域究竟存在几类矛盾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人类思维对思维自身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人们对于思维矛盾的认识,基本上存在两种观念:一种观念认为,在思维领域内只存在逻辑矛盾,不存在任何其它矛盾。因而,一旦人们发现某一思维论证过程或某一理论体系中有矛盾出现,便应设法避免或消除。如西方著名哲学家塔尔斯基指出:“我们知道(可能仅仅由于直觉),一个有矛盾的理论一定包含假命题,而我们是不愿意把一个已被证明是包含有这种假命题的理论看成是可接受的。”意大利哲学家卢乔·科莱蒂认为,“科学只承认那些能称其为     

古今与中西的会通——明清之际启蒙学者思维方式再探

会通,是指对各家学说融会贯通后,进而萌生出新观念的一种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吸取各家之长,对客观对象及其规律性经过比较,深入认识。会通和守一是对峙的,黄宗羲曾以简明的语言揭明了这一点;“夫穷经者,究其理也,世人之穷经,守一先生之言,未尝会通以理,则所穷者一先生之言耳。”(《明儒学案·诸儒学案中六》)关于“守一先生之言”的经学态度,会使人们的思维活动日趋僵化、凝固的状态,是专制主义需要的思维方式。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率相倡导怀疑精神与自得原则,对此作了有力的冲击。现在需要的是对会通作进一步的分析。同一文化体系里有着